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密探们的办公室里，也亮起了灯。
古罗夫和克里亚奇科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翻阅承办的凶杀案的刑侦案卷，在个别的页子上作了一些只有他们才懂的笔记。
常常遇到一些例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杀手们的水平很低，他们按老一套工作，没有想象力。
克里亚奇科议论道。
保镖很不中用，最令人震惊的是造成了一种印象：要不是他们不相信有可能谋害他们的老板，要不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性命漠不关心。
这种那种情况，都是有的，古罗夫回答。
你钱拿得多，坐高级轿车，最初那些日子是比较警觉的，后来对老板慢慢习惯起来了。
你是一个任何人都不需要的人，可你却养着我摆架子，提高威望。
我相信，银行家，一般所谓有钱的人，应该处理好自己的活动与可能的危险之间的关系。
人人都知道什么时候他踩了谁的脚。
电话铃响了。
古罗夫吃惊地看了看手表，把话筒取了下来。
我在注意听您说话。
是列夫·伊凡诺维奇吗？一个令人愉快的男中音在说话。
古罗夫马上听出声音来了，不过，他没有表露出来。
是我。
我在听着。
他向克里亚奇科做了个威胁的手势，意思是说：你闭嘴。
您好，列夫·伊凡诺维奇，同您谈话的，是您不久前去过他的办公室，在日历页上写下过您的电话号码的人。
您好，谢尔盖·里沃维奇，古罗夫回答。
我们的电话要偷听虽很困难，但却是可能的。
而说话应该自由，去掉细节。
我明白……我不相信，我做的是否正确……对，谢尔盖·里沃维奇。
如果想在电话里谈，就应该先打电话约好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厨师街即过去的沃罗夫斯基街，您知道吗？当然知道。
过多长时间您才可以乘车来到最高法院大楼边？四十来分钟。
很好。
四十五分钟后，您把车子停在最高法院对面，我来坐您的车。
晚上快到九点的时候，古罗夫从克里亚奇科的。
梅尔谢杰斯车上坐到萨比林的ЪMB车上。
您好，古罗夫说完，向坐在后座上的两位保镖点了下头。
请你们改坐我的车。
ЪMB和克里亚奇科驾驶的梅尔谢杰斯拐进一条联接厨师街与新阿尔巴特街的小胡同，停了下来。
古罗夫稍稍放下窗玻璃，抽起烟来，然后说道：谢尔盖·里沃维奇，一定是有人给您打电话，告诉您债款增加了，暗示有人要杀您，并建议您把钱带到指定地点。
什么钱？萨比林懒洋洋地反驳。
我从没谈过钱的事。
他们派来要钱的小伙子，当然就是从您那里跳窗而逃的那个人。
古罗夫停顿了一下，让对方有可能进行回答，但他却没有作声。
您已决定发表关于受到勒索的正式声明吗？当然不。
萨比林很快地说道。
我给您打电话了。
现今当局的代表应该只能依法办事。
他以审视的目光望了古罗夫一眼。
如果您认定，值得给我行贿，那您就白费心机了。
最近二十四年里我没收受过贿赂，而在此以前，也没人向我行过贿。
我知道，有人警告过我。
我为什么要与您会面呢，我不明白！我同意。
直率地说，您的处境，不值得羡慕。
如果您向我们正式提出请求，我们可以把联络员和钱一起抓起来，开始正式起诉。
照我的理解，钱的数目很大，而且没有正式经过会计核算，这就是所谓的‘黑钱’。
我要这一切干什么？的确。
您给过收据吗？给过，但那不是拿来付款的。
就算您打算否认这笔债，控告他们敲诈勒索，同时希望帮助有关机关揭露罪犯，您会在约定地点、把‘洋娃娃’交出去吗？那他们一定会把我杀死的。
总数多少？别再装黄花闺女了，我要知道这里牵涉到多少款子。
到那时我才能决定，他们是会杀死您还是会等您。
两百五十万。
萨比林悄悄地说道。
很大的一笔款子，但是您可以付，不必声张。
古罗夫说道。
他违反了秘密工作的一条主要原则，把一个前来受雇的人，推开了。
不过，这个人也太令人讨厌。
古罗夫明白，知识分子的外表，掩盖着一个非常残暴而又毫无原则的人。
他曾想把杜罗夫关起来拷问，或烧或杀，以便获得必要的情报。
现在，当力量在对手那一边的时候，他又来向当局寻求支持了。
除了个人的恶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古罗夫反对萨比林。
古罗夫还没有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他抓住的那根线，不是通向反萨比林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
来取钱的，毫无疑问是阿尔焦姆·杜罗夫，此人没有这个案子，刑侦机构也是知道的。
把这个过去的刑侦人员抓起来，并不难办。
但以后怎么办呢？如果把真正的美元交出去，那么杜罗夫就会被捕，整个案子就要转到检察院和反经济犯罪局。
杜罗夫是不会说出自己的老板来的。
他会捏造匿名电话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神话，你尽可以嘲笑，但怎么也无法证实。
就算萨比林不会给钱，塞的只是洋娃娃。
情况也会一样，只是逮捕杜罗夫的理由少一些而已。
结果，钱阻不住，只有进行监视，等待巴维尔·乌索夫或别的鲨鱼出现。
那会需要多少人啊，又谁来提供这么多人呢？拖延很久的沉默，是萨比林打破的：上校先生，您保证过我的生命的。
很遗憾，我是保证过。
古罗夫又抽起了一支烟。
让我们这样来办吧。
您肯定自己同意还钱，但现在手头没有那么多现金。
的确没有。
是的，我忘了告诉您，上校先生，今天有人给我打电话，但不像往常那样，使用自动电话，而是从市内一个普通电话打来的。
什么？您记下了电话号码？当然。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请看吧。
我已查明，电话是属于郊外一家膳宿旅店的。
不过这并不说明什么，能从旅店打电话的人还少吗？古罗夫望着那张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微微笑着。
迟早大家都会犯错误，需要的只是发现它们。
他记住了电话号码，但把纸叠好，塞进了口袋里。
我不明白。
萨比林疑惑不解地说。
你是傻瓜，所以你不明白。
可那个人，甚至很不蠢，却也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
很显然，他那里发生了一件很使他高兴的事。
这就是说您和您的人马上直接去这家旅店，到那里去过夜。
那个人即使活着，也已经乘车走了。
而且他登记的是一个假名字。
您太天真了，上校先生。
古罗夫狠狠地望了他一眼，使他没再说下去了。
我再说一遍。
你们去旅店里，用自己的真名真姓登记，在那里过夜。
您向店里的行政负责人说您在寻找一个老熟人，他的姓忘记了，名字好像是叫叶戈尔，又好像不是，反正年深日久，记不得了。
您的熟人曾经同一个朋友来过，于是您就把那个到过您的办公室，后来那么成功地跳窗而逃的人，描述一番。
他的手扎着绷带，也许，头部也是。
明白吗？给行政负责人一点钱，并且把今天来的客人的特征，都查清楚。
已经给过他钱了，他把阿列恩·杰龙的特征说出来了。
明天早晨五点您上楼去，找二楼的清洁女工，详详细细问问她住客的情况。
古罗夫单调地说着。
然后您回自己的办公室，等约好的铃声。
我再说一遍，您需要时间去搜集现金。
第二点，您已答应亲自把所有的钱交给您不知道姓名的但很清楚他的特征的领导人。
您一定要坚持您的观点：您同意只把钱交到那个给您打电话的人的手里。
不经过任何中间人。
他们不可能保证您今后的生命安全。
要想得到钱吗？好，不过只能亲手交，你知道我，我知道你，我们地位平等，平起平坐。
您的条件是完全合理的，无法反对。
他们不是收钱，就是放弃自己的要求。
难道您以为我能使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去确定罪犯头目的特征吗？古罗夫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就打开了车门。
明天上午十点用自动电话给我打电话。
您的电话可能已经装上窃听器。
古罗夫坐进克里亚奇科的梅尔谢杰斯，保镖们回到了老板的ЪMB车里，于是两部车子分散开走了。
乌索夫是个正常的人，不喜欢承认自己犯的错误。
但是，二十多年的刑侦工作教会了他在必要的时候向自己的爱面子发动进攻。
望着愉快的杜罗夫，他想起了自己同萨比林的谈话，主要是想起了上校打电话用的那部鬼电话机，他明白他犯下错误了。
我们快点收拾好，马上就走。
他提起皮箱，一边上楼一边说。
现在每部电话机，都有固定的用户，可我这个老傻瓜，却放松了警惕！对杜罗夫勿需多加解释。
他望了望电话，稍稍眯起两眼，似乎突然清醒了，于是开始迅速收拾东西。
乌索夫是经常使用化妆术的，他的妆化得很成功，即便在近处同他交谈也察觉不出来。
他头上戴的是一个很好的灰色假发，一把灰胡子和一副颇有特色的眼镜。
他的外貌似乎使他显得并不出众，却让人容易记住。
任何一个见过乌索夫的人回答他的外貌问题时，都会毫不犹豫地说：灰白头发、留一口小胡子、戴眼镜。
在与店老板告别时，乌索夫故意在柜台面前停了下来，朝门口走去时，轻轻地跛着腿。
他把杜罗夫送到他家里，换坐了一辆私人的伏尔加（车主想搞点汽油钱），然后去部长公馆。
星期一他是像平时一样度过的，检查了篱笆，喂了狼狗，没给萨比林打电话，因为他很清楚，什么也不会比等待更损耗神经了。
第二天早晨，部长偕同夫人回来了。
夫人有个美丽的俄国名字：玛丽亚，但她感到遗憾的是别人尊敬地叫她玛丽安娜。
在家里谁也不敢像她那样任性，比如当部长的丈夫必须叫妻子为玛莎，儿子则尊敬地叫她老妈妈，或者简单地叫她妈妈。
女儿则尽量不与母亲见面。
实在不得已时就简单地对她叫你，没有别的称呼。
女仆们叫女主人为女主人。
乌索夫则绕开她，怎么也不叫，实在没办法要喊的时候，就称她为夫人。
斯捷潘·米特罗范诺维奇（大家对部长的称呼）装作一副怕老婆的样子，事事处处都同意妻子的意见，但行动上却是自己的一套。
这一点周围的人都是知道的。
星期二早晨，部长夫妇回来了。
乌索夫像往常一样敞开大门，然后小心翼翼地锁上，朝正门台阶走去。
夫人已经消失在自己的卧室里，仆人们拿走了皮箱，部长环顾自己的领地，满意地微笑着，向走过来的乌索夫握手问好，然后突然说道：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我听说您的生活中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为您感到高兴。
晚上有客人聚会，范围不大，都是自己人，我也请您参加。
我很感谢您，斯捷潘·米特罗范诺维奇，还是让我们不要超前吧。
我来迎接客人，像平时一样，人们不喜欢激烈的变化。
您这样认为？部长沉思地望了他一眼，想说点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就进屋里去了。
傍晚的时候，乌索夫打开一辆开到正门口的漂亮的梅尔谢杰斯的车门，看到一位五十岁左右的陌生男子。
苏霍夫少校很快走到他身边推开乌索夫，悄悄地对他说了句什么，就急急忙忙跟在新来的又一位客人后面。
客人受到部长夫妇的迎接，从他们的笑容和鞠躬的深度来看，客人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
稍晚一点，大家在饭厅里集合，很快就坐到了桌旁。
乌索夫像往常一样，在阳台上踱步，他发现今天特别安静，说话的声音很低，少校很快就来到了乌索夫上校的身边，说：你去巡视篱笆时别把狗放出去，停车场里有人。
好，不过为什么要带狗呢？我不认识你们的人，狗会叫的。
乌索夫回答。
也许，我们两个一起去蹓跶蹓跶吧？可以，少校表示同意，他今天似乎懒洋洋的，软弱无力。
你什么时候解决同这位活动家的问题？他打算付钱呢，还是扯橡皮筋呢？乌索夫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大吃一惊，但没有表露出来，也没回答，而是问道：你带来的是什么人，弄得主人都出来迎接？你没认出来吗？少校本想大笑一场，但只是抿住嘴巴嘻嘻地笑了一下。
是我的顶头上司，什么事都由他决定。
他自己只签字。
附带问一句，你今天为什么不去入席？似乎已经决定好，你是在客人中间的。
我不喜欢出头露面。
唔，唔，这是可以的，也很好。
你没回答，萨比林打算付钱吗？你不是说过，这是我的事吗？一切都在流动，一切都在变化，少校大发议论，作为回答。
有人为你责备我，领导又不喜欢过问细节。
你快点解决好收债问题，然后回家去吧。
巴维尔·彼得罗维奇·乌索夫当过上校，处长，工作多年，对于每个人在官阶上各占一级，已经习惯，上级领导对下级的事情是不加干涉的。
高级官员对刑事犯罪案件的处理表示关心是不应该的。
他认为同萨比林之类的人打交道，是有失身份的，他后悔不该贪大钱。
大家都知道，乌索夫以前也拿过钱，但在与刑事犯罪分子的头头们打交道时，他还是保持着尊严，即便是表面上的。
萨比林是个贪而无厌的家伙，同他打交道是可耻的。
他这个过去的上校还是忍耐着，没有办法，因为他碰上了麻烦。
但是能够让一个接近总统的高级官员对此类事情发生兴趣吗？少校明白这位过去的上校在想什么，他疲倦地、声音中没有优越感而是带着遗憾说道：您，巴维尔·彼得罗维奇，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密探，但作为政治家，却一点用也没有。
站在各个层面上的，只是人，每一个人都往自己下面划桨。
他停了下来，好像他突然想起他说了多余的话似地。
如果您活着，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会明白的，可暂时您得忘掉，我对您没说，您也没有听见。
关于您自己的工作，您每天向我报告。
我不是您的上级首长，只是中间人。
你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