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她谈话的头一天，她摔了一跤，头皮都撞破了，上面扎着一方有丝花的头巾。
倒绿茶的时候，她的手抖个不停，但她坚决拒绝我帮她倒。
屋外，阿姆斯特丹的运河一片寂静，跟波光粼粼的池塘一样。
在屋内，她坐在许多书籍和包豪斯派家具中间，这些残留物品是她在德国魏玛最后那些忘乎所以的日子的纪念。
她清楚地记得弗里德曼家的所有男孩子。
最大的孩子是1911年出生的，15岁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但1936年就夭折了，是病死的。
最小的孩子叫康奈尔，1918年生，当年，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混乱。
据贝斯尼奥回忆，班迪经常抱怨生活无聊，极想找机会置身冲突与危险之中。
正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特别爱好滑雪，哪怕朱莉亚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贝斯尼奥最喜欢的休闲方式是摄影。
她有一台让自己很是自豪的柯达布郎尼相机，有空的时候，她大都在布达佩斯各处拍照。
有时候，安德雷会跟她一起去。
但她坚持认为，我们一起在布达佩斯的时候，他对摄影并没有兴趣。
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谈过摄影的事情。
15岁那年，他找别人借来了一副滑雪工具，跟贝斯尼奥一起去了俯瞰着布达佩斯市的瓦布赫奇山。
两个人以前从来都没有穿过滑雪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一起坐滑雪升降机到达山顶。
布达佩斯已经隐入远处的云雾之下，已经结了冰的多瑙河在山底下构成一条粗大的曲线。
安德雷神情坚毅地说：我准备开始了。
但你不知道做什么，贝斯尼奥说。
安德雷耸耸肩说：管它哩，我反正要动手了。
他从来都不怕尝试任何新事物，尤其是涉及小小危险的事情，贝斯尼奥现在说，我希望他不要摔断一条腿，结果他也没有摔着腿。
他滑下去了，之后又爬上山来。
他总是想亲身体验，自己发现新事物。
安德雷皮肤浅黑，有浓密的眉毛，嘴唇饱满，手生得很漂亮，在同学和附近的女孩子们中间越来越受欢迎。
经常有人看见他在伊莉莎白大桥底下的阴影处跟姑娘们接吻，那是佩斯特城的小情人们最喜欢去的地方。
但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在佩斯特城那个眼睛生得跟雌鹿似的斯拉夫姑娘那里失去童贞。
后来他说，他第一次性交是跟一个有钱的中年妇女，那是他母亲店里的一个客户，当时母亲让他去送新衣服，结果就被那个中年妇女诱奸了。
在19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反共政治迫害期间，安德雷担心有人会翻自己的旧账，因此反复否认自己参加过匈牙利共产党，也否认自己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加入过共产党。
在1953年的一份陈述材料中，他解释了自己在这个时期的政治立场：在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对文学和政治产生了兴趣，并决心以后靠新闻事业谋生。
当时，我对霍西将军反闪族的独裁统治十分厌恶。
我是研究过社会主义，但立即发现自己跟共产党的目标和方法相去甚远。
安德雷回家以后，两名特工逮捕了他。
朱莉亚请求他们不要带走自己的儿子：已经有很多危险分子再没有从霍西的羁押所活着出来。
但是，没有人理睬她的请求，安德雷被推上了一辆警车，带回警察局接受问讯。
在一间小房子里，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墙上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到处都是，彼德·海姆召来的打手给了他一顿暴打。
对于像安德雷这样的火把来说，来一通凶猛的下马威，挫败其锐气是常见的事情，贝斯尼奥说，但是，他们没有吓倒他。
他们揍他，但安德雷却对他们发笑，他们只是怀疑他是左派分子，但并不能够证明他是共产党人。
安德雷明显一直在嘲笑审讯者，最后被打昏过去。
后来是如何释放的，在什么条件下释放的，这事一直都是个谜团。
根据康奈尔的意思，警察局副局长伊梅里·赫登尼的妻子是他父母那间裁缝店的好客户。
因为有了这层关系，父亲就想办法让（我兄弟）出来了，条件是立即离开匈牙利。
一个不起眼的裁缝当真有能力影响一个警察国家的铁腕人物吗？也许海姆在一场牌局中输给迪其奥了？艾娃·贝斯尼奥暗示说，安德雷最后得以离开匈牙利，其原因也许不那么戏剧化：他只不过是照着她的样子做而已她父亲本打算在她中学毕业后让她去布达佩斯的一家学费昂贵的艺术学院上学的。
但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她意识到匈牙利摄影界里出现了纪录片倾向，还注意到了左派作家和画家拉约斯·卡撒克的思想。
卡撒克相信，摄影这种艺术形式还有很多社会用途没有被人探索出来。
对于一位有社会意识的艺术家来说，摄影是向世界昭示真相的办法，因此有助于改变世界。
安德雷在向法西斯分子扔石块，但贝斯尼奥却在利用罗雷弗拉克斯相机纪录码头工人和当地乡村的农夫生活。
作为一个犹太女子，她渴望脱离匈牙利越来越嚣张的反闪主义思潮。
1930年，她父亲同意送她去柏林学摄影，那是摄影实验活动的中心。
贝斯尼奥告诉安德雷，说自己准备去柏林了，但他只是做出冷漠的回答：也许我也会去的。
你准备怎么去呢？她问。
她知道弗里德曼一家人根本没有足够多的钱让他在佩斯特读完大学，更不用说承担他在柏林的费用了。
这你别管，安德雷回答说，我会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