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宅的二进处在宅子的正中，过去一般是大少爷住的，一家之主老爷和太太住在三进。
也有人家人丁不旺，老爷太太住二进，少爷住一进，小姐住三进，呈轿子式，意思是儿女抬着老爷太太。
如果老爷太太住三进，那么小姐们就住在三进的楼上，所以三进的设计就比较注意私隐。
从大门到二进，除了有厅堂的隔栅门，几乎都是通的。
从二进到三进就不一样了，经过厅堂，绕过照壁，穿过虎皮门，进入一个小天井，三级台阶后又是一道门。
这道门很结实，黑色，铁门环，门边包着铁皮，从里面插上门闩，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
但是这道门已经多年没有关过了，老宅里住了这么多人，如果关上，出出进进就很不方便。
进入这道门，是一个回字形的连廊，连廊的中间又是一个天井。
如今保存完好的徽式民居中，一般都没有连廊，只有大家族的祠堂里才有，因为祠堂比民居要大，汇集的人多。
可当年的齐府里就设计有连廊甚至有雨廊，连廊和雨廊是为了主人在雨天行走不淋雨而设计的。
西边连廊有一个楼梯，楼上住着的就是何惠芳。
这天，茉莉被成虎接回家，晚上和母亲何惠芳一块吃饭。
茉莉长大以后渐渐懂事了，理解母亲一个人带着她这个身有残疾的女儿很不易，每次回家都陪着母亲谈谈心。
这天吃饭的时候，茉莉突然问：妈，能和我谈谈我爸爸吗？总有同事问我，可我对爸爸一无所知。
何惠芳的筷子在半空中停住了，眼泪涌了上来。
她想了想，对女儿说：茉莉，你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特别的人。
不是妈妈不告诉你爸爸是个什么人，而是担心你无法理解你的爸爸。
茉莉见母亲伤心了，说：妈，我已经长大了，会理解的。
何惠芳站起来，收拾着桌上的碗筷，边收拾边说：孩子，让妈妈再想想，想想怎么告诉你。
妈妈一定会告诉你的，好吗？何惠芳收拾好碗筷，拿到楼下去洗了。
茉莉回到自己房间，拿出一本琼瑶的小说在灯下读。
何惠芳在楼下洗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洗得长，明明已经洗干净了，可她又洗了一遍。
她是不愿意再回到楼上，看到女儿那清澈见底的眼睛。
她说不清刚才的落泪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死去的丈夫江堂发。
洗完碗，何惠芳在楼下厨房里站了很久，一个人默默地流泪，她感叹自己这一生太苦，她又害怕会影响到女儿的一生，越想越伤心。
曹老三到厨房里倒水，看见何惠芳一个人站在黑暗中，吓了一跳，问：怎么啦？何惠芳擤了擤鼻涕说：没什么。
转身上楼去了。
曹老三在背后轻声说：是不是茉莉又让你生气了？她是孩子，别往心里去。
何惠芳边往楼上去，边说：不是，不是孩子的事，也没事。
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
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
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
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
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
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
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
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
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
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
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
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
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85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
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
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
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
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
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
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
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
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
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
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
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
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
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
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
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
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
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
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
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
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
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
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
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
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松了，靠在椅子上休息。
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由于害怕江堂发再来，何惠芳把总机房的门插上了。
何惠芳问：谁？我。
江堂发的声音。
何惠芳又紧张了，胆怯地问：江司令，您还有事吗？江堂发说：你开开门。
何惠芳说：现在就我一个人值班，您要电话我马上给您接。
何惠芳害怕开门。
江堂发说：你开开门。
快点。
何惠芳不敢不开了，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只见江堂发肩上扛着一个白色的口袋，他将口袋放在何惠芳面前：这是慰问你的，辛苦了。
说完，转身走了。
何惠芳一看，是一袋绵白糖！那时砂糖还要凭票供应，一人一个月才半斤，像面一样细的绵白糖是很稀罕的东西。
江堂发一送就是一包，一包是二十斤，这是非常重的礼物。
江堂发用送绵白糖的方式，既向何惠芳道歉，又向她传达了一种爱意。
江堂发不是个粗人。
那天晚上，何惠芳被江堂发的气势震住了。
他穿了一件旧军装，胸前交叉地背着一只枪和一个皮的公文包，真像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红军指挥员。
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虚荣心又很强的何惠芳，她的心深深地被江堂发吸引住了。
每次转接江堂发的电话时，都会问一声：是江司令吗？你好！我是何惠芳。
何惠芳的声音听起来很像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
跟自己心仪的人说话，更有一种软软的，甜甜的，勾魂的味道。
江堂发一开始还不敢和何惠芳套得太近，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人，只是不停地用小恩小惠吸引着何惠芳。
那段时间是两派武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由于交通被封锁，物资供应匮乏，生活非常艰难，什么都买不到。
可那段时间何惠芳家吃的用的都很丰富，全部来自江堂发的馈赠。
那段时间也是江堂发最紧张的时候，他的好枪法给支派造成很大的压力，支派制定了一个斩蛇计划，派出多支武装小分队，深夜摸进城里，要抓江堂发，抓不住就刺杀他。
一连多日，宜市的夜空都充满着枪声，支派小分队多次摸进反派阵地，抓走了很多人，弄得他们十分紧张。
江堂发日夜呆在武装组织司令部里，神经高度紧张，何惠芳看见他眼睛通红通红，布满血丝，很心疼他。
紧张了一段时间，又平静了下来，听说支派放弃了斩蛇计划，江堂发也轻松多了，总找理由往总机房跑，和何惠芳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闲话。
那天，何惠芳夜班，夜里电话很少，她把话务员耳机戴在头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突然被一声站住！口令？惊醒，楼下的岗哨发现了情况，没等声音落下来，一阵枪声响起［万卷书库·手机电子书-ｗＷw．ｊaＲtxｔ．ｃＯm］。
原来，支派见反派放松了警惕，就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深夜摸到了反派司令部。
这场战斗打得很激烈，总机房的玻璃都被打破了。
这时，何惠芳的耳机里传来江堂发的声音，他要她接通别的武斗组织的电话，命令他们火速支援。
支派小分队打得十分顽强，攻进了楼内，逐层往上打。
总机房和江堂发的办公室都在三楼，何惠芳想，今天死定了。
躲在总机的后面直发抖。
这时，江堂发手持双枪冲了进来，首先朝着配电盘连开了几枪，造成电源短路，整个大楼立即一片漆黑，然后推倒总机房的两个更衣柜，把何惠芳拉到更衣柜的后面，紧紧地抱着何惠芳。
支派攻上了三楼，有人踢开了总机房的门，用电筒朝里照了照，朝床上开了一枪，又朝倒在墙边的更衣柜开了一枪，那一枪就打在何惠芳的头顶上方，江堂发一把捂住何惠芳的嘴，防止她叫出来。
过了一会儿，外面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好像支派小分队撤走了。
但是，情况不明，江堂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躲在衣柜后面等着天亮。
何惠芳被江堂发抱得满身是汗，江堂发清晰地感觉到何惠芳那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闻到何惠芳头发上香波的味道。
何惠芳粗重的呼吸就吹在他的脸上，痒丝丝的。
江堂发一下子冲动了，他用嘴巴去找何惠芳的脸，再接着找何惠芳的唇，一下就把舌头伸进了何惠芳的嘴巴里。
何惠芳抓着江堂发的手慢慢地松了，全身都软了下来，江堂发迅速地进入了何惠芳的身体，只听到何惠芳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强壮剽悍的江堂发，在那个仅容两人藏身的衣柜后面，把何惠芳一同带上了高潮，使何惠芳感到今生今世也离不开江堂发了。
贞操被男人夺走以后，人也就是人家的了，何惠芳不顾家人反对，一心要嫁给江堂发，这时她才知道，江堂发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孩子。
也就在这时，何惠芳发现自己怀孕了。
江堂发说：等安定下来，我就去离婚，我们先找房子住下来。
于是，何惠芳也就住进园青坊大街85号大院里，等待着江堂发离婚，等待着孩子的出生。
可是，没有等到离婚，江堂发就死了，一颗流弹击中了他。
何惠芳成了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寡妇。
多年来，何惠芳虽然有点恨江堂发，但对他的死，是心存内疚的。
她认为江堂发的死跟自己有关，因为自己太虚荣了。
何惠芳出生在一个多子女家庭，母亲一连生了五个女儿，何惠芳最小。
父亲是个做水果生意的小业主，辛劳了一辈子，就是希望有一笔小小的积蓄，生几个儿子，哪怕有一个也行，使自己老有所倚。
对一个每天靠一斤两斤地卖水果维持生活的人来说，他想到的就是老了以后怎么办。
生了这么一堆女儿，一堆赔钱货，他整天是郁郁寡欢对孩子对妻子漠不关心。
何惠芳的母亲总生不出儿子，得了产后忧郁症，整个家庭几乎就像地狱一般了。
父亲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打老婆，就是打孩子。
何惠芳差不多就是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
小时候看惯了母亲被打，母亲被父亲打了以后，没处出气就骂孩子。
后来，几个姐姐都长大了，一旦父亲脾气上来了，立即一个个撒开脚丫就跑了。
小女儿何惠芳跑不动，挨打最多的就是她。
在父亲的拳头下和母亲的骂声中，何惠芳长大了。
何惠芳自小就没有安全感。
因此，当她见孔武有力一身戎装的江堂发，就动心了，就是最后江堂发粗暴地占有了她，也使她有一种被征服的愉悦感。
这种愉悦感，一直贯穿在她和江堂发的性生活中。
在江堂发重重的压力下和近乎暴力的发泄后，她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痛快感。
何惠芳得不到江堂发的明媒正娶，心理上就寻求一种补偿。
她怀孕后，一直要求孩子所用的一切都要最好的。
这个最好的就是上海产的奶粉和童装。
江堂发对于美人儿的何惠芳当然宠爱有加，心里也一直有歉疚，所以尽量满足何惠芳的要求。
正是因为这，他把自己的命送掉了。
那一天，两个人云雨以后，何惠芳哭了，说孩子还有几个月就要出世了，现在还什么都没有。
江堂发的心被何惠芳哭软了，他说他们正在和支派争夺一条街巷的控制权，因为在这条街上，有一个市百货公司的仓库，双方都想占有仓库里的物资，已经打了好几天了。
江堂发答应今天晚上带几个人摸进去，先弄点奶粉和童装出来。
那天晚上江堂发真的带了几个人摸进去了。
进去的时候还顺利，出来时，由于大家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被支派发现了，立即引来一阵枪声。
江堂发开枪还击，就把自己暴露了，所有的火力都集中到他所藏身的地方，打得他一动都不能动。
江堂发死得很窝囊，一颗流弹打在他身旁的水泥电线杆上，然后比瞄准还要准地反弹到他的脑门上。
他连叫一声都没有来得及，头一歪，倒在那儿了。
江堂发被流弹打死，他的同伙都没有发现，天亮后才发现司令不见了。
想回去找，但支派封锁了这条街，坚决不让反派把江堂发的尸体弄走。
可怜江堂发窝在电线杆下，背上是一包婴儿用品。
正是酷暑八月，几天后就闻到尸臭了，到后来简直就是臭不可闻了。
后来，不知是哪一派的人，把一个自制的汽油弹扔到江堂发的尸体旁，江堂发就在燃烧的汽油中火葬了。
何惠芳那些日子天天以泪洗面。
后来，茉莉出生了。
茉莉出生的那一天，何惠芳种的一盆茉莉开花了，满屋子都是沁人肺腑的清香，何惠芳就给女儿取了这么一个有点伤感的名字。
法律上，何惠芳和江堂发没有关系。
江堂发死后，他的老婆到老宅来取江堂发的东西，带了十几个娘家的人，把屋子里抄了个底朝天。
江堂发老婆边抄东西边骂何惠芳：你这个臭婊子！你这个骚货！害死了我男人！骂着骂着竟恶狠狠地打了何惠芳两个嘴巴。
何惠芳怀里抱着茉莉，连挡架的手都腾不出来，茉莉吓得大哭起来。
这时，曹老三从围观的人群中跳出来，大喝一声：住手！一把抓住了江堂发老婆的手。
江堂发老婆娘家人竟一轰而上，要打曹老三。
成虎的妈妈也挺身而出了，她大声地喊着：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不要仗着人多势众，到我们老宅来撒野，没有王法了？说着从何惠芳的怀里把茉莉抱过来，交给了成虎，自己就挡在何惠芳的前面。
住在三进的月清，也声音响亮地叫着：你们不要这样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抢了人家的东西，还动手打人！江堂发的老婆冲到月清面前，唾沫横飞地说：谁抢东西了？我来取我丈夫的东西！说着，还推了一把月清。
本来，老宅人对何惠芳并没有好感，但这时都看不下去了，朱银娣、钟贵珍、唐秋雁，甚至书呆子齐社鼎都出来了，他们把江堂发老婆一群人赶出了老宅，程基泰还把大门关上了。
从那以后，江堂发老婆再也不敢来老宅了。
可武斗结束后，清理武斗组织，到后来清理文革中的血债，何惠芳又被牵扯进去。
江堂发死了，死无对证了，造反派参加武斗人员就把武斗中的一些血债推到江堂发身上，虽然法律上不能叫何惠芳承担责任，但每一次清查，都找她了解情况。
最长的一次，她被讯问了七天。
她在老宅的家，又被抄了好多次，主要是找枪。
跟出了鬼似的，江堂发在武斗中几乎不离身的那支驳壳枪后来不见了，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清理的重点就是找那支枪，枪失踪了，不是一件小事，所以家被抄了好多次，那支江堂发心爱的气枪也被抄走了，可就是没有找到那支驳壳枪。
这么多年来，何惠芳像一条受伤的狗，只能躲在房间里，自己舔自己的伤口。
今天女儿突然问起父亲。
这些乱麻一样的往事，怎样才能和女儿说清楚呢。
看着手中江堂发的照片，何惠芳泪流不止，说不清是哭江堂发还是哭自己。
这时茉莉撑着拐杖推门进来了，何惠芳连忙擦干眼泪，她不想在女儿面前哭。
茉莉穿一件粉红的睡衣，是她们厂里的产品，出口转内销的，带着蕾丝花边，看上去茉莉就像是一个洋娃娃。
面对着这个美得叫人心颤、纯洁得通体透明的女儿，何惠芳决定不将江堂发的事告诉她，不能伤害她。
茉莉很懂事地，用手擦擦妈妈的脸，轻声说：妈，别伤心了，我不问了。
程基泰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脑子里变成了一锅糨糊，糊涂了。
当初第一次去迎江宾馆，踩在那厚厚的地毯上，就觉得像是踩在棉花上一般不实在，今天不知道是踩在云里，还是踩在雾里，一个疑问始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难道这是一场梦？走着走着，看见了一幢小洋楼，自己非常熟悉的小洋楼。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真的是梦吗？摸了一手的油汗，这时吹来一阵风，程基泰打了一个寒噤，身上最后一点热度，全让这阵风给带走了。
程基泰突然出现幻觉，女儿程翠玲就站在身边，自己指着面前这幢小洋楼对女儿说：这幢小洋楼就是当年我和你太爷爷的家，当时在这个城市里，除了教会的洋房就数它最好了。
如今，你爷爷在香港，是开大轮船公司的，只要你学好，将来可以到香港去。
那时候，程翠玲一直不学好，程基泰想尽了办法也唤不回这个浪女。
于是，就把她带到这幢小洋楼面前，跟她数说自家当年的风光。
尽管程基泰说这些话时，自己心里都底气不足，但为了让女儿学好，不得不画这个饼来充饥。
看着这个早已不属于他的小洋楼，眼前出现的全是当年当小开的日子，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你爸爸是在这楼里长大的，只要你好好读书，将来出息了，还会住上这种小洋楼。
今天，程基泰站在秋天的寒风中，面对着当年的风光岁月，不知道是身上那薄薄的香港衫在抖，还是他人在发抖。
怎么也想不到呀，日盼夜盼的港商黄瀚浩，给自己带来的竟是这样致命的一击。
程翠玲对读书不感兴趣，对花花绿绿的香港感兴趣。
她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去过香港，看程翠玲长得小巧秀丽，就想引诱程翠玲去香港赚钱。
听到程翠玲说她爷爷在香港开大轮船公司，两人一拍即合。
程翠玲就跟着这个朋友走了。
她们坐船到了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衡阳。
在那里，朋友花了一百元钱找了一位在铁路上工作的人，是给货车编组的，知道哪节车厢哪些货是到香港。
一天夜里，朋友带着程翠玲来到衡阳火车站编组站，一条条铁轨上停着好多好多的火车车厢，她们等来了一个人，什么也不说，打了个手势叫她们跟他走，七拐八拐把她们带到一节货车车厢边，然后拧开了车厢门的封铅，叫她们上去，就把门关了。
关上门以后，隔着门缝关照她们说：呆在里面别动，一天一夜就到香港了。
车厢里装的全是干货，一箱一箱地码在那儿，她们找了一个缝隙坐了下来。
朋友很有经验地拿出一袋食品，还有几瓶矿泉水和一扎空的塑料袋。
食品和水是为了路上吃的，可带那空塑料袋干什么？程翠玲不解，也没问，她是一个不愿动脑的孩子。
当晚货车没有动，第二天白天也没动，这就让她们受罪了，首先是热，密不透风的货车车厢跟大蒸笼似的，程翠玲热得只穿一件小裤衩。
接着是渴，好在有几瓶水，但朋友不让多喝，她说不知道还要熬几天呢，这水到时候会救命的。
再就是大小便，人总要排泄，这时候程翠玲才知道朋友带空塑料袋是干什么用的。
程翠玲受不了了，她要出去，她要回家。
她不顾朋友的阻拦去拉车厢的门，门纹丝不动，它不仅关上了，还用铁丝铅砣封上了。
程翠玲绝望地叫喊，朋友拼命捂住她的嘴，把她几乎捂昏了，她软软地躺在车厢地上，连哭都没有眼泪了。
第二天夜里，车厢终于动了，先是被编到一列火车上，第三天早上才开走。
她们在车上闷了四天四夜才到香港，她们几乎是奄奄一息了。
香港火车站的搬运工从车厢里把她们抬出来了，喝了些水，恢复了一点体力。
这时，听到一个人在打电话，朋友听得懂香港话，她知道是在报警。
马上示意程翠玲跟她一块儿跑。
于是，两人从货场里跑了出来。
程翠玲就这样到了香港。
在迎江宾馆黄瀚浩的房间里，程基泰知道了女儿到香港的艰辛，现在又担心她在香港的生活，便问：那，她在香港靠什么生活？黄瀚浩笑笑说：她在香港做小姐。
程基泰被黄瀚浩的话弄蒙了，也不明白什么叫小姐，就问：她本来就是小姐，还要去做小姐吗？哈哈哈……黄瀚浩大笑起来。
程基泰被笑得莫名其妙：你笑什么？黄瀚浩解释说：程先生，小姐就是‘鸡’。
程基泰不解：鸡？黄瀚浩说：程先生听过香港的‘一楼一凤’吗？‘鸡’就是‘一楼一凤’。
程基泰有点着急：一会儿‘鸡’，一会儿‘凤’，到底是什么意思？黄瀚浩看程基泰确实不懂，想了想，干脆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程基泰：在香港，‘鸡’就是暗娼。
程基泰终于明白了。
他脸色苍白，深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突然，程基泰神经质地一跃而起，走到门口，听听外边有没有动静，又打开房门，看看外面有没有人。
黄瀚浩安慰他说：程先生，你放心，我是程小姐的朋友，一定会替你保密。
你也不要太在意，香港这个地方，是笑贫不笑娼的。
这样安慰的话，听了比不听还难受。
程基泰死死地盯着黄瀚浩，直盯得黄瀚浩头皮发麻，然后打开房门，一个人离开了宾馆。
走在街头，什么样的噪音他都听不见，满脑子只有一个字：鸡、鸡、鸡。
程翠玲到香港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爷爷，她死心了。
这段时间她吃的用的都是朋友的，朋友要收钱了，就要她出去找工作挣钱。
她是偷渡客，没有地方肯雇用她，最后只能做了一楼一凤。
黄瀚浩开始就是程翠玲的客人，后来成了她的常客。
在每次肉体交易完后，他都喜欢在程翠玲那儿睡一觉，当然需要另外付钱，有时程翠玲就跟他讲自己的家乡宜市。
这位黄瀚浩是做古玩生意的，正在考虑开辟开放以后的大陆市场，以扩大货源的事，听到程翠玲的介绍，知道历史上宜市和周边出过很多大商人，在民间一定散落着不少古玩。
他到宜市人生地不熟，就通过程翠玲找到了程基泰。
程基泰回到家里倒头就睡，这一睡竟然睡了一天一夜。
等他醒来，就关着门在家里写信，丁主任来敲了好几次门，他都不开。
写好信，就去迎江宾馆找黄瀚浩，谁知黄瀚浩又和钱启富下乡去了。
三天后，当他们从乡下回来时，程基泰堵着黄瀚浩交给他一封厚厚的信，请他回香港后一定亲手交给程翠玲。
信中反复强调的就是一个意思：回家来，粗茶淡饭保平安。
黄瀚浩走了。
程基泰面对着四壁空空的家，想，女儿回来，回来怎么住啊！他只盼望着老宅赶快拆，拆了就要还给他新房子。
有了新房子，女儿回来不仅有地方住，也不会乱跑了。
有了新房子，就可能留住女儿的心，他就可以和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了，哪怕是粗茶淡饭，过的是平安的日子呀！程基泰心灰意冷，钱启富却干得更卖劲了。
买了那个假印章后，钱启富接受了教训，第一，不懂的东西坚决不碰；第二，还是要亲力亲为以免上当受骗；第三，要尽快把那亏损补回来。
于是，他又领着黄瀚浩下乡了。
在乡下，钱启富充分发挥自己掌眼的能力，和黄瀚浩配合得非常默契。
每收到一件东西黄瀚浩都交给钱启富看，特别是玉器，由钱启富做鉴定，然后黄瀚浩来定价。
钱启富毕竟多年没有干这一行了，也不知道海外的古玩行情，他悄悄注意着黄瀚浩的定价，准备着一旦黄先生离开，自己独自收货。
分手时，黄先生又给了他一笔佣金。
这次给的都是人民币，回到家里钱启富就交给了朱银娣。
这段时间朱银娣心情可好了，她忙得不亦乐乎，先要把那些外汇券换成人民币。
这玩艺儿只有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同胞才能用，抓着一大把外汇券，中看不中吃，朱银娣和钱启富都着急。
后来钱启富告诉朱银娣有专门的人在炒外汇券，这些人就聚在宾馆门口，看到外国人特别是华侨，就上来问。
朱银娣就拿着外汇券到宾馆门口去找这些人，先是五十一百地换，后来，就把所有的外汇券都换成了人民币，现在这笔钱已经有一万多块了，放在哪儿都是一堆。
朱银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虽然知道是丈夫钱启富挣来的，但不知道这笔钱是不是合法，就不敢存银行。
不存银行放哪儿呢？她买了好几个瓦罐，把钱塞在里面，把床下一块地板撬起来，把罐子放在地板下面藏着。
那时，一万块钱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是相当大的一笔钱。
那些日子朱银娣六神无主的，干什么都不踏实，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
万元户是社会公认富起来的人，她们家突然有了这么多钱，变成了万元户，朱银娣老是在心里问自己：我富起来了吗？真的富了，钱家反而不摆富了。
原先喜欢在厅堂里吃肉的钱家，也像张家一样关门吃饭了。
这笔钱，让早先倒头就睡的朱银娣得了一种病，每晚如果不将所有的钱数一遍，就睡不着觉。
两个女儿都嫁出去了，小儿子也考取了大学，在合肥读书。
家里一下空了起来，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后，朱银娣都会插上房门，爬到床底下，撬开地板，把几个装着钱的罐子一一抱到床上，把昨晚已经数过的钱再数一遍。
有些钞票是从银行里拿出来的，一沓一沓捆好用纸条封着，朱银娣还是要蘸着口水，一五一十地再数一遍。
朱银娣一进入点钱状态，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旁边打雷恐怕都不会惊动她，让钱启富看着都有点害怕。
钱启富也有一个毛病。
解放前，他跟着父亲下乡收货，都是现金交易，现金就放在背褡子里，白天不离身，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放在枕头下面。
要是放错了地方，他就睡不着觉。
后来又养成每晚睡觉，不管有没有钱，都要把钱包放在枕头下的习惯。
有一次，跟着黄先生到乡下去收货，晚上住在县招待所。
白天走了那么多山路，人已经很累了，可钱启富怎么也睡不着。
到了半夜才想起，他的钱包放在裤子口袋里，他马上爬起来，把钱包放到枕头下面以后，才睡踏实了。
朱银娣的病直到认识了一位福建做服装生意的商人后，才好一些。
这位商人来商场推销一种毛线织的大衣，很新颖，受年轻姑娘们欢迎。
朱银娣有本钱了，就想留职停薪，自己开一间服装店，专门经销这种样式新颖的毛线大衣。
朱银娣离职了，租了店面，开了一间服装店。
虽然赚头不大，但还是有钱赚的。
做生意每天有钱进，心境就好。
开了服装店以后，朱银娣每天都要点营业款，或缴银行，或付给供货商，或临时带回家，还要缴纳工商税务房租电费等各种费用，点钱的机会大大增加了。
只是从自己手里经过的钱，并不一定就是自己的，点钱的瘾就没有那么大了。
虽然只是经营着一家小服装店，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操心的事太多，每天回到家里都疲惫不堪了，渐渐地她就不每天点家里的钱了。
朱银娣的毛病好了，钱启富又病了。
不看着朱银娣点钱，他又睡不踏实了。
几天下来，熬得脸色发青。
于是每天晚上换成他来数钱，先是帮着朱银娣把带回来的营业款复一遍数，然后就点罐子里的钱。
点完了现金，还要点一遍存折。
朱银娣只点钱，不算账，钱启富点完钱后，还要噼里啪啦拨拉一阵算盘珠子，才伸伸懒腰上床睡觉。
这时，朱银娣早已鼾声不断了。
钱启富慢慢在点钱中体会了一种满足，一种过瘾的舒坦，这种满足和舒坦跟朱银娣的完全不同。
解放后，钱启富一直在旧货商店里当店员，虽然没有受过太大的冲击，但总是不能直着腰做人。
旧社会的古玩店老板，在新社会里，总是低人一等的。
虽然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他都挨不上，但似乎又都靠得很近，好像是后备的第六类分子，他不得不低着头做人。
不仅如此，还有不断受穷。
没有过过富日子的人，扛穷的能力比较强，一碗米饭可以过一天，没有米饭一碗玉米糊也可以过一天。
哪天没吃的了，靠在墙根晒晒太阳，也可以撑一天。
而钱启富是过过富日子的人，山珍海味鱼翅燕窝都吃过，现在却是：吃一次鱼，都要把鱼刺嘬半天，这种生活，让他对钱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其中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对老婆朱银娣说：钱，决定着让你直着腰做人，还是弯着腰做鬼。
如今，他手上又有了一沓沓钱，成千上万的，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钱启富对钱的多少，有一种形象的体会：当他手上有了一千元，他感到自己像是旧货商店的主任；有了五千元时，他就像是主管单位百货公司的总经理了；当有了整整一沓一万元的人民币时，他觉得自己就是商业局长了。
钱启富每天就是这样体验着金钱的美妙感觉。
过了六十岁以后，他已经基本没有性生活了，如今有了点钱，又唤醒了他的性需求，经常在点完钱以后，意犹未尽地找朱银娣的麻烦，他对朱银娣说：钱，真是个好东西。
跟你结婚一辈子，我也没有体会过这样的高潮。
弄得朱银娣哭笑不得，骂他老不正经。
朱银娣却有点担心他的身体，又不好不答应他，她害怕钱启富到外面乱搞，听说现在暗娼又复活了。
钱启富对朱银娣说：不用担心，我年轻的时候吃得好，身体底子好。
解放前有钱人家的老爷七八十岁还能生儿子呢！朱银娣有了钱，监视对面张家垃圾桶的嗜好却没有变，每天早出晚归的时候，她仍然要看一眼张家的垃圾桶，张家吃什么，她一目了然。
她窥视张家的秘密，却并没有告发张和顺的想法，告什么？告人家每天吃肉？但，望着钟贵珍，她的笑容中分明在说：别看你们家有一个所长，你们家的事，我全知道，哼！朱银娣这有点像猫戏老鼠，觉得自己像一切都知道的神仙，心里很舒坦。
这天晚上，朱银娣点完当天的货款，又把钱交给钱启富再点一遍。
钱启富把朱银娣交给他的钱点完以后，又爬到床底下，把那几个罐子抱出来，把钱倒在床上，像点大洋一样，一五一十地点起来。
正点在兴头上，忽然，好多天没有出现的那股臊味又飘过来了。
朱银娣先闻到的，她下意识地说了一句：那狐臊又来了！钱启富也抬起头来，闻了闻说：是那狐臊味！两人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耸耸鼻子皱着眉头对视着：臊味太重了！这时，窗户响了一下，朱银娣神经质地问了一声：谁？像是害怕有人来抢似的，夫妻俩把床上那堆钱一下子抱在怀里，注意着门，门当然是关着的。
窗外有人踮着脚迅速离开的声音。
朱银娣家的房间采光通气都不好，因此就在门边上，朝天井方向开了一个窗，这是一个花隔栅窗，上面嵌着玻璃，窗外就是连廊。
朱银娣冲过去打开了房门，门外什么也没有，黑漆漆的。
对面张家的门也是关着的，门缝里露出几丝微弱的灯光。
这时，那浓浓的臊味扑面而来，把朱银娣熏得透不过气来，她赶紧把门关上。
夫妇俩，一个站在门后，一个坐在床上，四目相视，手足无措。
关上了房门，仍然抵挡不住那股臊味。
突然，吊在天花板下的那盏二十五瓦的白炽灯光闪了起来。
闪着闪着，灭了。
灯泡坏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
钱启富起身去找蜡烛，只听啪的一声，一只装钱的罐子被他从床上碰掉到地上，摔得粉碎。
那罐子在地板上摔碎的声音，像爆炸了一般仿佛整个老宅都能听见。
坏了，钱罐子摔碎了，不是个好兆头。
朱银娣想。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