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9 6 9 — 1 9 7 6１９６８年２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和直属单位大会上讲话，强调必须真正地解放大批干部，依靠他们把工农业生产推动起来１９６９年春，在中苏边界北端冰封的乌苏里江中一个叫珍宝岛的小岛上，中国士兵与具有优势的苏联军队之间进行的战斗使人们发现了中国的脆弱性。
中国的邻居并没乘机利用中国这些年因红卫兵横行而造成的防务上的弱点，但周恩来和他的同僚们认识到必须恢复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渠道。
这些渠道有时甚至被一些小事所堵塞。
在珍宝岛危机时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柯西金总理试图通过中苏之间的热线电话与周恩来联系，但他只是徒劳地发现中国的电话员拒绝替他转过去，因为他是修正主义分子。
１９６９年秋，世界各地的共产党领导人云集河内，参加北越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得到了一个修复的机会。
柯西金总理有意地在周恩来到达河内之前离开河内，但最后他又折回到北京。
在北京机场的休息厅里，他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达４小时的会晤，就导致两国边界冲突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周恩来坚持要俄国人承认１９世纪中俄的不平等条约在道义上是不公正的，但他又许诺说中国将不会要求收回根据这些条约被俄国人强占的土地。
可按传统习惯线作为重新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
同时，双方应该通过下面这些办法来保持边界现状，即各自把军队撤到一个双方同意的距离以外，并承担在这些实质性谈判进行期间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敌对宣传的义务。
柯西金显然在口头上同意了所有这些建议。
但当他回到莫斯科后，苏联的宣传机构又恢复了对中国的攻击。
同时，１９６９年４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了文化革命后政治上的人事安排问题。
这是一次奇怪的大会。
林彪在会上满面愁容，坐立不安，周恩来也露出一副不常见的生气的模样，只有毛泽东显然仍像以往一样挥洒自如。
由他们组成的三驾马车显然是出了毛病。
周恩来被大会选为秘书长，并在新选出的五人政治局里排列第三①，从而排在文革中的风云人物陈伯达和康生之上。
修改后的党章把林彪指定为毛泽东的继承人。
周恩来对这一显然不合理的条例没有提出异议。
据说他曾告诉他的追随者：不要过多地讨论这个问题，让它通过吧周恩来仍与林彪和毛主义者保持联盟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中国进行重建工作，但与他们打交道无疑是件既艰难又乏味的苦差事。
他的一个崇拜者后来这样写到：他甚至能与魔鬼共事，并从中获胜。
那年秋天，在中国被监禁了差不多两年的英国人——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获得了中国政府的释放，周恩来成了这次有意思的文化冲突的受害者。
红卫兵扣押格雷并对他进行精神折磨一事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经过周恩来的不懈努力，格雷终于获得了释放，欧洲人对他的获释普遍感到欣慰。
在他获释后的一次外交宴会上，周恩来急切地走到英国代办身边用他那缓慢的英语对他说。
好啦，格雷出来了，他自由了。
是的，丹森回答说，但他还没离开中国。
嗯，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继续呆在这里。
我可不敢肯定他是否愿意呆在这里。
说到这里，周恩来走开了一会儿，但后来他又回来向丹森问到格雷是否也出席了这个宴会，丹森给了他一个否定的答复。
在另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似乎是想为这个年轻的英国人在中国所受的苦作些补救，也许是要向他表示个人的歉意，或是给他提供一个单独会面的机会。
毛泽东开始把周恩来叫做管家，这是一个善意的称呼。
有一个欧洲外交家曾经这样评论道：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家庭，那么，深受人民喜爱的周恩来就扮演了一个母亲的角色，而一开始受人尊敬、后来又让人害怕的毛泽东则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周恩来这时开始不动声色地重新安置他的那些饱受红卫兵折磨的副部长们和其他高级官员。
１９７０年夏，林彪和陈伯达因行动不慎而在毛泽东面前失宠，这使周恩来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周恩来这时发现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差，但挫败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所带来的快乐使他忘掉了自己的身体病痛。
一天早上，他去出席一个会议时突然晕倒在走廊上。
一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出席。
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不顾周围人的劝阻，坚持说自己没事，叫了一辆车又赶去参加那个会。
不久，周恩来揭开了他外交生涯中最著名的一页。
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后双方的立场都未改变，仍然保持对立状态，这就意味着中苏关系不可能有任何重大的发展，但中美关系则应该另当别论。
林彪及其手下的大部分人仍倾向于与他们以前的莫斯科老师和好。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事未置可否，直到１９７０年底林彪咄咄逼人的野心和来自北方的威胁，使得中国领导人开始认真考虑与美国恢复邦交的可能性。
此外，周恩来手下的专家估计，由于国际力量的重新大组合，使得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威胁要小于苏联的威胁，周恩来反复考虑与美国进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性——只要华盛顿采取主动那就好办了。
这个暗示是当年８月传达给埃德加·斯诺的。
当时，他在北京的一次乒乓球比赛上见到了周恩来——他的头发开始渐渐地变白，身穿一件夏天的运动衬衣，一条灰色宽松裤，下面是白色的袜子和凉鞋。
周恩来对美国国内政治极为关心，并提醒斯诺注意由北而来的对中国的威胁——即来自苏联的威胁。
如果中国要找一个盟友，斯诺问道，找俄国谈判的可能性大还是找美国的可能性大？在当时，这个问题还几乎是一个碰不得的禁区，提出的问题很可能被简单地打发掉了。
但是，斯诺提这个问题所选择的时机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回答使人松了一口气。
这出公共关系的小戏的另一幕发生在国庆游行那天拥挤的观礼台上。
当时，周恩来走到斯诺身边，拉着他的袖子，把他和他的妻子领到毛主席身边呆了一会儿。
这就向无数的中国人和美国人清楚地暗示下一步会是什么。
几个星期后，周恩来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内容广泛的谈话。
在谈话中，他为中国的经济形势进行辩护，对花费巨大的粮食进口的原因加以说明，他还表示伟大勤劳的中国人民也需要外国的技术。
他还自豪地宣称，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中国既汲取了文革中好的教训，同时也纠正了一些暴行。
他对他的国家的这番热情洋溢的描绘被及时地披露在美国的报纸上。
最后，周恩来说中国准备与美国就美国武装入侵台湾问题进行谈判。
有一次，周恩来与斯诺的会面从晚饭一直进行到第二天早晨６点，斯诺最后也支持不住了。
他低声说道：我应该让你去睡一会儿。
周恩来仰面笑道：我已经睡过了，而现在我该去工作了。
由于中美之间没有直接的交流渠道，周恩来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及尼克松的回信，不得不各自通过巴基斯坦或罗马尼亚的使者转送。
在一封通过这类手段于１２月初送达白宫的信中，周恩来强调他不但代表自己，也代表毛泽东和林彪讲话。
他说中国一直希望并一直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以讨论中国台湾的那一部分领土的有关问题。
尼克松总统的特使将在北京受到最热烈的欢迎。
尼克松同意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秘密地访问中国，为今后总统的访问作准备。
在国内，周恩来与林彪的争吵越来越公开。
１９７１年３月，周恩来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坐飞机回到国内。
据说林彪为了消灭这个敌人，曾下命令等飞机一回到中国境内就将它击落，但当接受这个命令的将军看到飞机的民航标志后没有开火，而是强行命令飞机降落。
困惑不解的总理走出飞机之后，将军递给他那份林彪的电报。
据说周恩来把电报拿回去，让人在自己死后交给毛泽东。
这个故事大概情况就是如此，至少这种说法在北京流传甚广。
１９７１年夏，毛泽东终于勉强地同意对外与西方实行缓和，对内实行经济非集中化。
周恩来受委托与各省对林彪既不喜欢又不信任的将军们建立一个联盟，以支持新政策的实施。
这时，陈伯达激进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甚至变得更加极端。
为此，毛泽东转而把他的这位前秘书完全抛在一边。
陈伯达在１９７１年４月被清洗①，这项工作是由周恩来领导的一个小组负责进行的。
周恩来让人查清了这个林彪的头号支持者的罪状。
在１９７１年的五一节的庆典上，形势进一步明朗化。
按照礼仪，毛泽东走在最前面，林彪跟在后面——手上挥动着毛主席语录，脸上带着腼腆的笑。
周恩来走在第三位，但他不像往常那样与前两个巨人离得那么近，而是拉开三步远的距离，并略微偏在一边。
同时，周恩来以积极的姿态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从而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他在接见他们时说：你们开辟了中美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
我相信我们这次重新开始的友谊将得到我们两国大多数人民的支持。
不知所措的运动员们没有反应过来。
这时，周恩来又进一步问道：你们同意我的话吗？他们中立即响起一片赞成声，并邀请中国乒乓球队对美国进行回访。
正如基辛格所说的：周恩来知道如何作出姿态使你不能拒绝。
现在，周恩来又在美国记者和来访的专业人员中间施展起他的全副外交手腕。
这是他自１９４６年离开南京后，第一次重操旧业①。
６月２１日，他与《纽约时报》的西摩·托平，《每日新闻》的威廉·阿特伍德以及《华尔街日报》的鲍勃·基特共进晚餐。
这次晚餐可算是他这类活动的一个代表作。
席间，他精彩地为中国的时局和政策进行辩护，并聪明地对美国想当世界警察的念头加以取笑。
周恩来深情地回忆起年轻时在南京度过的岁月，他说：现在，作为总理，我就没那么自由了。
说到这里，他指着客人手中的一个笔记本说：比如，我现在说一句，你们就记一句。
但周会访问美国吗？我敢肯定会有那么一天的。
他答道。
他在向客人推荐茅台酒时说：这种酒不上头，尽管你可以用火柴点着它。
……实际上，喝了３０年的茅台以后，我现在要戒掉它了。
……在精神上，我永远年轻，但是我的精神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变得越来越衰弱了。
尽管他是这么说的，他还是兴致勃勃地把杯中的茅台酒一口干掉并声称：我要喝就真喝，决不装样子。
周恩来的人情味令客人们极为感动，托平接着问他有关人口增长的问题，他解释说，中国的某些地方仍像以前一样，在那里如果一对夫妇不能生出一个传统家庭所要求的男孩来，那他们就会接着生下去，直到他们生出男孩为止。
他们可能会一连生出９个女孩，这时，妻子已经４５岁了，也只是到了这时，她才停止生男孩的努力，这平等吗？托平听到这，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自己是５个女儿的父亲。
没有儿子？周恩来抬了抬他那黑黑的浓眉问道。
托平疲倦了。
一个美国客人打趣道。
不。
周恩来尖刻他说，是托平夫人感到厌倦了，我代表妇女讲话。
类似这样的会面还有许多次，而这类对话也一直是双向进行的。
周恩来向这些外国新闻界人士详细说明了中国的政策、需要和成就，同时他也向这些见多识广的记者请教他们对美国政治的一些更为深刻的个人看法。
一个美国生物学家惊奇地说：他问的问题范围非常广，他甚至问及谁将在１９７２年大选中获胜之类的问题。
周恩来曾经笑着对英国人马尔科姆·麦克唐纳说，他十分清楚尼克松要求在１９７２年访问北京的动机之一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捞取选票，但他希望中国可能会因此而从美国那里赢得部分有用的让步，而不必作出相应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