浅井对我说：我先走一步。
分手时，他问我：怎么和你联系？我一告诉他我住在纸板房，他就放声笑了起来。
他说要不要借给你一部手机用，我说不用，无家可归的人哪有用手机的，于是他又笑了起来。
他对我说：这样吧，今天晚上，无论多晚，你都要给我打个电话。
我到那里去找你的话，就太惹眼了。
说完这些话后，浅井就消失在地铁的检票口里了。
我望着他夹着纸袋的背影想，他到底会怎样处理望月的事情？这是他自己的事情，他自然有他的办法。
我在沟口站给塔子拨了电话，这次和刚才不一样了。
是你吗？话筒里传来她的应答声。
刚才警察到你那里干什么去了？她叹了口气说：唉，日本的警察呀，真不知道该说他们什么好，是絮叨呢？还是尽职尽责呢？尽职尽责也许就是絮叨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他们为什么到你那里去？跟你当初讲的一样，问我在母亲的房子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我这所房子，也像你说的那样，让他们调查出来了，可能是从学校打听来的。
你今天一天都在干什么？喝酒。
这我知道。
在哪儿喝的？现在你在什么地方？请不要同时问我两个问题。
喝酒是在横滨喝的，现在呢，我也不清楚自己是在横滨还是川崎。
横滨？你一个人在横滨喝酒吗？不是一个人，有伴。
酒友？是黑道上的，就是昨天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人。
到你酒吧给你提忠告的那个神秘人物？就是他。
这个话题等一会儿我们再详细聊。
你还是先说说他们怎么知道你到母亲的住处去过。
昨天晚上我不是说过警察要问我话吗？那时他们已经向我提出了要求，他们想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要去公园，需要寻找线索，希望我能陪着他们检查妈妈的住处。
我当然要拒绝他们。
当时外公也在场，于是就采纳了外公的建议，如果我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主动把情况转告他们。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对于警察来说，外公的建议好像就是什么重要指示一样。
他们没和你一起去检查吗？说是一切都拜托我了，但我到妈妈的公寓后，他们也在附近监视着我，不过还是让我发现了。
窗户边时常有身影闪过，他们还不打招呼就直接闯进屋里，而且还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知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说当然知道，在报纸上看到过。
我还说，报纸的那种写法是不是有点过于残酷了，作为舆论工具，是不是要和警方一起炮制犯罪事实呀。
这就是信息社会的舆论工具呀！你在母亲的住处发现什么线索没有？我发现了许多草稿，都是过去写的，时间久了，纸的颜色都发旧了。
草稿？我吃惊地问道，上面写的什么东西？诗歌。
诗歌？叫诗也行，叫短歌【注】也可以。
【注】日本和歌的一种。
——译者注短歌——谁写的？那还用说，妈妈本人写的，是她的笔迹。
我也很吃惊，从来没听她说过短歌的事。
我握着话筒，思绪万千。
诗歌？难以想象！和我同居的时候，她倒是对我书架上的现代短歌集挺着迷，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本人也有写诗的习惯。
我反复琢磨，她为什么喜欢诗歌？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写的都是什么内容？然而却百思不得其解。
这一切，就我的想象力来说，相距太遥远了。
数量相当多哟！话筒里又传来塔子的声音，有一百来张呢，按平均每张稿纸上五首诗计算，就是五百首呀！五百首————都是什么内容？短歌我看不大懂，归国子女的苦恼情怀之类的吧，相同的隐语不少噢！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根本没有时间。
还有别的东西吗？没有，像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一本也没见到。
我想，她也许有笔记本，但去公园时有可能会随身带着。
就笔记本的事，我问过刑警，据他们说，在公园的遗留物中没有发现。
爆炸现场那些被烧得面目全非的东西，正在分析之中。
我觉得他们也许是在撒谎，就是真的发现了笔记本，也绝不会告诉我或者让我去确认。
是那么回事。
另外，有没有与工作什么有关的便条之类的东西。
妈妈的日常工作管理由她的秘书负责。
今天早晨我给她的事务所打电话问过了，他们对妈妈星期六的安排一无所知。
据说，警察也向他们提过同样的问题。
这都是妈妈的秘书说的，其实这也很正常，看来妈妈对私事和工作分得很清。
我想到塔子的年龄，我真健忘，她已经二十一岁了，这个年龄完全应该具有冷静的判断力了，用不着我启发，该她干的事情她自然会果然地去干。
那么，诗歌的草稿现在在你的手上吗？是的，我全都放在包里带回来了。
警察不知道，因为我没告诉他们。
你想看吗？在回答她这个问题之前，我先问她：你母亲的遗体送回来了吗？送回来了。
她说，今天一大早就交给我们了。
我们接受了警方的建议，直接送到火葬场火化了。
她的身体已经不完整了，我们是在接收遗体的时候才知道的。
由于是爆炸案件，残缺的躯体的部分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恢复原样了。
警察就是这样说的。
怎么能这样对死者的遗属说话呢？你说呢？她的语气很沉稳，但话语中听得出来她仍然愤慨难平。
爆炸中死去的人确实难以恢复原貌，我很清楚。
她好像忘了这点。
即便是她忘了，我也没必要再和她细说。
从道理上讲，警方的建议是正确的。
我想到的这句话并没有说出口。
那么，今晚守夜时只能守着骨灰盒了。
是的，守夜从七点钟开始。
我马上就得去外公家了。
不过，我也许可以找个机会偷偷溜出来。
可别，最好你别那么做！为什么？你的一切异常活动，都会引起警察的怀疑。
那里大概也少不了瞪着眼睛的警察，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
你最好一直守在母亲的身边。
葬礼应该是在明天举行吧？是的。
哦，我忘了说了，告别仪式推迟了，下星期六。
反正也是骨灰了。
因为外公的关系，今晚来的人会很多，所以肯定很忙。
我恐怕得明天早上才能回到这里。
那么，等你回来我们再通电话吧。
可我回去之前想和你联系的话，怎么找你呢？你住在哪里？就在东京都，可是没有电话。
东京都还有没有电话的住所吗？当然有，不过离你生活的世界相距有好几光年的距离呢！可那里是个安静、和平的地方。
无论我问你什么东西，你都不会好好告诉我。
她抱怨了一句，就不言声了，可能在沉思什么吧。
不过，她很快就又说话了：喂，你记住这个电话号码，是外公家我的房间的直拨电话。
如果今天你要和我联络的话，就打这个电话，好吗？守夜仪式结束后，我尽量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把电话号码记下以后，她又开口了：喂，我从刑警那里听说了一些事情，是从刑警那儿刺探来的情报哟，你没有理由不听一听吧？嗯，请问是什么情况？你说过一个小女孩吧？拉小提琴的小女孩。
她是公安科长的女儿，叫宫坂真优。
她才上小学一年级，却已经在新闻社主办的音乐汇演中获得过金奖了，所以人们都说她是天才少女。
噢。
不止这些，还有呢。
据说，她的伤势稳定，没有生命危险了，就是丧失了逆向性记忆，爆炸事件前后的事情全都不记得了，因此警察什么也没问出来。
我真服了塔子了，能从刑警嘴里套出这些东西来，总得有些手腕吧。
刑警是讯问、笔录、分析情况的专家，尽管有时会分析出错误的结论来，但他们毕竟是专家，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把没有公开的情况泄露出去的，哪怕是一点点。
就连新闻记者，也很难从刑警口中掏出一点情报来。
你真了不起！我说，我忘了你还有让别人说实话的本事。
怎么从刑警那里打听来的？是通过大肆宣扬市民的知情权呢？还是把对你有好感的年轻刑警迷昏了头呢？她没有理睬我那一套。
他们平时哪有那么多自觉的公仆意识，自然不会管什么市民的知情权。
我只是跟他们说，善良的市民十分同情爆炸案件的受害者，听说负伤者中还有些小女孩，那些孩子脸上也许会留下疤痕，真可怜，这么小的女孩真不应该遭遇这样的厄运，等等。
听了我这番话后，一位中年刑警禁不住地就讲起有关小女孩的事情来了。
爆炸那一瞬间的情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现场那几个小女孩的身影；年幼的小提琴手的可爱表情。
我还想和那个小女孩聊聊，可是现在，她的周围被罩上了一层又一层的保护网。
给你讲这些情况的刑警是哪位呀？他给我名片了，是警视厅搜查一科科长，叫进藤，警衔是警视正。
科长，可不是个一般人物哟！他完全算得上大人物，可你也不是一般人哟！在打探情况方面，塔子真是有天赋。
再说，这大概与她外公的身份也有关系。
我接着说：另外，冒昧地求你一件事，恐怕有不敬之处。
今天我想悄悄潜入你的公寓，你能允许吗？她并没有吃惊，语气沉稳地问我：你想尽快看到我妈妈的诗稿，是吗？对。
我想在她回去之前看到，我不能等到明天。
短歌这种体裁，有时比日记更能表达人的心之所想。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
好啊，我把诗稿放在屋里，你自己来拿。
就这么办，怎么样？她爽快地说。
你觉得行的话，就这么办。
我回答。
即便警察在监视她的行动，一旦她离开公寓，大概也不会注意那里了。
钥匙怎么办？你能打开房间的门吗？还是我不锁门，把门给你留下？我可不是开锁专家。
我给她讲了个给我留钥匙的办法，她说明白了，接着又加了一句：如果你从妈妈的诗中读懂了什么，请你告诉我。
明白。
我说。
那么，我现在得准备去外公家了，请你尽快和我联系。
说完这句话，塔子挂断了电话。
我走出电话亭时才注意到，有两名高中生模样的女孩正在等着打电话。
她们默默地瞪着我。
我向车站走去时，背后传来她们的声音：呀，这个老家伙真黏糊，一个电话打了那么长时间！电车驶过多摩川，在黄昏的余晖中钻入地下。
我一直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
我浏览了在沟口站买的两份晚报，有关的新闻只有很小一块，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两份报纸都没有提到我的酒吧，有关报道都是些关于遇难者葬礼的消息，大概那些遇难者的司法解剖结束得比优子的早吧。
我在涩谷下车，转乘井之头线。
六点半，正是下班高峰时间，电车中几乎全是工薪族模样的男男女女。
我又在下北泽站下车，换乘小田急线。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许多人在代代木上原站下了车。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人越多的地方，也许就越安全。
我这个人，外表看上去根本不像个公司职员，但在茫茫的人海中就显不出特别扎眼了。
下车后，我在站前又打了个电话。
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打这个电话，也许没有别的意思，仅仅就是为了确认她已经离开公寓了。
塔子说过守夜从七点钟开始，她早就该离开了。
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打电话的行为毫无意义，于是苦笑了一下，准备挂断电话。
就在这时，有人来接电话了。
我一声没吭，对方也沉默未语。
肯定不是塔子！如果是她，肯定会有所反应。
也不会是警察，到了现在这个阶段，警察也不会干这种蠢事。
我的电话另一端的对手保持着沉默，两个人之间形成了无声的对峙，是一种可以听见自己的心跳的沉默。
几秒钟，或几十秒钟，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对方突然挂断了电话。
我迈开脚步走起来，并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脚步。
与昨天一样，我得绕道走，一边走一边下意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
在走进塔子的公寓之前，我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的情况，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人物。
从车站走到公寓，我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尽管我气喘吁吁，还是一口气爬上了三楼。
走廊上没有人，空气中飘来不知从哪家传出来的油炸食品的气味。
我脚步轻轻地走到塔子房间的门前，门的下方有个大邮箱，上面插着一份晚报。
我取出晚报，把手伸进邮箱里面。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摸到。
我曾经告诉塔子把房门钥匙用胶纸粘在邮箱门的后面。
我放回晚报，想了一下，试着转了转房门的把手，门竟然打开了。
我看了看起居室，窗户上窗帘紧闭。
我打开门旁边的开关，灯亮了，地上并没有任何的鞋子。
从这里看不到我昨天晚上坐过的地方。
我脱掉鞋子走进起居室，看见了我昨天放酒杯的那张玻璃茶几。
优子的诗稿应该放在茶几上面，塔子就是这样告诉我的，可是茶几上面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一把钥匙，钥匙上面粘着胶纸。
我打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房间里面有她的床，床上罩着浅褐色床罩。
房间装修得很讲究，摆放着女孩子房间特有的三面镜和几件家具。
我又看了另一个房间，看样子这间和式房间没有使用过，甚至连一件家具都没有。
我又到厕所和浴室看了看，也没有发现什么。
我关掉电灯来到阳台上，同样没有见到人影。
我拿起茶几上的钥匙走出房间，把钥匙插进门里一试，咔嗒一声，门就锁上了。
很明显，有人已经比我早来了一步，将我告诉塔子我要做的事情提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