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居走后，武上独自坐在桌旁思考着。
他在想11号是真正的罪犯的可能性。
虽说他的确在很多方面都很符合罪犯的条件，但是他过去一般都是在变态的心理冲动下作的案，从来没有利用过传媒……重新对前科罪犯名单中的人进行调查是神崎警部的主意，调查是谨慎地进行的。
特别是对6号和11号调查的进展状况，因为考虑到防止记者泄密，在调查会议上都没有全面公开。
神崎警部在刚到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就曾经有过围绕三亿日元的事件抓错了人的经历。
那件事在他脑子里始终记忆深刻。
这种错误不但给误抓的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给调查机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这一点神崎警部是深有体会的。
为此，他们这次采取了白天出动调查，夜里开会研究的工作方式，专职采访刑事案件的记者们对此大为不满。
搜查一科的科长也是个对媒体多有微词的人物，这次他与神崎警部的意见很一致，都不主张过多地向外界公开调查的进展状况。
当然，媒体方面的反应也很强烈。
有关调查总部在事件发生了半个月之后似乎还没有什么线索的评论和报道大量见诸报端。
武上仍旧继续收集这些报道的剪报和有关这个事件的电视节目的录像。
因为录像不属于武上他们的业务，所以总部里也没有录像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武上妻子的头上。
不论是新闻节目还是白天的综合节目她都比武上清楚得多。
在事件还是媒体的热门话题的时候，武上白天几乎没有时间看这些电视节目，过后看录像，也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尽管录像带的利用价值不大，但是因为武上严谨的工作态度，他的妻子一直按他的要求坚持继续录像。
这天中午过后，武上的妻子拿着换洗衣服去署里找他。
正在开会的武上没有出来见她，过后武上打开口袋一看，除了衣服外，口袋里还有一盘录像带。
录像带上有妻子手写的目录，内容是一组有关恶作剧电话的特集节目。
妻子说这盘带子也许能给他提供一点儿参考。
在特别调查总部的沉闷的气氛里，武上总是要在夜里临睡前用会议室的电视机看看媒体的议论。
和武上在一起的条崎，也看到了武上妻子写的目录，见武上正好有空，就随手把带子放进录像机里，并且准备好了记录本。
因为是特集，开始是变音器的机械组装、流通渠道、价格和使用方法等的简单说明，然后是去年一年里首都范围内发生的骚扰电话的次数，还介绍了其中使用变音器的电话的次数。
打这种骚扰电话时，如果用真实的嗓音，会是一种什么心理？条崎把这句播音员的旁白记录了下来。
在插播的商业广告画面中，对声波的解释是：即使通过变音器声波的声纹也是改变不了的。
也就是说，变音器欺骗的只是耳朵，只是听起来声音改变了，实际上声纹是无法改变的。
至于能改变声纹的机器和技术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呢。
这对武上他们来说可是个意外获得的知识。
武上他们要抓的罪犯不正是为了不留下证据才使用变音器的吗？当初打电话给电视台的时候，他肯定是动了脑筋的，不过，他大概也不知道声纹是不能变的吧？如果他也看了这个节目就该慌神儿了。
特集的最后是接到过骚扰电话的受害人的控诉。
出现在画面上的一共有两个人，都是女性。
她们的脸部都加了伪装阴影，声音也作了处理。
其中一个人是住在埼玉县的家庭主妇，另一个是住在东京都内的单身女职员。
家庭主妇说她一天之内接到了一百五十多个骚扰电话，使她的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女职员则说，打给她的骚扰电话都是涉及她个人生活的内容，她怀疑是一起工作的同事干的，她已经不得已辞去了工作。
这两个案子都出动警察进行了调查，但是都没有抓到罪犯。
在这个节目的后半部分，埼玉县的那个家庭主妇流着眼泪，毫不隐瞒地说，她不仅受到骚扰电话的直接伤害，还因为这种电话受到其他更严重的伤害。
在她所居住的新兴住宅区的狭窄的人际关系中，有人得知她接到这样的电话不但不同情她，反倒说她肯定是有自己的原因才招惹上这种事儿的，为此引来不少流言蜚语。
看完录像，武上问条崎：在大川公园一带，过去发生过骚扰电话的事儿吗？没有做过这种调查吧？条崎立刻回答道：这种情况在报告书里还没有。
要是做了就好了。
如果有过这种事儿，怎么到现在没有听说过呢？ 条崎说。
也许是被害人不愿意说吧。
说出来还说不定会遭到非议，招来更大的痛苦，刚才那个家庭主妇的话你不是听见了吗？条崎想了想，站了起来。
说道：我先去查一查管片儿内有没有对这种事件的调查申请或者报案记录。
第二天，27日，案情发生了几处巨大的变化。
其中之一是，11号嫌疑人有今年6月7日的不在场证明的证词，6月7日正是古川鞠子失踪的日子。
因为是临时工，所以要想确认11号的不在场证明是很困难的。
日高千秋失踪那天，他从早上就一直呆在自己家里，临时工的工作是晚上六点开始，工作之后就去向不明了。
这也是把他列为重大嫌疑人的关键因素。
尤其是6月6日到6月9日的四天时间里，他没有上班，说是休假了，到底去哪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