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丈夫回家以后，还是没法解开我的疑团。
我把刑警的名片给他看了，并说： 今天这位先生来过。
丈夫说： 哦，就是那个刑警！他也上研究室来啦！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回去了。
他对此显得漠不关心，说完就要进书房去。
他见我默然不语，闷闷不乐地仰脸看着他，又说： 我吃过饭了。
有篇稿子要赶出来。
说不定还得熬个通宵。
这是向我宣告：他的时间很紧。
若无特别重要的事情，不要进书房找他。
我自幼生长在学者之家，结婚以后，也很自然地接受了丈夫的这种态度。
每逢其时，我就早早入睡。
陪伴丈夫工作到深夜，那是愚蠢透顶的做法。
睡眠不足最不利于保养容貌。
我为丈夫做好了宵夜的三明治，把咖啡灌入保温瓶。
送到书房里。
我推开门，招呼一声： 宵夜拿来啦！ 啊，谢谢。
丈夫应了一声，头也没回。
放在这儿了。
我这就睡觉去。
我一边说，一边蹑足走到丈夫身后，伸出脖子向书桌上面窥探。
桌上摊着稿纸，可纸上未写一字。
钢笔也搁在桌上，还没取下笔套。
这算什么急稿！ 我有点儿生气，悄悄退了出来。
就寝之后，我打算细细思考一番。
可是不知不觉就入睡了。
一觉醒来，枕边的时钟指着一点半。
丈夫的床位还空着。
他究竟在干什么呢？ 我望着小灯泡照明下的昏暗的天花板，心里非常纳闷。
我睡觉前，丈夫确实没有写稿，也没有翻阅资料。
对于学者来说，静坐思考说不定也是一种工作。
可是，丈夫当时所想的问题，似乎与工作无关。
我总有这种感觉。
还有早两天在烟灰缸里烧毁的纸片！丈夫近来确实反常。
我的眼光渐渐敏锐了。
那位刑警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接着，我心生一个疑念，丈夫走进书房是不是为了逃避我？也许他不愿和我谈说刑警来访的事情。
我关灭了台灯上的小灯泡。
在黑暗里，思路似乎更加清晰， 首先 ，我想道， 要把至今为止的所有怀疑全部假定为事实。
在黑暗中进行这种类型的思考，也许是最合适的。
我如此坦率地作了一个假定，连自己也觉得可惊。
我假定：丈夫在学校某处拾到了由利小姐的原稿（他们同在一个研究室。
活动范围相差不远，所以很有这种可能。
）。
丈夫起始打算交还。
可是当时正值杂志的编辑劝他写作侦探小说，他正苦于构思不得，便起了歪念，想利用这篇原稿。
他以为，只要更改细部描述，剽窃一事便无人知哓。
也许他还想过事后要向作者承认，然而对手是个厉害的女人。
据刑警说，由利小姐也曾敲诈过别人。
好比送肉上砧板。
丈夫听说他不在家时由利小姐登门来访，他不想让我知道隐情，灵机一动，便编出了 狂想症 之说。
后来，丈夫无疑屈服于由利小姐的敲诈，把 零用钱 借 给她了。
我想起了丈夫在烟灰缸里烧毁的那张纸片。
那个数字也许和他支付给由利小姐的款额有关吧？也许这是过于多虑了，但这种想法确实有它的道理。
丈夫到底给了她多少钱呢？ 我出嫁时，父亲曾对我说：\' 学者的生命就是书本，可不能让他缺少买书的钱。
\'我们的生活费，一直由我娘家补贴，丈夫的薪金几乎全部由他自己留下购置书籍。
恐怕他就是把那笔书籍资料费交给了由利小姐，以应付她的敲诈吧。
唉，这也罢了。
我想道。
那位由利小姐已经死亡。
敲诈问题也因此而一笔勾销了。
可是，丈夫为什么还在苦苦思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