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微微睁开眼睛，现实世界又模模糊糊地回到我的眼中，微暗的日光灯灯光进入我的眼帘。
我仰着脸躺在地上，一个大蟑螂从我脸边爬过。
我移动视线，看到了挂钟，已经十点多钟了。
现在正是我平常起床的时间，说明至少我体内的生物钟没有紊乱。
我摇摇晃晃地起身，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就像棉花做的一样。
我硬撑着站起来，坐到桌边的椅子上，伸伸胳膊展展腿，小心翼翼地动了动身子，就像检查机器一样，试了试身体的活动机能。
剧烈的疼痛迅速传遍我的全身，万幸的是，尽管伤势不轻，但是好像没有骨折，也没有脱臼；虽然五脏六腑难受不堪，但是似乎功能并未受到损害。
我看了看手掌，它们在颤抖，这正是一天正常开始的象征。
我把威士忌酒瓶拿到身边，拿起玻璃酒杯倒满，一口气喝下。
这时，一阵剧烈的空腹感疼痛般地向我袭来，我这才想起，从昨天早晨起到现在，我什么东西都没吃。
在洗手间小解时，我照了照镜子，纸巾还在我的脸上贴着。
我慢慢地洗着贴着纸巾的脸，纸巾被洗掉的时候，遍布满脸的伤痕就出现在镜子中，眼圈四周乌黑乌黑的。
我在房间里找到太阳镜。
我从二十年前开始养成戴太阳镜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绝对离不开太阳镜。
我走出门，拾起躺在路边的停止营业的标牌，挂在门把手上。
也许，有人此刻正在监视我，但我并没有注意周围。
即便有，又有什么关系？没人想在光天化日之下惹麻烦吧？至少老百姓不会。
况且，他们已经充分完成了警告我的任务。
今天仍然是晴天。
我试着迈步，除了腿肚子感到剧烈的疼痛之外，似乎并没有其他行走的障碍。
我在阳光下缓慢前行，感到疼痛有些缓和。
星期日的靖国大道十分清静，汽车和行人都不多。
阳光应该和昨天上午一样灿烂呀，可我总是觉得有些异样，后来我才醒悟到是我戴着太阳镜的缘故。
我好不容易走到地铁所在的三丁目，在报摊上买了两份晨报，走进一家并不熟悉的牛肉面馆，要了啤酒和一大碗牛肉面。
店员和顾客谁都没有特别注意我，大概像我这副模样的人举目皆是。
我打开报纸，上面印着和昨天晚报一样的大字标题：新宿爆炸案，十八人死亡，四十七人受伤。
周末公园，光天化日下的惨案。
有一个版面刊登了死者的照片、职业和家庭住址，其中只有一人身份不明。
纵向排列的照片中，第一位就是我熟悉的面孔——我见过的那个捂住流到腹部外面的肠子的男子。
他的名字叫佐日升，三十六岁，是一家化学制造公司的职员。
此外，还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就是那个女孩的父亲。
她还是失去了父亲。
他叫宫坂彻，四十八岁，是警视厅警备局公安一科的科长、警衔为警视长。
警视厅？一条标题进入我的视线：死者中有警视厅干部，是激进派犯罪吗？我翻到社会版，没有照片，但刊登了几家医院收治的伤员的分类名。
我把所有名单浏览了一遍，宫坂真优这个名字与另外几个名字一起排列在东阳医科大学的名下。
她的名字后面的说明内容是，痊愈需三周时间；家庭住址与公安科长一样：横滨市绿区。
我又要了一瓶啤酒。
十月份喝啤酒确实有点凉了，我一口气喝下一杯。
报纸上说三周即可痊愈，那么，愈后就应该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当然，精神上的伤害不能计算在内。
她失去了父亲，她的小提琴家梦想也许会因此受到影响。
我想起自己失去双亲时的事情，那时我比她现在大两岁，父母在半年中相继因病去世。
我只记得这些，其他的事情什么也没有记住，连他们的相貌都没有记住。
我想，她在以后什么时候也会忘掉吧。
我把报纸翻回到第一版，开始阅读有关报道。
昨天下午，警视厅在新宿警察署设立了刑事和公安两部门共同组成的新宿中央公园爆炸案特别搜查本部，开始正式调查此案。
搜查本部在全力寻找目击者的同时，正在抓紧分析爆炸物。
死者中包括警视厅的干部宫坂彻，使警视厅受到巨大的震动。
搜查本部在当日下午五点钟举行的记者见面会上透露，已经询问了一百多名目击者。
根据目前的报道，在被人们称为尼亚加拉的人工瀑布附近，有人放了一个灰色的大旅行包。
有十多个目击者称见到过这个旅行包。
一位住在附近宾馆里的美国商人也确认，早晨七点钟左右他跑步的时候也曾见过这个旅行包。
那里的水泥地面上也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五十公分的大坑。
根据爆炸物在该地点长时间放置这一点，搜查本部判定这是一起故意爆炸案。
分析中，从警视厅干部遇难为出发点，认为爆炸案是激进派干的意见占上风。
然而，还不能把作案目标缩小到仅仅是为了袭击或恐吓警视厅干部，因为犯罪目的若是要袭击特定的个人的话，那就应该把个人的住所作为袭击对象，而从爆炸物的放置状况来看，这种推论有些勉强。
另外，因为当时东京地方检察院特别本部正在调查与大型建筑公司有关联的一系列疑案，所以有一部分人认为，此次爆炸案的目标是袭击地铁建筑工地的设施。
但是，特别本部的调查并未涉及到承包这一工区的联合企业体（JV）建设五社，所以，以地铁工地为犯罪目标也缺乏充分的理由。
再进一步说，以地铁工地为目标的话，附近有更理想的放置爆炸物的场所，所以、搜查本部否定了这种推测。
综合上述情况，搜查本部决定以搞恐怖活动和袭击警视厅干部宫坂彻两个方面为突破方向展开调查，首先必须全力寻找现场遗留物，判明爆炸物引爆方式是用定时装置还是用遥控装置非常关键。
在过去国内发生的恐怖事件中，还没有遥控引爆的先例。
目前，警视厅科研所正在进行爆炸物的分析工作，同时，警方也在向民间的炸药制造企业咨询有关情况。
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估计此次使用的爆炸物不是激进派过去通常制造、使用的氯酸盐炸药。
根据专家的意见，从现场的破坏状况分析，如果使用甘油炸药的话，起码得用四十公斤以上。
我用了一个小时，仔细阅读完所有相关报道。
接着，又看了另一张报纸，新闻内容基本相同，有这样一些标题：《悠闲周末毁于一旦，愚蠢暴行激起众怒》、《警视总监破例发表声明，要求全力检举罪犯》、《令警官头痛的爆炸案搜查，遗留物几乎全部消失》。
正如标题所表达的一样，估计目前还没有发现雷管或起爆装置。
在社会版上，宫坂彻这位警视厅的公安科长成为焦点人物。
从他的经历看，他是一步步晋升起来的优秀警官。
报道以认识他的人的评价为主体，尽管有不少是礼仪性的客气话，但对他的总体评价并不坏。
他待人态度和蔼，让人感觉不到身上存在警察的官僚作风，举止很有礼貌，基本与在公园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同。
他是个与女儿相依为命的父亲，几年前他妻子去世后，就经常见到他们父女俩一起散步，一起外出。
邻居的主妇这样说，没有想到他是个警察。
确实，很难想象一个系着螺纹呢领带的警察官僚的形象。
但是，目前尚不清楚他为什么出现在新宿中央公园，负伤的女儿说过什么话也没有报道。
新闻报道中没有提到我见过的那个棕发传教士，也没有对医院收治的重伤员的采访。
社会版的内容主要由对死者遗属、少数轻伤员和现场目击者的采访所组成。
另外，还有对在东京都四十五层楼高的瞭望塔的游客的采访，瞭望塔高二百零二米，按说能够俯瞰整个公园，但是，据说由于地面震动产生的剧烈晃动，游客们以为是发生了地震，全都恐慌不已，等到面向公园一侧的一群游客发现下面的情况，已经是几分钟以后的事情了。
对面一家高层餐厅的情形也是一样。
我把两份报纸的相关报道全部看完，得知事发的主要场所已经布满围栏，这是警方的习惯，也是顺理成章的处理方式。
可能还有不少其他目前禁止报道的内幕情况，因为报纸版面尚有空间，显得内容稀松。
目前当局的新闻管理坚如磐石，过去发生这种刑事案件，报道先行的例子也寥寥无几。
我陷入思索之中，过了一会儿，发现店员似乎开始注意我了，一大碗牛肉面也已经吃掉一半，于是我拿起报纸，起身离席。
我走了一阵儿，回到自己的酒吧。
我打开店门，发现被我关掉的灯光又亮了起来。
有人在等我。
客人坐在吧台边的椅子上，吸着香烟，看见我站起身来。
这个人看上去身高与我的一米七五差不多，但体重恐怕连我的一半都不够，身材十分单薄。
开始我还以为是个少年呢，原来却是个女孩子。
她二十来岁，留个短发型，这个季节仍然穿一件圆领低开胸衬衣，下身穿一条黑裤子。
我想，大概是我忘了给店门上锁。
本来我就没有养成锁门的习惯，再说，店里又没有什么可偷的东西。
她看到我，马上就说了一句：你受伤了吗？我们在哪儿见过面吗？我问。
她不是酒吧的客人，至少以前没有来过。
嗯，我们是初次见面。
她说，你受伤了吗？你看出来了？当然看出来了。
谁会看不出来？一张脸像烂苹果一样。
打架了吗？她抱着胳膊，双眼紧盯着我，慢慢地大口吞吐着香烟的烟雾。
成团的烟雾，缭绕地笼罩住我，虽然她身体单薄，肺活量却不小。
你是菊池先生吗？菊池俊彦。
当然，你现在可能叫岛村圭介。
我目不转睛，盯着这位年轻女子——二十年来第一个叫我原名的人。
我说你这位小姐，光是提问，也请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是谁呀？我叫松下塔子。
我伸出手去：身份证。
嗯？你对客人也总是这样吗？现在不是在‘停止营业’中吗？你不是客人，是侵入者。
你倒是挺谨慎啊！看你这模样，显得傻乎乎的。
我苦笑一声。
她注视着我，也笑了，顺从地从包中拿出一张纸片，放在我伸出去的手掌上。
那是上智大学的学生证，名字正是她刚才讲的，家庭住址是涩谷的上原，一九七二年一月出生，今年二十一岁。
我把学生证还给她，对她说：也许你把我弄错成什么人了吧？我没有认错人。
看你现在这张笑脸就十分清楚，纯粹是飘泊不定者特有的笑容。
我妈妈描绘过，她说得完全正确。
你这张飘泊者的笑脸，比我妈妈形容的还绰绰有余。
你母亲？园堂优子。
我说的当然是原名。
园堂，是公园的园，殿堂的堂。
你还记得她吗？我再一次默不作声地盯着她看，她撅起嘴巴。
不要那样盯着我看嘛！被男人盯几眼倒没什么，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可是，被你这种感情迟钝的人盯着看，我真想痛打你一顿！你母亲，我当然记得。
我说。
不是当然吧？能把一起生活过的女人忘掉，也不简单呀。
要么就是你的夫人太多，数都数不清了。
不是你说的那么回事。
我和女人共同生活的经验只有一次。
她在手边的烟缸中捻灭香烟，细细的手指在抽短的香烟过滤嘴连接处一折，香烟成了两段。
我母亲和你在一起只生活了三个月，对吗？是的，仅仅三个月。
请你摘下太阳镜！为什么？我想看看你受伤的情况。
没什么，不用管它，很快就会好的。
我已经习惯了，就像你已经习惯被男人盯着看一样。
哼。
她嘟嚷着，在这样的大都市里，我觉得像你这样野蛮的人应该都灭绝了。
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大都市里，所以才能生存下来。
你看看蟑螂，就明白了。
妈妈说你的身体特别强健。
依我看，和你的头脑相比，身体强健和嘴巴硬确实算是长处。
我也是这样看。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妈妈告诉我的。
刹那间，我语塞了。
优子知道这个地方……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出话来。
你母亲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据说是开车路过靖国大道时偶然看见了你，于是就停下车来跟踪你，看见你进了这里，记住了‘吾兵卫’的招牌，并等了一会儿，有客人来时，向客人说出你的相貌和打扮，打听出你在这里当招待。
我叹了口气，就像某些癌症患者一样，周围的人都知道他已经患病，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唉，真是奇怪的母女俩，母亲竟然把自己过去情人的事情讲给女儿听。
你母亲现在怎么样？在你拿着的报纸上就有报道。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报纸上刊登的爆炸案负伤者一栏。
那个名字，在昨天的电视屏幕上也见到过，四十四岁。
松下……松下优子？就是她吗？她吃惊地回头看着我。
是呀。
你把负伤者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吗？只记得重伤员部分。
她的伤情如何？已经去世了，今天早上。
我沉默无语，屋内鸦雀无声，外面刮着的风也突然停止了，四周是如此寂静。
我觉得房间里的温度似乎也降低了。
我原以为自己对死人的事情已经无动于衷，其实那不过是我过去的错觉而已。
我在吧台里面转了一圈，拿起威士忌酒瓶，往玻璃酒杯中倒酒的时候，酒瓶抖动着，碰到酒杯的杯口，发出丁丁当当的声音。
我喝了一口威士忌，感觉到一种与平常不同的味道，就像喝的是别的什么东西一样，威士忌带着一股铁锈味道沉到腹中。
我再一次举起酒杯，杯中已空空如也。
她观察般地凝视着我，过了一会儿才开口。
你的手发抖，不是因为听到这个消息的原因吧？不是，是老毛病。
酒精中毒？难受吗？我想，昨天我就回答过同样的问题。
我向杯中倒了第二杯威士忌。
就那么回事。
你表现得相当沉着嘛。
母亲去世已经六个小时了，我想有必要和你谈谈守夜和告别仪式的事情。
这是必须要办的事情，我明白，这是让人们对死者进行悼念的一种习俗。
我垂下眼睑，沉默地望着酒杯。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她的声音。
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多次听她讲过。
你是个飘泊不定的人，据说遭受过精神打击的人都属于弱者型，尽管1971年的事情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你还是在到处逃避。
请你等等！我抬起头说，你母亲刚刚去世，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来？问得好！她说，我要把妈妈的死讯告诉你，告诉你这个飘泊不定的男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觉得必须这样做。
仅此而已？还有，我想知道你们的事情。
我想也是这样，但是恐怕没有时间了。
说实话，我正打算立即离开这里，因为警察就要找我来了，如果早的话，今天就会来。
是公安委员会的人吗？不，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事情了。
在从车站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考虑这件事情。
读了晨报之后，我知道事情又有了新的变化，死亡人数达十八人。
不，现在已经十九人了。
其中一名死者还是警视厅的职业警察，已经是涉及到警察组织的案件了。
浅井说过，警方正在尽最大努力破案。
既然黑社会都来找我了，相信四科也会注意到我，再一查对指纹，弄清我和菊池俊彦的内在关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且绝对用不了多长时间。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园堂优子知道我的事情，有一个人知道，也就意味着可能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这并不是确实与否的问题，而是我多年生活体验到的铁定的规律。
实际上，眼前这位姑娘——优子的女儿不就知道了吗？为什么警察就要找你呢？你与那件事情有关吗？问得好！我说，案发时我就在现场附近。
我不过是一个人在晒太阳，但我在那里留下了指纹。
现在我没时间对你详细讲了，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干什么事了？请你不要操心，没有必要让你知道。
假如你知道的话，就有可能会给你惹麻烦。
在这方面我是专家。
在寻找隐匿处所方面，你大概算是专家吧。
我承认你说得对。
确实，我没有什么话可以反驳她。
她伸手要拿吧台上的便笺。
不要写！我坚决制止她。
她有点不解地看着我。
我不希望你留下任何痕迹，请用嘴说。
我记住了她告诉我的电话号码后问：你进入这里后碰过哪些地方？你是指可能留下指纹？我点点头。
如果清除指纹的话，不用多说，一切会显得不很自然，但总比留下她的指纹要好。
警察肯定要把这里的指纹全部采样，他们绝对想不到园堂优子的女儿会来这里做客。
有必要消除指纹什么的吗？公安委员会了解我的一切，也知道我和你母亲的关系。
我要排除一切可能引起多余疑问的因素。
从爆炸案的规模考虑，警方有可能要提取这里的所有指纹。
酒精除了人们熟知的作用之外，在消除指纹时也能派上用场。
我蘸着酒默默地把她指出的地方全部擦了一遍：吧台的边沿，椅子的靠背，电灯的开关……她又指了指我房间门上的门把手。
我吃惊地望着她问：你连我的房间都窥视了？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恐怕地狱也会比它好几分。
我摇了摇头，擦了擦门把手，最后把烟头放进袋子，冲洗了烟缸，然后告诉她清除工作结束了。
你不回医院，你母亲那里行吗？妈妈的遗体正在进行司法解剖，可能到明天上午才能送回医院。
实际上外公想阻挠解剖，可是没用，尽管很多人知道外公是谁。
是的，园堂雅卫，原来在大藏省当官，曾经在几任通产大臣手下工作，现在身为长老级的众议院议员，在社会上知名度很高。
我知道他家在松涛，和他女儿住的上原很近。
连这样有权力的父亲出来干预都不起作用，可见警方介入调查的力度。
我想知道她的伤情，都伤到什么地方了？内脏破裂，两腿被炸断。
她用一种事务性的口吻介绍说，今天早晨，本想再次为她做手术，但是她的身体支持不住了。
她注视着我，突然，泪水充盈她的眼眶，越积越多，终于涌出，流到脸颊上，无声地顺着脸颊笔直地往下流。
我默默看着她。
园堂优子也曾这样在我面前哭泣过，只有一次。
我呆呆地回忆着那些往事。
不一会儿，她又注视着我，恢复了沉着的声音。
为什么？为什么妈妈这么倒霉？到底是为什么？请你告诉我！我回答说：我也想知道。
你今天能抽出点时间吗？我问。
什么时候？如果能的话，天黑以后。
她点了点头，就像电影画面切换镜头一样，泪水的痕迹消失了。
也许，迅速摆脱失态算是她的一大本事。
她掏出香烟，用高级打火机点燃。
可以呀。
她说，反正守夜是明天的事，来吊唁的客人与我也都没有多大关系，我想外公的秘书会招呼他们的。
除了吊唁的客人之外，还要和警察打交道，光靠秘书不行。
她歪着头说：可是，昨天夜里，刑警在医院已经问了不少问题呀。
尽管妈妈处于濒危状态，他们还是问了，尽是为什么去公园呀，与什么人有约呀，知不知道其他死亡者叫什么名字之类的问题。
妈妈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大概她就是不知道吧。
最后问我们最后见面是什么时候。
外公当时并不在场，当然，即便他在，警察也会问这些问题。
我也被他们絮絮叨叨地盘问一番，不过，也许是考虑到外公的现职议员的身份，措辞还是比较谨慎的。
你是怎么回答的？什么都不知道，仅此而已。
不用嘱咐，我是不会说出你来的。
刚才你说，你们最后一次见面，难道你们没在一起生活吗？是的，妈妈单独一人住在青山。
警察会到我的住处来吗？当然会来，这是他们的工作。
说句公道话，他们都十分优秀，又很敬业。
你母亲现在已经不是负伤者，而是被害者了。
再说，警察早就知道她和我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很快就会想起这件事来。
尽管他们为调查爆炸案件己经讯问了几百个人，但她应该是他们最感兴趣的被害者之一。
特别是你们家那么引人注目，你又是和母亲最亲近的人，况且对警方来说，接近你总比接近身为现职国会议员的你外公要方便得多。
她想了一会儿说：如果方便的话，你到我公寓来，行吗？不行，警察很快就会来的。
嗯，他们不知道那里。
昨天倒是问我住在哪里了，我告诉他们的是外公家的地址，所以，他们现在并不知道我的公寓。
我考虑片刻，在寻找风险系数最小的方法。
如果按照她说的办法去做，今天一天问题不大。
此外，也没有什么毫无危险的办法。
我明白了，七点钟去拜访你，可以吗？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你总算同意了。
看样子，我得先买好威士忌吧？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了，不会犯病了。
我实在地说，不过，那是你走出这家酒吧以后的事情。
接着，我向她说明走出酒吧后应该怎样办。
她一边吐着烟雾，一边叹气说：非得要那么办吗？看上去是不是有点愚蠢？看上去愚蠢？我可不愿意干蠢事。
现在有人注意到这里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人跟踪我。
我是个粗心、散漫的人，过惯了这种生活，现在这里很有可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也许我是多疑，但我绝对不是多虑。
我现在只能向你解释这么多，换句话说，我只抓住了这么几个要点。
跟踪你的人是刑警吗？如果是刑警的话，我现在就该被抓走了。
他们可以随便捏造一个借口。
明白了。
她说，看来我该尽快离开这里了。
我点了点头，她抓着门把手转动着问：买什么牌子的威士忌好呢？牌子无所谓，只要里面有酒精就行。
她的脸上又现出微笑，露出就像知道有男人在盯着她看一样的表情。
她把香烟叼在嘴上，头都没回，走出酒吧，真的像我教她的那样。
我等了一刻钟。
在这十五分钟里，我用葡萄酒杯慢慢地喝着威士忌，看着手掌，手掌仍然在颤抖。
我回忆着优子的往事，她的脸庞模模糊糊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隐时现，那是她二十年前的面庞。
我摇了摇头，走进房间，穿上久没有穿过的大衣，戴上手表，然后把销售款全部装进衣袋，又把没有开封的酒装进一个纸袋抱起纸袋，最后用抹布擦了擦店门的门把手。
我离开酒吧时的时间是一点多钟。
因为再回这里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我把门上了锁。
我没有向四周张望，径直向三丁目走去，进入地铁站的剪票口，乘上刚刚进站的去新宿的地铁。
在列车就要关门的一瞬间，我扒开车门跳下车，跳上向反方向开去的丸之内线。
我在池袋下了车，走进地铁站西口的商店。
星期天的商店里人很多，显得很拥挤。
我乘自动电梯上到六楼，又快步转移到计划好的反向电梯。
降向一楼的电梯上剩下的几个人，看上去都像是前来购物的顾客。
我从另一条通道走出商店，乘上经过上野的山手线。
我在东京站下车，在车站的自动取款机上取出所有存款。
存款共十二万五千日元，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
我在繁华的街道上溜达了一会儿，消磨着时间。
我想喝点威士忌，但是忍住了。
我又一次乘上丸之内线，这次是在赤坂见附的站台下的车。
通向半藏门线的永田町道路上行人稀少，我第一次回头看看身后，三位中年妇女、几位穿制服提皮包的男人和一群中学生模样的人进入我的视线。
我乘半藏门线到表参道。
也许，根本没有必要这么麻烦，但在不知不觉中，二十多年前的习惯又在我的身上复苏了。
走到车站后，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虽然我对能查到电话号码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没想到从查号台很容易地就查到了。
我按完这个电话号码后，一个并不礼貌的男声答话。
兴和商事。
浅井先生在吗？你是谁？岛村。
社长现在不在。
什么时候回来？哦，我也不知道。
那么，请找一下经常和浅井在一起的那位年轻人，就是经常穿着漂亮的蓝西装的那个年轻人，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蓝西装？望月君吗？我投出的球好像没有白投，或许他总是穿着那身西装吧。
是的，就是望月。
我说。
你是说你叫岛村吧？是哪里的岛村呀了你一说是吾兵卫的岛村，他就知道了。
我找他有重要事情。
听上去可能是无绳电话在移动，因为声音的流量有了变化，隐约传来嘈杂声，先是听见一个在说，给我十条。
接着又听见另一个人说，出局。
过一会儿，我听见了蓝西装的声音，他正在大声喊叫，好像是说，拿到我这里来！接着，他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到我的耳中，是昨天那个酒吧招待吗？是的，我有话要跟浅井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你就这样对客人直呼其名吗？已经不是客人了，酒吧今天关闭了。
叫望月的年轻人沉默了片刻，当他再次说话时，口气变成了刺探性的。
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如果你不在店里的话，请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你没有办法与我联络，六点钟左右，我再打电话给你们。
如果我被抓走的话，请你转告浅井。
我把话筒放下，一边听着不要忘记取走电话卡的提示音，一边想着另一个电话号码。
我插入电话卡，按下一〇四。
电话一接通，又是一个粗鲁的男声。
或许星期日还在工作的男人们注定都会变得这么粗暴？喂，这里是《太阳周刊》编辑部。
我找总编辑森先生。
对不起，你是……？我叫岛村。
电话里传来让我等待的声音。
在我还是吾兵卫的客人的时候，森就是我的熟人，现在他仍然是这家酒吧的常客。
通常他都是星期二晚上来，有时星期一深夜也来。
《太阳周刊》的发行日是星期四。
他是我用不着使用接待语言的客人之一。
听筒里传来森的声音：是岛村吗？真稀罕呐，有什么事情吗？你现在很忙吗？哦，都是因为新宿那桩爆炸案呀。
为了报道这个案件，我们干了通宵。
你有什么事吗？爆炸案当天之后又有什么消息吗？噢，有点。
今天，马上就要在新宿警察署开记者见面会，警方到底会发布什么新闻，还得等一等。
《太阳周刊》也要去人吗？森笑了，《太阳周刊》很畅销，你想过是什么原因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加入记者俱乐部呀。
为什么呢？如果光是刊登官方发布的情况，要看新闻的人谁还会买《太阳周刊》呀！可是，基本的情况还是需要了解的吧？共同采访的大路货，一带而过就足够了，我们靠独家的深度报道取胜。
怎么？关于那桩爆炸案，你想知道些什么？不，我对那件事没有兴趣。
实话跟你说吧，我遇到点麻烦，和黑道上有了点纠葛。
你了解组与组之间的关系吗？我在那方面是外行，但有个人很熟悉，是个自由撰稿人，他现在正好在这里，你直接和他聊聊行吗？我说，如果行的话，当然可以。
我与森之间说话很简洁，也许是不想浪费时间吧。
喂，松田！我听见森叫人的喊声。
到底是熟悉的朋友啊，我想知道什么事，好像他都会告诉我。
你好，我是松田裕一。
一个很有礼貌的声音用全名和我打招呼。
我叫岛村，听说松田先生对暴力团之间的关系十分了解……不，说不上十分了解。
你有什么事吗？我想知道某个组的情况。
哪里的？新宿的兴和商事。
哦，那我知道，是个新生团伙，办公地点在歌舞伎街，早在去年《暴力团对策法》实施之前就改换成股份公司了，很有眼光呀。
组长，或者说董事长，叫浅井，人很精明，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口碑不错。
商事的业务范围是破产清算和债权回收，作为经济流氓，这没有什么稀奇的。
据说浅井对法规和经济十分精通，商事的经营方式也很独特，干得相当好。
还有一种说法，浅井的雄辩水平超过一般的律师。
您知道浅井以前的经历吗？过去在成州联合的江口组干过。
也许你听说过，成州联合是《暴力团对策法》广义范围上认定的暴力团团伙。
那么说，兴和商事是江口组的分支企业了？不，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一个比较奇怪的情况。
他过去在江口组崭露头角，却因为某种纠纷自立门户了，好像和江口组断绝了关系。
这在他们那个圈子里是比较少见的。
我想起电话中听到的出局之类的对话，那是兑换现金的黑话，十条是一万日元。
好像兴和商事开了一家扑克游戏店。
是的，店铺在办公室隔壁。
不过，那家店看上去是一家娱乐性质的店，歌舞伎街有几十家类似的店，就像蚊子一样多，警察没有逐家严查。
今后情况也许就不同了。
为什么？他思忖片刻后问：对不起，可以问岛村先生从事什么职业吗？开酒吧，我的酒吧可是手续完备哟，森先生是常客。
因此，我弄不清楚……松田笑了：怎么惹着兴和商事了？是的。
哦，好吧。
他说，浅井有可能被逮捕，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了。
为什么？请你绝对不要对别人讲，除了我以外还没有人掌握这个情报呢。
松田压低声音说，即便我了解情况，但在正式公布之前我也不能写，有关中央公园的话题很引人注目，所以谁都不想得罪警方。
实际上，樱田门的搜查二科已经采取行动了。
据说，赤坂警察署已经发现，一家在其管辖范围的赌博性质的游戏厅，曾经向负责防范工作的巡查部长级别的警察行贿，以套取情报。
现在，新宿警察署和樱田门有可能在情报外泄之前下手，各自在所辖区域搜捕；赤坂警察署也摆出一副罕见的架式，要利用这个空当先将有关嫌疑对象抓捕归案。
新宿警察署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几家游戏厅吧？是的，因为目标在于中央公园案件，这样做既有利又有弊，如果这办法行不通的话，要不要继续下去？因为时间有限，所以要选准时机，估计搜捕行动要在一星期后开始。
原来如此呀！我说，你真能算得上《太阳周刊》的高参啊！话筒中传来他的笑声：不愧为是开酒吧的，真会说话。
如果你在聊天中听到什么有趣的话题，请通知我，好吗？一定。
我说完后，向他道谢，并请他转达对森先生的问候，然后挂断电话。
走出电话亭，冷风吹面。
我从表参道向原宿走去，早晨开始的疼痛已经减轻不少。
走了二十分钟左右，我进了代代木公园，一看手表，是四点半钟。
我躺到草地上，看看手掌，颤抖已经被抑制住，通过手指的空隙可以看见太阳。
阳光已经不再强烈，太阳正在西沉。
我打开威士忌酒瓶的瓶盖，倒了一杯，没有洒出来。
星期日出入公园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注意我。
我开始喝威士忌。
很难说我这个人兴趣广泛，我只知道这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我的一切都与昨天一样，只不过今天换了个地方。
我在思考那些事情。
一件是，我失去了可以回归的处所，但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酒精中毒症患者失去家和流氓打手失去小拇指一样，概率都不低，就像水在流淌一样，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
另一件是，我知道了园堂优子的消息，但在我得到她的消息的时候，她却已经遇难了。
在这二十多年里，我离她最近的距离就是在昨天那个公园里，也许当时我在硝烟中见到了她，或者她的一部分，甚至我也听到了她的声音，当时我一边闻着流淌的血发出的血腥味一边往前走着。
昨天的景象又重现在我的眼前，但我却不能在其中分辨出优子的身影，也听不出她的声音。
经过二十多年的岁月磨砺，她的变化大概很大吧！我好像回想起她当时的面部表情，似乎并不美好。
我呆呆地望着西下的夕阳，它正在一点一点地改变着颜色。
太阳落山了，天逐渐黑了。
我仍然在那里发呆，等我发觉身边只剩下成对的情侣时，空气也完全变冷了。
我看了看手表，六点多钟了。
我站起身来，好不容易才迈开脚步，从公园向山手大道走去。
穿过山手大道，上原就不远了。
路上，我走进电话亭，拨通电话，我还没有自报姓名，对方就说：哟，酒精中毒的家伙吗？终于关店门了？那是浅井的声音。
我说：你的忠告是正确的。
我已经知道了。
你知道了？对。
没想到大企业的动作这么快。
不过，你不是也让他们难堪了吗？看来你有拳击手的底子呀，据说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胳膊断了。
是听江口组的什么人说的吗？沉默，电话里什么声音也没有。
浅井的声音过一会儿才传过来，听上去像是遇见了什么开心事。
原来你知道江口组呀！你不是说过吗？中小企业要生存，必须要信息灵通，像我这样的个体户，更得重视信息呀。
嗯。
他嘟嚷着说，确实像我估计的一样，你这个人不简单呀。
我只是个酒精中毒症患者。
哦，有个事我想打听一下。
什么事？你认识的江口组的人在说什么事的时候提到我的？告诉你这些，我有什么好处吗？没有，什么也没有。
他笑了：唉，你这个人呀！我们圈内有个原则，得一还一，得十还十。
这个原则自古以来就有，叫做仁义。
和游戏机玩扑克时不遵照这个原则吧？浅井再次轻声笑了：你的嗅觉真灵敏呀，竟然在打电话时听出我手下的年轻人在干什么。
我曾经和店里的客人去过一次游戏厅，我输掉一天的营业额，他却输掉了三个月的生活费。
常有这种事，暂且不提这些。
不过，你问的问题属于我很难回答的一类。
但是，昨天你会送我忠告。
我这个人变化无常。
昨天也许是因为你的热狗，那简直是表演性的工作。
我喜欢表演性的工作，再说，我也不是每天都变化无常呀。
我想了一会儿说：明白了，那我再想别的办法吧！什么办法？看来你很难说话，但望月这样的小喽啰也许会和我合作。
噢，你这样说话可不好听，我讨厌用贬义词说话，诸如小喽啰之类的。
是吗？是我不好。
我说，那么，我就叫他‘小跑腿的’吧。
反正我得想办法弄清我的问题。
随你便。
我可以给你个忠告吗？如果你是我，也会说‘请吧’，什么忠告？我觉得你最好暂时也把游戏厅关了。
又是一阵沉默。
浅井过一会儿说：为什么？我不能说，有约在先。
再一次沉默。
受赤坂事件的牵连吗？我没有回答。
好吧，岛村。
浅井的语气有了些变化，你这些材料早就该用，我也得到了一些情报。
你为什么不拿这个情报跟我做交易？我不知道你们圈内的规则，但我记得，昨天晚上你曾经好心给过我忠告。
又沉默了一会儿。
你现在在哪里？东京都的某个地方。
今天你不回酒吧了吧？不回，你为什么对这感兴趣？我想见你一面。
现在我可没有那个心情。
明天你在哪里？为什么这样问？要抓我的话柄吗？如果我说，不想回答你这个问题的话……经过短暂思考后，我说：明白了。
明天，中午我和你联系。
他告诉我一串数字后，对我说：这是我的手机，如果找我，就打手机。
我回答说知道了，然后挂断电话。
我出了电话亭，步入井之头大道，马上就感觉到十月的风已经变得十分寒冷，刺骨的寒风刮得大衣下摆簌簌作响，一团揉成圆形的废纸被风吹得在我脚下打转。
我从大衣口袋掏出太阳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