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我一个人上了楼顶的平台，在寒风刺骨的月夜中，涩谷的片片灯火在我面前闪闪烁烁，我一直眺望着不远处的夜景。
寒夜中万籁俱寂，唯一能够听到的只有偶尔飞来的石子碰壁的声音，声音十分微弱，投石机也难以把石块送上四楼的楼顶。
再有的声音就是我的歌声了，我唱的是最新的金奖歌曲《长发少女》，这是时下走红的一个演唱组合的名曲。
我正唱到兴头上，突然一声五音不全的乍喊吓了我一跳。
我回头一看，穿着风衣的园堂优子呵着白气走过来。
看见是她，我问了一句：全体会议开得怎么样了？正在进行。
我累了，溜了出来。
桑野还在那里，回头问他就是了。
嗯，可以问你个问题吗？什么问题呀？我五音真的不全吗？怎么？你自己感觉不到吗？感觉不到。
她摇了摇头，一脸同情的样子：说实在的，跑调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不过，你经常唱，还是能唱好的。
喂，安田大礼堂都失守了，你却还在唱这么软绵绵的歌曲，你想过那里的情况吗？那我唱《国际歌》或《华沙劳动者之歌》，行吧？傻样！我喜欢演唱组合，喜欢甲壳虫乐队。
我会唱公牛乐队的《天鹅泪》，唱给你听好吗？她像看见了毛毛虫似的望着我，然后说了一句：你这个人的悟性，连昆虫都跟不上。
说完后，她趴到栏杆上。
我们两人都沉默了，眺望着涩谷的灯火。
真没有地方讲理，你没感觉到吗？什么？我们在这里受困，安田大礼堂的人们那么努力，可社会却没有一点改变。
是啊，涩谷、道玄坂的饭店都满员了吧？如果在平时，恐怕她接着就要假装打我，可这次她却没有任何反应。
我多少感到有点意外地看着她，大概她受到刺激了吧？被困在这里的人全都受到了震动。
这天是1月19日，我们在当天夜里的广播中听到安田大礼堂失守的新闻。
当时，我们被围困在驹场校区的八号楼。
驹场八号楼和东京大学在本乡的安田大礼堂一样，是教养系的标志性建筑。
东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教养系成员和驹场共同斗争会成员共七十多人，从一月十五日起就被围困在八号楼上，其中有我们班三个人：桑野诚，园堂优子和我。
大楼被某个政党的青年组织M同盟从全国各地召集来的人包围了，我们同外部的联系全部被切断。
他们要求我们取消无限期罢课活动，并解散我们的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
据说他们来了两千多人。
我们法语班被困在这里的三个人，可以说是个非常独特的组合。
桑野是我们的头儿，思维缜密是他的显著特点。
驹场校区的共同斗争会理论班子的成员们都敬他几分。
他的头脑中也有几分梦想家的成分。
他说起话来一向很沉稳，极少有被别人抓住话柄反驳的时候，但又并不是说具有十分的说服力。
他那沉稳的话语，无论讲的是什么内容，在你从理论上领会之前，内容已经逐渐渗透你的脑髓，就像久旱的沙漠承受柔和的细雨一样。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园堂优子是那种被称之为幻想破灭型的激进分子中的知名人物，这样说她也许不中听，但她确实是这些极端分子中的精神前卫。
近一年来，这位有着激进倾向的女子主宰着学校的剧团，有时甚至要强制我们买戏票去看他们的戏。
坦率地讲，以前我从没看过那么可怕的戏剧，剧情我记不清了，但她把在油漆桶中浸过蓝色油漆的苹果投向观众席的场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她的苹果曾经击中我的额头，后来我向她提意见，她这样回答我说，难道你不感到幸运吗？至少在那一瞬间，你得到了从无所作为的日常安逸中超脱的机会。
她的这套说法我根本理解不了。
假若她是个男人的话，那时候很可能会一拳把我撂倒。
其实，我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家伙，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大部分成员在思想上都已经上升到决心斗争到底的高度，而我却对那种姿态不以为然。
在大家眼里，我不过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二杆子，很少有人愿意与我搭腔。
园堂曾经说我：为什么你的脑子这样简单？你怎么就甘心像废物一样庸庸碌碌地生活呢？我觉得，她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我当时的立场。
那时，在八号楼——我们简称为八号的这座四层楼上，M同盟和我们形成了奇妙的僵持局面。
他们占据了一楼，在一楼周围用桌椅构筑了一条精巧的隧道，建成了以此为通道的势力范围。
二楼被我们用桌椅设障堵塞，属于缓冲地带。
我们的坚守生活区域被限制在三楼和四楼上。
由于他们频繁向楼上投石块，三楼、四楼的窗户玻璃全部都被打碎，一块没剩。
在刺骨的寒风中，我们睡觉时只能睡在地板上，躲避到石头砸不到的死角，还好，我们已经习惯了。
即便这样，他们仍不罢休，不想让我们睡好，每天夜里都纠缠不休地敲击大铁桶，在一楼焚烧大量的油脂。
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他们琢磨出各种扰乱我们睡眠的有效手段。
他们还掐断了楼上的水电和煤气。
没办法，所有的阀门都安在他们控制的一楼，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这一招高明。
电和煤气倒不十分要紧，没有水怎么能生活下去？被围困的第二天，这个问题就成了驹场共同斗争会的首要问题，必须派人到M同盟占据的一楼去打开供水阀门。
我在和桑野一起谈论此事时说：咱们俩干吧！他马上就同意了。
结果，在我们潜入一楼的时候，并没有被M同盟的人发现，于是成功地打开了供水阀门。
等到他们发现后再次关闭阀门时，我们早已经将所有能用的容器都接满水，备好充足的生活用水。
喂！园堂打断我的思绪，我们是坚持到底呢？还是放弃抵抗呢？这大概不是由我来说的事情吧？会开得怎么样了？我溜出来时还在争执不休。
哎，你觉得该怎么办？我是彻底抵抗派。
从医学部处分事件开始，我们已经斗争了近一年时间呀！我可不想在这里举白旗。
菊池君，你的意思呢？我认为抵抗不抵抗都无所谓。
这样的事情最好全部交给桑野他们考虑。
你这个人，装超脱装得也太过分了吧？再差一点就成了白痴了吧？你说，你认为到底该怎么办好？我不知道，我这人就是这个脾气。
唉，你这个人，我一直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怎么？你怎么会和桑野关系这么好？连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这样说，我就想不通了。
可是，到一楼打开水阀门，不是你和桑野君一起去的吗？哦，是呀。
难道你没想到，假若被M同盟的人抓住，说不定会挨一顿臭揍？想到了呀，所以就在大白天去呀。
万一被M同盟的人抓到，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最多也就到打断条胳膊腿的程度吧？唉！她叹了口气说，是说你没心少肺好呢？还是说你满不在乎好呢？这时，也许是楼下看到了我们的身影，一块石头打到我们脚下的墙壁上，划破了夜空的寂静。
从响声判断，这块石头有拳头般大小。
接着，喊叫声从楼下频频传来：喂喂！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吃热饭喽！托派激进分子们，吃饭的问题，你们怎么解决呀？大概下面的人是从各地召集来的，喊叫声中夹杂着明显的各地口音。
他们喊叫的内容，大都和吃饭有关。
我觉得，就连包围我们的M同盟，也同样面临着食物不足的问题。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们补给食物，驹场校区共同斗争会在外面组织了示威，结果被第三机动队驱散，还有人被捕。
由于安田大礼堂的争夺已经告一段落，有关人员开始担心，教养系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的被困学生没有水和食物，环境日益恶化。
后来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了这样的报道。
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挨饿，剩下的食物还够我们吃三天的，退守前我们冲击了生活协会，抢来大量方便食品。
那些喊叫的家伙蠢话连篇，咱们用石头砸砸他们！算了吧，别浪费武器弹药了！如果能痛快地杀上个把M同盟的家伙，倒还不错。
我们正在聊着，一个戴着钢盔的矮个子身影突然出现在楼顶，是桑野。
我们都有几天没洗澡、换衣服了，浑身多少有点脏兮兮的。
桑野的外衣也干净不到哪儿去，但他仍然刻意做出讲究洁净的架式。
桑野就是这么个人。
他看到我们后对我们说：怎么？你们都在这里呀！如果你们参加全体会议就好了。
还是直接听你讲会议结果更省事。
我说。
方针决定没有？园堂问。
没有。
桑野摇摇头说，局面变得非常复杂。
简单地说，讨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坚持抵抗到底。
但从心情上讲，赞同安田大礼堂做法的人居多，如果那样的话，需要组织一支二十人左右的特别行动队留下来。
为什么？如果仅仅是对付M同盟，八号楼可能还能坚持下去。
但是，如果真的和他们对打起来，劝告我们撤离的学校当局就会让正在待命的第三机动队开进来；即便学校不那样做，警方也可能会根据事态发展独自决定介入；结果，不仅本乡的据点失守了，而且全体共同斗争会的指导部也全面崩溃了。
因此，先让包括指导部人员在内的一部分人撤出，剩余的阵容在这里坚持到底。
这是一个方案。
另一个方案是全面撤离，把这里的人员作为学生运动的骨干保留下来，以保障今后斗争具备基础力量。
现在两种意见很难统一。
党派人士的意见呢？同往常一样，他们意见也不一致，最终还是把主导权全部推给我们这些无党派人士。
他们这些人真的那么开通吗？我想是那么回事。
本来嘛，在驹场校区，他们要是党派色彩太浓的话，根本没有他们的戏。
特别是在重大局面的判断上，他们不得不明智行事。
再说，共同斗争会的副会长S君头脑清晰，牢牢地控制着这里的局面。
那么，桑野你怎么看呢？当然是全面撤离啦。
为什么？园堂问。
桑野看了她一眼，接着说：如果组织特别行动队的话，我准备留下来，因为我不想丢下别人自己出去，但是，我也不赞成保存指导部的想法。
按照那个方案，至少会出现几个重伤员。
昨天白天不是传出本乡有人死亡的流言吗？当时我就想，出现伤亡人员绝对是不应该的。
无论伤亡人员是谁，不管是我们的人，还是警察或者M同盟的人，都不应该。
桑野君，你是怎么回事？堕落成为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了？园堂说。
桑野微微一笑。
我想这样确实对我们大家都好。
没有那么简单的事。
我插嘴道，一旦他们封锁住二楼的通道，我们毫无办法。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都可以变成蟑螂溜出去呀。
桑野又一次轻声笑了笑，而且少见地说了声我累了。
也许是感到寒冷，他搓了搓双手。
然后他抬起眼睛环视四周，最后把视线落在涩谷闪烁的灯火上，他的侧脸轮廓在夜色中显得十分清晰。
嗨！他嘟嚷了一句，街道上的灯火真漂亮呀！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就守在这里，以前还真没注意过。
第二天是一月二十日，广播中说入学考试最终被正式中止了，我们全面撤离的方针，是在此后召开的全体会议上确定的。
二十一日中午，我们撤离了八号楼。
我们留下武器，把园堂她们女孩子夹在队伍中间，臂挽臂列队踏进院子。
突然，M同盟的人袭击过来，他们的人不多，只有二百来人，中午担负包围任务的多是一般学生，外地人员没有露面，我成了拳打脚踢的主要对象，原因之一是M同盟中许多人受过我的伤害，再一个原因是我排在队伍的末尾。
他们没用棍棒，是因为害怕警方介入时认定他们犯持有凶器聚众罪。
我想，此时他们大概为只能用拳头打我而后悔吧。
这时我看到桑野转到我的身后，他在撤离之前对我说过，他们可能要把你当做主要的攻击目标，到时候我替你扛一半。
现在他正在履行他的诺言。
我们对视了一眼，他一边抵挡着殴打，一边眨着一只眼作高兴状给我使眼色。
几天之后，我们开始反攻了，先是在驹场校园区又开了一次誓师大会，然后多次与M同盟发生冲突。
反复折腾几次后，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少。
我们就这样混着每天的日子。
不久学校当局通知说，期末考试以开卷报告的形式进行。
无限期罢课逐渐被瓦解了，我们也渐渐变得少言寡语了。
三月份，为了阻止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组织了一百五十人左右的声援队伍，参加了去京都的远征之旅。
我们这些住在京都大学的能野寮和同志社学馆的小人物，整天与警方的机动队发生冲突，投掷了成千上万个燃烧瓶，但最后以被驱散的失败结局告终。
京都大学的入学考试如期顺利实施。
在应该返回东京的那天，我和桑野仍然滞留在京都，晚上，我俩溜达到新京极吃烧烤。
桑野是在北海道长大的，不太习惯吃自助烧烤，所以烧烤的事情由我来做。
桑野对我熟练的烧烤手艺奉承不已。
我在大阪的叔叔身边一直生活到高中，自助烧烤恐怕吃了有几千顿。
我和桑野把手凑近烧烤的铁板，边吃边聊，就关东和关西的口味差别扯了不少。
这时.桑野说出要告别过去的话：喂，菊池，我要退出了。
由于他的语气极其平静，若无其事一般，所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明白了他的意思，似乎他也是突然冒出这个念头的。
当时，我只好随口说了句：是吗！潮汐转向了。
他平静地说，潮汐有涨有落，我觉得现在我们好像正处于转折点上。
是吗？我一边翻动着烧烤一边说。
我们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大学当局，国家权力，还有M同盟和党派。
嗯，教科书说的那一套。
真是那么回事吗？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你怎么了？我把烤好的肉涂上调味汁，撒上鲜紫菜，说了声吃吧，桑野点点头。
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不是说，要有自我否定的精神吗？我不同意那种理论。
我认为，我们的对手是个庞然大物，甚至不亚于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权力。
这不是所谓的体制问题，当然，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这个世界的恶之所在。
恶，是这个世界存在的主要成分，就像空气一样。
让人莫名其妙的是，无论我们怎么活，都能清白地活下去，今后也就这样活下去吧。
所以说，自我否定那一套太苍白无力了，毫无意义。
我们干的事情究竟是不是游戏？我们是在破坏？还是在被破坏？难道说不是游戏？最初我就明白要输。
尽管会输，我还是要试试，就是以这么一种心态开始了游戏。
但是，在充斥世界的恶的包围之下，虽然我们仍旧清白，可就是找不到妥协的方式。
我认为，一旦我们看透了这个问题，就会认识到，从个人能力上说，我们无力改变世界。
简单说吧，我现在已经心灰意冷，反正就是那么回事。
你这是宿命论。
我说，而且过于抽象。
你说得对。
桑野说。
用‘心累’这句话也许概括不了。
也许是吧，不过，用‘颓废’这个词更合适。
就是一场游戏吗？是的，就是一场游戏。
你现在是怎么想的，能告诉我吗？我随你。
随后，我们要了炒面，闷着头吃起来，关于斗争的最后一次谈话就此结束。
此后，烧烤的调味汁味伴随着沉默笼罩着我们。
一场游戏。
我和桑野被留级了。
我们不知道学校是否会接纳我们，所以没有再去学校，而是找了工作。
后来我们听说，学校里的斗争失去了目标，各派别之间的主导权之争却更加激烈。
桑野我俩没有再在过去的同伴中露面，和学校的任何人都没有见过面，与园堂的联系也中断了。
桑野在涩谷的一家西装直销店做店员。
我在池袋附近的一家小面包坊工作。
我每天清晨五点钟上班，往面粉里配酵母粉，然后用和面机和面，把面粉搅拌成有弹性的面团，再把一块块面团放进方型铁模子里，把几十个铁模子摆在传送带上，送进巨大的烤炉中慢慢循环。
面包烤好后，再戴上石棉阻热手套把面包从铁模子中取出，分别装入木箱，最后用汽车配送到几所小学的食品供应室。
每天到下午两点钟才能下班。
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我一般都是在拳击馆度过。
我是在上班的路上偶然发现这家拳击馆的，并突然对拳击产生了兴趣。
我参加训练一个来月的时候，拳击会会长对我说：你应该接受专业训练，你很灵敏，有天赋。
那时候，我经常与桑野见面。
他在驹人的一所公寓住，但每个月总要到我住的地方来两三次。
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都要海阔天空地神聊一通。
他说，我已经从柜台转到营业部了，也许就在这个地方干下去了。
桑野和我一样，都是以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参加工作的。
不同的是，他的工作表现在公司受到了好评。
园堂优子闯入我的住处的时候，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一年左右。
我的公寓位于椎名街，房租很便宜，面积有四铺席半，距车站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那天晚上，天气闷热。
听见敲门声，我以为是送报纸的，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优子站在那里，脚旁放着一个不大的旅行包。
一年没见，她却像昨天才分别一样直截了当地说：能让我暂时在这里住一住吗？怎么了？我没有可去的地方。
好吧。
我很干脆，也没有问她理由。
就这样，我们开始共同生活。
她仍然为她所说的我的飘泊不定性而痛苦。
当我通过拳击专业考试的时候，她对我说：这可能是发挥你的长处的惟一途径。
她对做家务事一点没有兴趣，做饭是我，打扫卫生、洗衣服也是我。
就像理所当然的事情一样，她一声不吭地看着我干活。
她惟一热衷的事情是读书，把我书架上的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我的藏书不多，而且有一定的局限范围，全部是六十年代出版发行的诗歌集。
里面的作品都是现代诗和现代短歌。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完全被这些诗歌所融化了，于是陆续地把这些诗歌集买了回来。
她看书时，我一和她说话，她就会说：不要打扰我嘛！有时她还会这样说：你竟然会有这种类型的书，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
看来你的脑袋里也有一部分正常机能。
我想，这是我从她那里得到的一个较好的评价。
我弄不明白，她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到我这里来。
她说她向大学交了退学申请。
我也在报纸上看到过报道，她父亲以大藏省事务次官的身份，在东北部的某县参加了众议院议员的竞选。
也许她参加闹学潮的事情，对于父亲在思想保守的选举区竞选是个敏感问题。
那时候我们也都知道她父亲的立场，但在全体学生共同斗争会中，没有人提起过这个问题。
她和我一起生活以来，我们俩之间也没涉及过这个话题，所以我对她的家庭矛盾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的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变得紧张。
我们经常一起聊天，但通常的话题从不涉及她读的书，聊的是年轻男女爱谈的那一类事情。
在我看来，她对我的严厉批评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种点缀而已。
能够引起我们俩产生共同兴趣，并能采取一致行动的，只有看电影一件事。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都到池袋的文艺座去看通宵电影，一般是连续上映五部东映拍的警匪片。
那时，鹤田浩二、高仓健、藤纯子是电影界的主要明星。
能够经常去那里看电影，是我感觉到的她的最大变化。
过去她演戏剧时，我常听到她这样断言：除了印度大导演高达尔的彩色电影以外，哪能算得上电影？优子搬到我的公寓住后，桑野仍然经常来玩，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优子在我这里寄居的事实。
啊，好久不见啦！初次在我这里相逢，他只是这样打个招呼，什么也不多问。
优子也用同样的话和他寒暄一句，然后拿出啤酒，加入我们的谈话中来。
过去我好像没见桑野喝过酒，这时他也非常高兴地举起了酒杯。
经商真不容易呀！他感叹地说，现在因为工作中要应酬，有时不得不喝点酒。
那时候我已经不喝啤酒了，因为我要控制体重。
我并不是为体重发愁，我是轻量级，当时的体重是六十一点二公斤，只要注意控制不再超过四公斤就行。
在聊天中，我们从来不提闹学潮的事情。
我们谈的最多的是我的拳击生活。
优子来后不久，我第一次参加了四回战拳击赛，桑野和优子来到后乐园拳击馆助阵。
在为数不多的观众中，优子显得十分引人注目。
来拳击馆之前，似乎她并没有表现出对比赛有丝毫热情，但比赛一开始，她就重现了那个激进派演剧人的本色，杀气腾腾的观众席上时时传来她毫不羞涩的喊叫声——我在比赛中听见的声音，除了秒表的滴嗒声就是她的尖叫，她那高亢的杀声频频闯进我的耳中。
我的对手是一个已有三战两胜战绩的攻击型拳击手。
我也喜欢进攻。
比赛结束得相当利索，稍稍经过几个回合的试探之后，我一记左长拳击中对手的脸部，紧接着一个右短拳击中他的腰部。
这个漂亮组合连我自己都感到非常得意。
对手倒下后又站起来，我一记右拳把他再次击倒，他再也站不起来了。
我在第一个回合中仅用了两分十秒钟就以击倒对手获胜。
比赛结束后，会长和教练看着我丝毫未伤的脸喜上眉梢。
初次登台比赛就能获胜的新手，在咱们拳击馆两年才出一个呀！教练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那个女人好凶噢！如果再打五六场比赛，能够取得相应的成绩，就可以参加六回战拳击赛了。
我这么一说，桑野就开玩笑般地说，你要是成了世界冠军怎么办，你的过去会被曝光，在东京大学闹学潮的事也就露馅了。
我笑着说，你说什么呀，我只不过是胜了一场四回战比赛而已，参加世界大赛，对我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拳击馆来说，也只是一个梦想，等这个梦想实现的时候，我也该当爷爷了。
没想到，站在一旁的优子令人意外地说，既然能成为职业拳击手，当上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好好干吧，你一定能行！桑野接着说，园堂给你加油时可真卖劲儿，真是到了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场上，她该会是什么样子？你要知道，在后乐园拳击馆优子大叫杀的时候，看她的观众比看拳击赛的还多，连黑道的那位老兄都呆呆地张开大嘴巴……看着园堂哟，我都看见他的金牙了！桑野这一席话，逗得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在学生时代也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
就在那时，我的叔叔去世了。
叔叔是我唯一牵挂的亲人，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是叔叔把我养育成人。
叔叔在大阪靠经营一家小小的保险代理店维持生活，一直把我抚养到高中毕业。
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上有多么亲密，但他毕竟对我有养育之恩，我们经常联系。
我一直对他说，我在大学认真读书，课余打工的收入足够支付开销，不必担心钱的问题。
我回大阪参加了守夜和葬礼。
婶婶要把叔叔的汽车送给我，她说，家里再也用不上这辆车了，睹物思情，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吧！在我去东京上大学的那年，这辆汽车就已经买了快十年了。
我对婶婶说：十分感谢！葬礼之后，我开着那辆汽车回了东京。
优子见到我开车回来，眼睛都瞪圆了。
这么老掉牙的车还能开呀！她说完这句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很钟意这辆车哟！设计简洁，多少能唤起点怀旧情结哟！我的印象和她一致。
这辆汽车是我国汽车黎明期时代的微型纪念碑，除了一千CC的发动机和轮胎、方向盘之外，几乎没有称得上是设计的东西，大大的箱型车体上有一个小小的箱型驾驶室；除了收音机之外，现在所讲究的附加价值概念连点影子都找不到。
在很久以前的年代，汽车就是这样设计的。
我到面包坊上班和去拳击馆训练仍然是步行，只有到星期天才会开车去兜风。
优子也愿意坐车兜风，桑野有时也一起去。
当然，麻烦事也是不断，有时候轮胎磨破了，有时候刹车不灵了，表面上的小修小补是经常事。
但是，我不想花费大修的费用，因为如果考虑更换零件的话，所有的零件都到了更换期限了。
我和优子驾车只出过一次远门，那是在秋天，去箱根玩了一天。
被满山红叶染红的山脉，倒映在芦之湖的湖面上，我们坐在俯瞰湖面的公园长椅上，眺望着如画般的风景。
高原的空气柔和而又纯净，到处都显得清澈透明。
温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优子的头依靠着我的肩膀，微风吹来，她的头发沙沙地掠过我的面颊，让我感到痒酥酥的。
我想把这种感觉告诉她，但一看她的脸，我没说出来。
她正在落泪，泪水从她的眼中滚滚落下。
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优子的眼泪。
那是一种静静的绝望中的忧郁。
在优子的眼中，似乎出现了一条纤细的海上航线，转眼间又消逝而去。
我们静静地在那里坐了很久。
没过几天，优子就离开了我的公寓。
那天，我从拳击馆回来，看见矮饭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再见了，冠军！这种结局很自然。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句话。
一股自然的流水流啊流啊，终于流到头了。
我想她一定是找到了新的归宿，就像季风，随着季节的变化转换了风向。
我们经历过的闹学潮，结局不也是一样吗？从此，我对去拳击馆练习拳击更热衷了。
一个月后，我又参加了两次四回战比赛，连续告捷。
我获得了三次击倒对方胜出的好战绩。
在三个月后的比赛中我又以大比分获胜。
拳击馆自然要对我刮目相看，会长高兴地说，这小子，说不定那天就当上新拳王了！桑野依然到我的公寓来，对于优子的离去，他就像优子到来时一样，没有任何惊奇。
他从来没问过，我也从来不提起。
只要我有比赛，他总是会来助阵。
那时候，来看新手们的四回战比赛的观众，绝对谈不上有多高的档次，所以观众席上总是飘荡着异味，但他从未在意过。
更让我吃惊的是，他也会杀！杀地大喊大叫。
我的教练问我，那个可爱的姑娘怎么没来？我回答说，她把我甩了。
教练说，噢，那就把你的失意发泄到拳击场上吧！我当主任了！一天，桑野到我的公寓后告诉我。
好啊。
我说。
半路进公司打工，居然还能升职，只有桑野这样的人做得到。
面包坊怎么样？他问我。
稍微增加了点工资。
我说。
靠当拳击手不能维持生活吗？他问。
我一边笑一边回答他：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不是最高水平的拳击手，都维持不了生活。
在日本，即使是顶尖级别的拳击手，白天也得去打份工。
他思索片刻后对我说：喂，菊池，你知道吗？我们还有学籍。
我有些吃惊：我以为我们早被除名了。
据说，是按休学处理我们两人的，如果我们回校复课，学校是会接收我们的。
我在涩谷碰到一位过去的同学，是他告诉我的。
我不感兴趣。
你打算怎么办？他考虑了一下说：我想出国留学。
能考虑出国留学，肯定是有点积蓄了。
只要有高中毕业证，国外的大学就会接收。
也许这个主意不错。
我问他，你打算去哪个国家？法国。
他说，走之前，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什么事？他嘟嚷了一句：到时候再说吧。
我的日子一如既往，我每天在面包坊、拳击馆和公寓之间穿梭。
如果说还有什么其他兴趣的话，那就只剩下星期日驾车出游了。
汽车越来越老态龙钟，由于停放在露天，车身锈迹斑斑；刹车更不灵了，有时根本就不管事，而且无法修理了，好在还有手动刹车。
这辆汽车的手动刹车是T字型杆的旧式刹车，只能在汽车的行驶中使用。
好在我很快就掌握了使用手动刹车的诀窍，慢慢加力，到底时再用劲一拉。
我曾经一个人驾驶这辆老爷车去箱根兜了几次风，仅仅是为了短暂地欣赏一会儿芦之湖的景色，在湖边回味一下与优子一起生活的三个月，那些日子就像秋日的淡影一样在我的眼前晃动。
半年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我又参加了日本东部地区新人王淘汰赛的第一轮比赛。
一开始我就连续三场击倒对手胜出。
我这次比赛的战绩是六战全胜，其中五场是击倒对手取胜。
那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夜里，桑野打来电话。
由于公寓的电话是设在走廊的公用电话，所以接到桑野的电话是很稀罕的事情。
他到我这里来，从来没有事前预约过，因为他有我房间的钥匙。
我要去法国了。
桑野突如其来地说。
我并未感到意外，自从他说要去留学那一天开始，我就预感到，他随时都会这样与我联系。
这么仓促？我说。
所以，我有事要拜托你办。
我明天休班，正好去给你送行。
不是送行的事。
他接着有所请求地说，明天你休班，我想坐你的车出去一次。
他这个要求出乎我的意料。
桑野和优子一样，从来没有主动表现出对驾车兜风有兴趣，再说他也不会开车。
如果你要开个告别会，在我这里搞不行吗？如果开车的话，我就不能喝酒了。
回来后再喝吧。
离下一次控制体重还有一段时间吧？有。
我说。
新人王比赛的下一轮定在一个月后开始。
我问他：你要去哪儿？哦，我想到富士山麓去看林海。
我笑了。
你真是要落伍呀？最后一次在日本看风景，非得要去看富士山。
你的观念未免太陈腐了吧？桑野也笑了。
是啊，人嘛，命中注定要走陈腐的下坡路吧！第二天，清晨五点钟桑野就来了。
我跟平时一样起得很早，他来时我已经起床一小时了，结束了每天的慢跑晨练，正在喝速溶咖啡。
门被打开后，只见他提着一个又旧又大的提包。
包里是什么东西？垃圾。
垃圾？是的，都是我制造的垃圾。
我想扔掉它们，彻底为我在这个国家的生活画个句号。
我迟疑片刻，然后对他说：把垃圾扔到富士山去吗？嗯，你喝不喝点咖啡？嗯。
他点了点头，在榻榻米上盘腿而坐，默默地喝着我递给他的咖啡。
哎，你到法国哪家大学读书？巴黎大学。
学什么专业？还没有决定。
在新学期开始之前，我得首先学习法语口语。
我决定提前去。
你要从西服专卖店营业主任向学生或学者方面转变喽！桑野歪着头笑起来。
那么，你往哪个方面转变呀？目前，向拳击手方面努力吧。
拳击太有魅力了。
你打得好，所以感到有魅力。
可惜我不能为你助阵了。
他的话并不十分准确。
在那个凝缩的瞬间，我的拳头有了感觉，在聚光灯下似乎也闪闪发光，大汗淋漓的对手已经筋疲力尽，而我却傲然站在在拳击台上。
这时候感觉到的拳击真是魅力无穷！但我并没有向他解释这些，只是笑了笑。
等我参加世界拳击锦标赛时，你要是能来助阵，那就太好了。
我想这并不是开玩笑。
菊池，你完全有可能做到！他的表情十分认真。
真的有可能做到吗？就像犯罪一样容易吗？我站起身来说，该走了！五点半钟，我们向停在附近的汽车走去。
桑野小心翼翼地提着他的提包，我打开汽车后门，他把提包放在后边，认真地把它放平稳。
走哪条路啊？坐在助手席的桑野问。
你说吧，反正哪条路我都不熟。
寒冷的早晨，发动机很难发动起来，蓄电池也该换了。
我觉得这辆车的寿命大概也该到头了，现在是以月为单位计算了。
发动机好歹发动起来了，汽车慢慢滑动起来，向山手大道驶去。
我们驶向涩谷方向，准备进入东名路。
由于是星期天，时间又早，路上空空荡荡。
我并没有提速，但汽车跑起来显得很快。
桑野一直默不作声，过了甲州街道，他才开口说话。
我不会开车，又非得要用你的汽车，真不好意思。
他慎重地说，你今天开车是不是感觉与平时有点不同？嗯。
我回答说，确实与平时不一样，因为刹车坏了。
刹车坏了？前方的信号灯变成红色，我拉动了手刹车。
车还是能停下，可是……噢，手刹车是停车时用的，行驶中用的脚刹车坏了。
桑野像是在研究什么似的琢磨着说，也就是说，有两套刹车系统，在行驶中和停车时分别使用，现在行驶中用的坏了，对吗？是那么回事。
咱们回去吧！为什么？那不是很危险吗？没关系，我这半年开车一直是用手刹车。
我们应该回去。
绝对！他表现出少有的固执。
我正要反驳时，一辆大卡车从旁边的车道加速超车，成锐角抹过来。
我使出全身力气拉手刹车，却使不上劲。
我望了望自己的左手，T字型的刹车柄仍然握在我的手掌中，刹车柄上被扭断的弹簧正在微微颤抖。
我看到桑野的脸一下子变成青白色的了。
你说得对，是该回去。
我说，手刹车跑气了，两个刹车系统都完蛋了。
也就是说，这辆车刹不住了，至少用正常办法停车是不可能的了。
桑野紧盯着我，脸上已经失去往日的沉稳，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冷静。
你知道后面的提包里是什么东西吗？不是垃圾吗？他用沉着的语气说：其实是炸弹。
我扫了一眼桑野，说：非常垃圾。
对，我觉得你早该想到了。
是的，我一开始就觉得是危险物品，一看你那样子，就猜个八九不离十。
怎么，是你自己造出来的吗？是又怎么样？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听声音依然显得他很沉着。
每当面临危机的时候，他反倒表现得更沉着。
他的这种性格特点，在大学闹学潮时代多次表现过。
我把脚离开油门，又把四档变速器从最高档一级级减下来。
前方可以看见穿越小田急线的高架桥了。
看来只有撞到什么地方车才能停下来。
我说，炸弹会因为撞击而爆炸吗？大概不会，但不敢肯定。
我明白了。
我在水道路想往右拐，遇到红色信号灯，但我的车停不下来，一辆辆向前直行的汽车鸣着喇叭从我们旁边擦掠而过。
这里离驹场很近了。
桑野说。
是的也许此刻在这甩能够找到一个幸运点，因为我熟悉这一带的地理情况，肯定会有一个幸运点。
我又向前开了一段在浴池附近的十字路口左拐，那里既没有看到汽车又没有看到行人、变速档已经打在最低档上，时速也已经减到十公里左右，如果撞到一个有弹性的地方，大概不用受到多大撞击力就能把车停下了。
我在岔道上往左开去，那个方向在白天行人也很少。
我对桑野大声喊道：前面是上坡，我往上开，速度减下来后，我就向路边的树上撞，你打开门，等我一撞到树你就跳车。
桑野点了点头。
我不想问他炸弹的威力有多大我想，既然是桑野自制的炸弹，劲道一定不会太小。
我开始上坡，让车在道路的中间行驶。
这时，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从左边的坡道上飞速冲向我的汽车，我也无法减速，眼看着就要和我相撞。
我在就要相撞前的一刹那，向右猛打一把方向盘，同时猛踏一下油门，终于躲过自行车，但汽车却向右侧的石头墙冲去，猛地撞到了石头墙上。
我马上跳下汽车，觉得好像桑野也从另一边滚下身来。
炸弹没有爆炸。
菊池，快跑！起火了！我听见桑野的叫声，吹风火焰正在汽车后部的油箱部位往处冒。
我爬起来就跑，看见又桑野也向另一个方向。
这时，一个晨练者模样的人从刚才冲下自行车的坡道上向这里走来。
别靠近！那个男人站住了，桑野的叫声再次响起，要爆炸了！快走开！我不由自主地趴到地上，仅仅是把头抬了起来。
火热蔓延之快令人难以想象。
汽车已经被熊熊烈火包围。
我看见桑野又跑了起来，在他奔跑的前方，那个男孩正支撑着自行车呆呆地站在那里发愣。
桑野扑向那个男孩，把他扑倒护在身下，同时大声喊道：要爆炸了！快跑开！晨练者模样的男人却站在那里未动，也许是在那里考虑如何救火？他不知所措地看了看汽车，又朝又桑野的方向看了看。
爆炸声响了。
当时爆炸情形的一些片断，我现在仍然记忆如新。
那个男孩开始时一脸茫然，但马上就大哭起来。
现场周围被硝烟所笼罩，空气中飘散着强酸的刺鼻味道。
桑野的手腕流着鲜血，四处血肉横飞。
等到我和桑野恢复冷静时，我们已经跑进驹场校区的院内。
不知什么时候，从闹学潮时撤离八号楼的后门进入院内容。
我们逃出校区，一路奔跑。
乘上井之头线列车。
这时警察的身影还未出现在涩谷。
我们又换乘山手线，在新宿下了车。
我在前面走，桑野一声不吭跟在后面。
我们来到一家昼夜营业的爵士咖啡馆，这家咖啡馆设在地下室，室内光线暗淡。
我们在一个角落落座后，我仔细查看了桑野的伤势。
没关系，没什么要紧的。
桑野说。
大概是汽车的残片划的，桑野的毛衣也破了。
从开裂的衣袖露出的两条胳膊上都流出了鲜血，有一块铁片还嵌在肉中，不过幸好没伤着动脉。
我帮他拔出铁片，血流得更加止不住了。
尽管我拿不定主意是否必须找医生看，还是想到用一条手绢扎住那条胳膊。
你为什么要造炸弹？我压低声音问他。
桑野长时间地沉默。
咖啡馆里还有几名客人，但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扩音器传出的科尔曼的萨克斯管乐上面。
我问你呢，为什么要制造炸弹？我再一次问他。
你知道《饥饿时钟》吗？桑野低着头问。
当然知道，称得上是炸弹的经典教材。
据说，公安人员对书店有要求，买这本书的人都要经过审查。
那本书，不是只有早稻田的如月书房一家才有卖的吗？等我说完这句话时，才发现桑野根本没听我的。
他正在自言自语地讲述着炸弹的制作方法。
什么呀？那本书做教科书太粗糙了。
我想制造那本书没有写到的东西。
当然，我只是想想而已，实际上我并没有打算让它爆炸。
我从最基础的分子式学起，开始学习化学知识，因此我弄明白了，只要能搞到氯酸钠，制造炸弹就容易了。
这个氯酸钠，市场上卖的除草剂中就有它的成分。
这种除草剂的名字很奇怪，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呢？除草剂叫克沙托尔。
嗯，奇怪吧？再把砂糖、木炭、硫磺混在里面就成。
混合比例挺复杂的，但我干得很漂亮。
尽管调和炸药的时候用的是羽毛，可我还是浑身发抖。
最难办的是雷管，这个……桑野的声音低沉，就像有一种粘稠的液体正在缓缓地从他口中不间断地淌出一样，与科尔曼的萨克斯管乐融为一体，娓娓不断、我一巴掌拍在桑野的脸上，他才像刚刚注意到我一样看着我。
他轻声嘟嚷：我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