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丈红尘的文学新质（序）在江苏省的青年作家中，成刚属于比较新锐的一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生，却在十一年前就有长篇作品行世。
我曾经在阅读他的一批中短篇小说时，对其创作心理的后援进行了研究。
在那篇题为《范式与创造》的拙文中，我更强调的是他对于武侠科幻、先锋文学、法国的新小说与拉美的爆炸文学所构成的武库壁垒的突破。
现在，加入光明书架系列的长篇小说《万丈红尘》，有效地证明了成刚突破与创造的力度。
悬念迭起的《万丈红尘》，呈现出的完全是一派现代小说章法。
也许对于一个世俗的复仇故事来说，没有什么能够比用准确灵动的语言，击打出如此令人目眩的纯文学火花更令人欣慰的了。
成刚的突破与创造，首先体现在对于人物的文学新质的开掘上。
无需我再复述商铁城寻仇的故事，这种恩怨情仇在《基督山伯爵》中已经按理想的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但读者们肯定可以发现，商铁城远不是爱德蒙。
邓蒂斯，因为他的对手是罗汉门的杨阿四。
杨阿四是真英雄、真赢家，也真阴险。
他于不露声色之间，以牺牲华彪最终了断了与商铁城的恩仇。
但就是这样的人物，不仅一直对商氏满怀愧疚，对其亲人始终怀柔，而且身上还时或闪烁着正义的光彩：当美丽在大富豪小包间邂逅搞垮工厂的厂长，愤而聚起工友向厂长讨说法时，夹在工人与警察对峙间的大英雄杨阿四，对嚣张的厂长愤而饱以老拳。
这一拳，打出了人格的力量，见出了人性的光芒。
当他知道自己的情人即是仇家的妹妹之后，仍然对她礼遇有加；他与妻子重叙旧好时的感受，更使人想起当代文学人物长廊中的傅家杰。
池莉在《烦恼人生》中塑造的这位丈夫，与梳着鸡窝头妻子那种平实的爱情，曾经使多少虚妄的浪漫爱情的泡沫，瞬间化为乌有。
这就是成刚的杨阿四，成功地走出了类型化的窠臼；并非因为英雄失路，大丈夫原本平常心。
在主流生活与主流意识之外，江湖间也有其游戏规则，而且是人性与血性的极端领域：血、性、暴力、死亡。
这不是金庸使人们意识到的现象，现实生活中每天都在上演这样的故事。
成刚一方面习惯了对这样的世像不再失望，另一方面却对游戏规则的渐趋无序感到失落。
这在华彪与狼主、野猫、烟枪、青皮、熊掌、大洞之类的强烈对比间，可见一斑。
华彪的侠肝义胆、豪气盖天、尊重江湖规则，与街头混混的一哄而上形成了巨大反差。
这些街头霸王们，不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与现有规范的虚伪存心过不去，以另类表示抗争，而是像施耐庵所写的宋朝泼皮或博尔赫斯笔下的南美人渣一样，头脑简单，目光短浅，滞留在操着凯子、马子、摆柳、打通关之类黑话的档次上。
作家对此类人物压抑不住的失望，使他浓墨重彩地抒写了华彪的英雄风采：哪怕是在主流生活之外，也不能失去豪迈的人格力量。
以武犯禁的华彪，是传统意义上的江湖英雄，为知己者用以致死。
但是，作家对华彪的英雄豪气，心情却十分复杂：一方面对他的热血冲天赞赏有加，另一方面，又对他这一身豪气受人利用多所惋惜。
这种复杂的心态，使华彪在《万丈红尘》中呈现出一种复合性格。
谁能想到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还会迷恋哺乳期的桂姐身上的奶香。
这种怪异的现象，缘于华彪从小是个没有吃过奶的孩子，他对于奶香的渴望，日渐积淀为情结，直至影响到他顶立于天地之间。
与华彪相比，具备了更多文学新质的人物是他的搭档周楚平。
此人除去继承了周子豪的拳脚，更多的是溢出乃父秉赋的思考：他一直在思考自我，思考生活。
对于城市，他找不到归属感，但乡村也未必是他的精神家园。
在这一点上，作家写周楚平对暗夜中城市小巷的幻觉以及转来转去又回到老地方的愤怒，具有一种感性抽象的意味，它暗示出来的是一种人生的轨迹，见出了人的精神层面的东西，透出了人本层次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种形而上的思想张力，是通过此人不断出现的烦躁和困惑表现出来的。
在《万丈红尘》中，周楚平有多次英雄救美的壮举，斗狼主的那一次，尤得武侠神髓，格外有声有色。
但作家写周楚平斗殴，却不单纯是为了招徕读者，而是为了唤醒此人的灵魂，开启他思考生活和人生意义的灵窍。
因此，应该说有了周楚平，《万丈红尘》的文学品格被大大提升了。
《万丈红尘》作为小说的现代性，还体现在作家注重发掘情结对于人物性格、行状乃至命运的潜在影响，将偶然性作为开启人生世像的密钥，对人性渊薮中的真善与大美作了景象繁复的解耦。
情结作为具有强烈倾向性的意识因素进入文艺长廓，不自精神分析学派肇始，但却由弗洛伊德做了最精当的阐释。
它是性格和行为方式最隐秘的原始动因，对于作品来说，是一块有待融化的硬糖；化解的过程与结果，往往构成惊心动魄的文学景观。
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到苏童的《米》、方方的《桃花灿烂》，莫不如此。
在《万丈红尘》中，我们看到秦歌见了女孩的无端羞怯，看到薛红雨对贵阳王芳的畸型心态，看到华彪对桂姐的特殊心理，初始可能不解，但当了解了杜云为秦歌制造的少年创伤，夏宁为救薛红雨的以身试法，华彪在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际，就会明白郁积起来的纠结，是怎样从心理上深刻影响和支配了这些人物的行为方式乃至命运走向。
情结不是表浅的因果，因果是一一对应的东西。
对于艺术迷宫来说，情结是悬念，是宝藏，是核心，是钥匙，是河流的源头。
读者理解作品要溯源而上，而作品中的人物要丰满起来，却要顺流而下。
比如秦歌，就有一个突破心理魔障的转型过程，作家写出了这个嬗变的过程，使他在小说结尾处终于走出了怪圈。
情结虽然可以铸就作品的悬念，但对于《万丈红尘》来说，其悬念的形态与希区柯克表现的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焦虑导致的悬念又有不同。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情结不是《万丈红尘》中悬念的唯一源头；作品中的悬念迭起、疑窦丛生，更多地与作家的叙事艺术有关。
商铁城前来寻仇，杨阿四与华彪却在城市里像大海捞针一样，反过来找他；而谁又能想到，此人最终竟然是被杨阿四藏在自己的家里。
华彪以义当先，要为杨阿四除去生命中最大的障碍，但最终有一个谜永远无法破解：花瓶怎么碎在了杨阿四的头上？你知道……谁知道？再看秦歌为一踪强奸案寻找王芳。
王芳是谁？到底能否找到？有的时候，偶然性在人们的理性判断之外，起着重要而又莫名的作用：年轻的警察寻找王芳，手机是唯一的线索，却屡打不通：我就不相信她没有开机的时候！却无从料想，王芳的手机因为丢在出租车上早就归属他人了。
这种偶然性起的作用，就像迪伦马特的《诺言》中的车祸一样，足以把一个智慧无边的探长搞成白痴。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寻找杀人狂屠夫，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总悬念。
但直到最后，屠夫就在警察眼皮底下无名死去，尸体早已被处理，警方的寻找却依然没有中止，看样子，是要一直寻找下去了。
你会不会涌起类似马尔克斯的《雪祭》所表达的那种命运无常的感慨？……当然，对于《万丈红尘》而言，命运的无常在那些从事陪侍活动的小姐们身上，体现得更加充分。
从道德的角度来打量，她们无疑是一群品德上有缺陷的人。
但是，品德上有缺陷的人也是人，并不能因为有了道德缺陷，也就同时失去了被文学作品观照的资格与价值，否则文艺就只能表现一些道德上完美的人了。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有这样的人存在，但却可以怀疑由这样的人构成的文艺作品，能够探测到多深的人性渊薮。
《万丈红尘》通过李敏、张曼、阿水、小棉花、徐莉、美丽、香娃、宋娟、田颖们日常的陪侍生活，写出了她们的人性深度。
作家笔下的张曼，其自由的个性足可与梅里美塑造的卡门媲美；宋娟被非礼后要小费与撕小费的逆转，同样见出了人格与个性的魅力；阿水在苍茫的文字中映现出的命运的莫测，使人心潮难平；贵阳王芳对与薛红雨回乡过美好生活的憧憬及其被后者溺杀所构成的悲剧性，尤为令人扼腕；此外，还有徐莉拿了温州佬的50万元钱逃逸后供养小白脸汪建国所透出来的傻；小棉花在孟二桥、清水和李阳之间生存的艰涩……无不从人本的角度，对天赋人权所遭逢的戕害，作了直抵骨髓的读解与表达。
在这里，我无从说作家内心潜存着一种原始的女性崇拜情结，因为似乎还有几个类似孟二桥、谢小飞这样的丑陋的男人，与小姐们形成了比照；但即使从道德的角度看，她们的缺陷可能也并不比孟二桥、谢小飞们来得更重。
《万丈红尘》表明，指认小姐们有道德缺陷，这只是初步的、表浅的和不够的。
作家的良知和力量在于，揭示出她们的道德何以有了缺陷：正是由于孟二桥、谢小飞、温州佬这样的男人，才产生了小棉花、李敏、徐莉这样的小姐。
这些小姐，大多做着相似的人生美梦：由于受伤在先，只好用青春赌明天，待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再换个陌生地方找个人结婚，隐姓埋名生活下去。
这样的美梦，究竟有几个能够实现，不得而知。
因为我们不由得会想起《布莱顿硬糖》。
她们面前的路，不能不说像悬崖一样危险。
但即使如此，成刚的《万丈红尘》，仍然体现出了应有的人文关怀的精神。
当你看见小姐们逗弄桂姐三个月大的儿子时，你会蓦然省悟：即使是道德上有缺陷的人，也有生存的权利与生活的内涵。
对于作家来说，这里不仅有一个视野问题，还有一个视角问题。
马克思从来不用道德的尺度来评判历史。
我为《万丈红尘》的出版而欣幸，谨以为序。
李惊涛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