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四天，11号和他的朋友是去参加了他们自己组织的一个培训班。
这是从他的高中时代的同学口中得知的。
11号嫌疑人的一个靠父母生活的，没有工作的朋友，一直抱有自己经营生意的梦想。
他参加过许许多多培养经营者的培训班，这个人与11号从高中时代就断断续续地来往，对11号所犯前科也都清楚，而且还同情他。
此人总想帮助11号重新融入社会，曾多次劝11号参加这 类的培训班，直到六月的这四天才真正兑现。
这个证词是出自和11号很接近的人。
已经证明他们参加这个培训是有记录的，而且，参加者在四天当中一律不准外出，甚至在没有紧急情况时就连和外部的通讯都要暂时中断。
那个培训班的地点设在千叶县馆山市的一个公司专用机构里，参加者都是从地铁站乘公共汽车前往的，不能用自己的汽车。
经调查当地的出租车公司的运行记录，四天里完全没有从会场到馆山地铁站或直接到东京，或者是从馆山地铁站以及从东京到会场的运行记录。
和11号吃住在一起的多名参加培训的人员都证明，四天里他们根本不能随便外出。
11号在这次案子中的分量一下子就减轻了。
眼看着忙活了半天一无所获，鸟居的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就在这个时候，第13号田川一义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最初引起武上他们注意的，是负责调查可疑车辆的刑警报告书。
大川公园事件发生一周以内，在对公园周围的可疑车辆一辆一辆地进行调查时，查到有人曾三次到租赁公司租车，因而引起了刑警的注意。
这个人就是居住在品川区大崎的二十五岁的公司职员。
他租车的日期是9月4日、11日和20日。
4日正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
他租用的车子颜色每次都不同，有目击者看到他的车在公园的周围停放过，在那个业余摄影师的照片上也有他租的车。
经过向他本人询问，他说都是帮他的一个朋友租的。
他的这个朋友就是田川一义。
按大崎的公司职员的话说，他也是个有前科的。
田川一义在两年前，二十三岁的时候，曾经在他工作的办公设备租赁公司的女更衣室的墙上凿洞，安装了隐型摄像头进行偷拍。
并把拍到的照片匿名邮寄给被拍照的人。
那个人是他的女同事。
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所以公司就把他开除了。
据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田川好像患上一种对人的恐惧症似的。
有人说：他总觉得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事，都用轻蔑的眼光看他，有点儿神经兮兮的。
田川有一段时间都不敢一个人上街买东西。
田川犯的事儿都是和摄影有关系的，据说田川从小就爱好摄影，常常一个人带着照相机独自去旅行。
要说他那么怕见人，恐怕连工作都没法儿做了吧？可是，听他母亲说，虽然出了那件事，他反而对摄影更感兴趣了，只是尽拍些山呀海呀的。
这对他倒也没什么坏处……按说摄影旅行应该有辆车才更方便，既可以运器材也可以过夜，可是田川没有车。
他的那个朋友说：租车的事儿是我帮他办的，如果他干了什么坏事儿的话，我可不知道，租车费都是田川付的。
9月份那个人一共帮他租过三次车，时间间隔很近。
据田川说是去有明市的野鸟林去拍野鸟。
但是那辆车曾在大川公园附近转悠过。
几乎在田川的情况被报告上来的同时，武上提议开始着手的有关恶意骚扰电话的调查也有了收获。
在过去一年里，墨东警察署就接到过三次有关使用了变音器的打骚扰电话的报案。
其中一次的受害人就是和田川一义同住在一个公营住宅楼内的年轻的家庭主妇。
这个家庭主妇当时并没有报案，这件事儿是调查人员在寻访中听说的。
她一共接到过两次这类电话，都是用下流的语言议论她的私生活。
大川公园的事件发生后，罪犯往电视台打电话时，她还在想怎么会有这么相似的事儿，但根本没把这两件事儿往一块儿想。
因为田川一义和那位家庭主妇住在同一栋楼里，才引起调查总部的格外注意，开始对他进行彻底调查。
转眼就到了十月份。
武上已经把有关田川一义的材料整理出来了，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了婚，他从十岁起就和母亲一起生活。
他母亲现在已经五十岁了，在一家洋货店里当售货员，没有其他生活来源。
田川是从一所工业技校毕业的，毕业以后他换过多次工作，二十三岁时出了那件事之后辞去了工作。
辞职时在那家办公设备租赁公司也仅仅工作了半年。
保护司的人说，田川怕见人可不是装出来的。
他多次对保护司的人说过，他总觉得别人都看不起他，总觉得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的。
保护司的人认为，他能恢复到不自卑就不错了，至于眼下的事件应该跟他没关系。
罪犯依然沉默着，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来对话呢？能有什么新的行动呢？是田川一义干的吗？《模仿犯》第五部喂，老大爷。
你还好吗？一拿起话筒就听到这个声音。
就像是变音器发出的声音。
有马义男看了看周围，正好有客人来，木田在柜台前招呼着。
义男把安放在电话机旁的磁带录音机的录音键按了下去，伸手拿起了话筒。
手心都出汗了，他用力在裤子上擦了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