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5月的一天，幽禁在龙岗山上的张学良突然感到腹下隐隐作痛，吃了几粒消炎药后，不见好转，到了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经随队医生诊断，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必须立刻住院进行手术。
刘乙光清楚地记得，临来龙岗山前戴笠的指示：张学良如患病，外科找贵阳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飞，内科病找贵阳医学院院长李宗恩，但无论如何，事前都应向重庆方面请示。
但张学良这次的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严重，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
刘乙光担心张学良病情恶化，发生不测，于是就自作主张，去找贵州省主席吴鼎昌，请求帮助。
吴鼎昌也怕耽误了医治，无法交代，就立即与中央医院沈克飞取得了联系。
刘乙光在吴鼎昌的帮助下，把奉命西迁到贵州的南京中央医院外科病房全包了下来，张学良马上被送进了外科特别病房，入院诊断时已阑尾穿孔引起腹膜脓肿。
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经急救开刀引出脓液，切除了阑尾，张学良脱离了危险。
事后，刘乙光将张学良手术情况电告上司戴笠，戴笠立即回电指示：准许张学良住院，但要严加戒备。
刘乙光于是就按戴笠的旨意，对张学良病房严加监视，除了沈克飞和特护组的医护人员外，其余人一律不许入内。
然而，手术的张学良因为创口脓未清完，引起感染，病情恶化，发起了高烧，医生不得不第二次为张学良动了手术，又在医院休养了好几个月，才康复出院。
这次若不是刘乙光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张学良送进医院抢救的话，情况将不堪设想，为这件事，张学良很感激刘乙光，称他是恩人，常对人说：若刘乙光按部就班，请求待命，拖延了住院手术时间，那就不堪设想了。
在漫长的幽禁岁月中，张学良大部分时间以读书为乐，他曾辗转托人买了不少书籍，其中有些是当时的禁书，如汉口大众出版社的《苏联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读书出版社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和《新哲学大纲》及新知书店出版的《中国通史简编》等。
按照张学良当时的处境，是绝对不会准许他阅读这些书的。
刘乙光如此网开一面，也算是对张学良做了件好事。
张学良心胸开阔、明理谅人，凡事看得开，他与刘乙光朝夕相处25年，就算是一家人，也免不了有磕磕碰碰，更别说是他们那样的关系了。
张学良和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但后来一度变得很不好。
刘乙光是一个忠实执行上司命令的军人，加上他那湖南人的个性，处事不够周全，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难免要发生冲突。
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逐渐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
在刘乙光的日记里，大量地抄录了蒋氏父子的嘉言和剪报，并写有许多心得体会，因此可见他对蒋氏父子的忠心。
蒋介石对刘乙光恩遇有加，又使得刘乙光只有更加卖力才能报答这种知遇之恩。
因之，张学良对刘乙光有着一份同情，理解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一个军人向领袖的效忠。
所以，在1962年刘乙光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才会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
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也所以，在记者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才会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在张学良解除管束以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很好，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并有较深感情，从刘乙光的大量照片中，有许多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四小姐在山居幽处时的密切关系。
刘乙光的大儿子刘伯涵说：在感情上，我们是偏袒着张先生的，对外面的风言风语，我们都很关心，因为我们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们弟妹对张先生都很尊敬，因为他以前把我们当一家人看，对我们很好，我们也一直视他为父执。
在那些深山僻壤中，只有我们这家小孩，他对我们好也是自然的。
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想起我父亲就想到张先生。
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都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刘伯涵回忆起他们与张学良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不胜感慨，他说：我八岁就与张学良先生生活在一起，我的弟妹们与张相处的时间更长。
张先生、四小姐待我们如亲生子女一般，我们也把他们视若父命般敬爱。
张先生尤其喜欢我二弟仲璞，他的书房很整洁，藏书很多，平时别人是不准进去乱动他的书的，可是他看我二弟是个书呆子，特准他进去看书。
二弟有时穿着臭袜子、脏裤子就躺在书房地上看书，大半天张先生也不以为忤，书乱了就由杜副官收。
后来我这二弟学有所成，出国张先生还送了旅费，成为海水淡化专家。
我妹妹则与四小姐特别亲，四小姐待她比母亲还好，她一回来就与四小姐到房中喁喁私语。
她常接到四小姐送的东西，恩情终身难忘。
张先生幽默开朗，我们在西子湾的时候，他会在院中挂个大西瓜，叫我回家来吃。
我那时已在海军军校四十三年班毕业，派在巡防舰上服务，老总统来西子湾时我们就要锚泊外海警戒。
我们住在石觉那幢半山上的房子，我在船上用望远镜就可看到院宅中的西瓜。
由这小事就知张先生实在是个有赤子之心的性情中人。
就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到任何地方都拨有安置眷属的经费。
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
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
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精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38年（1949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
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感情是很难办到的，尤其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
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1）虚伪的蒋介石对于将张学良囚禁起来有一个颇为可笑的说法：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
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啊。
如此弥天大谎，蒋介石居然说得脸不红，心不跳，煞有其事一般。
他在溪口果真给张学良布置了一个书房，三个大书架，每个书架都有6尺高，装满了哲学、历史方面的书籍，另外还有许多英文画报及外文杂志。
书房一角并设计了一个报架，上面摆着军统局专门为张学良订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
张学良在溪口，游山玩水，不免触景生情，感伤不已；打网球乒乓球，棋无对手；聊天，又无法直抒胸臆；百无聊赖之际，也只有看书。
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他托人从上海运来一大批的英文书报和外文杂志书籍，警卫人员去宁波购物时，张学良便开具书单，让他们代为购买。
宋子文也经常给他寄来杂志和书，每次都有二三十本。
蒋介石为嘱张学良好好读书，还特别派来一位浙江籍的老学究、前清进士步老先生，每天给张学良讲一个半钟头的古书，从《论语》和《中庸》讲起。
当时正值全国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抗日号角响遍华夏大地之时，而这里却整天是之乎者也、仁义礼智这类，张学良不胜厌烦，其他人也鼓不起劲来，大家都不愿意听老先生讲课。
步老先生也自感乏味，勉强讲了不到10天，就主动要求离去。
没有了老师，张学良读书并没有懈怠，他从小便勤奋好学，少年时曾博览群书，后来因为征战南北，戎马倥偬，一度无暇读书。
溪口幽禁，倒让他有了大块的时间可以重温旧学，吸呐新知，他自嘲地说：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
他不但学而不厌，而且还诲人不倦。
负责保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看到他们为了他而失去求学长智的机会，张学良深感如此耽误前程，实在可惜，便向刘乙光提议，把他熟识的吴老先生请来，给大家讲点古书，以开视野，长见识。
刘乙光报请上头后，蒋介石立即应允，从北平请来了吴老先生。
在张学良的鼓动下，特务队员组成了读书会，大家都来听老先生讲学。
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讲者认真，听者专心，老先生刚讲完，就有人发出郑伯这个人太无手足之情了，对自己的兄弟怎么可以使用阴谋手段的感慨，张学良也很有感触，他说：我们学习研究历史，并不是要去学历史上那种卑鄙人的阴谋手段，去想法子害人。
但是我们明白了，以史为鉴，却可以防备别人加害我们呀。
你们别以为现在是民国时代了，那些阴谋家使用的手段，其实同春秋战国时代差不了多少呢！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但他儒雅可亲，知识渊博，讲课生动，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张学良在抗战全面展开之时，不能参加抗战，又不甘心于在这寂寞中虚度光阴，便对吴老举人以史为鉴的学习，逐渐有了浓厚的兴趣，吴老先生也就一直留在张学良身边讲史，直到辗转迁移到江西萍乡后，张学良考虑到颠沛流离的动荡生活，对年迈的老先生来说，已是一种折磨和不堪忍受的重负，才派人送老先生返回北平安度晚年，之后，读书会也就此结束了。
1938年，张学良在刘乙光一队人的护送下，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湘西沅陵凤凰山。
在凤凰山，张学良读书很专心，往往一坐就是半天。
他潜心研究明史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案头上，堆满了有关明史的书籍和资料，张学良时而埋头细读，时而掩卷深思，时而又奋笔疾书，常常笔耕到深夜。
然而，局势越来越紧张，连远离城市的凤凰山也不免波及影响。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战火南烧，不久长沙又落入日军手中，千年古城在三天三夜的大火下毁于一旦，张学良在凤凰山也待不下去了，这年秋天，张学良又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生活，一路上饱受颠簸劳顿之苦，国破家亡之恨，心情愈加沉重。
1939年秋，才到达目的地贵阳修文县。
张学良的新居座落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
龙岗山的气势、景色远逊于雪窦山和凤凰山，但是，它的名气却因为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而变得很响亮。
四百余年前，王阳明被贬谪到龙场驿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说，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
此洞遂被后人称之为阳明洞。
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
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修，重檐飞阁，红柱绿瓦，一派古色古香，清雅幽静。
张学良的住地便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的厢房中。
经历了长时间的旅途奔波，终于又可以安定下来了，这本该值得高兴才对，然而，秋风送爽，黄叶纷纷，龙岗山上的阵阵凉意并没有使张学良的心情开阔豁达，相反，却陷入了低潮。
阳明祠不大，可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和被人武力劫持，戴笠派了大批军队、宪兵和特务，围绕着祠庙，步步设防，层层把关，前后左右共三道关卡，要想逃出龙岗山，真是比登天还难，插翅也难飞。
愤慨和凄凉之感再一次涌上了张学良的心头。
他隐约感到，蒋介石是不肯原谅他的了，他想自己武将当不成了，还是潜心读点书吧，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来也不一定。
就这样，张学良心境渐趋平静，阳明洞三年，他埋头读书，先从研究修文县志开始，进而对阳明学说发生兴趣，最后专注于明史。
从修文县志中，张学良了解了王阳明在贬谪岁月中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这使他联想起祠门上的那幅对联：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一朝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这深山古洞中究竟是怎样的至乐，终于使王阳明一朝觉悟呢？张学良大感兴趣，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找来了《阳明集要》，又找来集王阳明思想之大成的《大学问》，孜孜不倦地研究起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论说，一字一句读得废寝忘食。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1、余生烽火读明史（2）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整个身心都投入到阳明学说中，室外的人声，卫队的警戒，纷乱嘈杂的周围，都与他无干。
他被王阳明深深地俘虏了，他发现，这位大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王阳明37岁被削官贬到贵州，自己也是在这个年龄被蒋介石严加看管，软禁于深山古刹。
由此，他想到了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是要他也来个一朝顿悟啊！张学良愈发感到囚禁生涯的遥遥无期。
因为感同身受，所以在阳明书中，张学良每每都会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常常掩卷沉思，为此唏嘘不已。
短短数月，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以王阳明的隔代弟子自称，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
阳明学说看多了，张学良又感到要完全明了明代学术，还必须全面参照明代边防、军事、交通、经济等，明史非读不可，于是，他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了对明史的研究。
此时，赵四小姐来到了他的身边，红袖添香，佳人伴读，张学良的苦闷和寂寞一扫而光，他的心情也随着豁然开朗起来，研究明史的热情更加高涨。
夜深人静之时，青灯黄卷，看到会心处，张学良不禁击节叫好，发出声声喟叹。
其实，早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明史就有所留意，1934年他就任剿匪副总司令职时，蒋介石专程从南京赶到汉口，亲手送给他《绥匪纪略》，是一函木版精印大开本的史书，那是惟一详细记载明末农民战争的史书，蒋介石认为让张学良读读《绥匪纪略》，了解李自成、张献忠、牛金星等反贼和明将孙承宗、洪承畴等人的情况，对剿匪战事会大有帮助和教益。
张学良看了后，认为抗战前的国内形势，有点像明末，而蒋介石倡行的剿共方针，也同明朝皇帝相似，以史为鉴，张学良不想如明末般亡国，因此不想打内战，最后才决心发动兵谏，这可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他大概永远也不会想到，他的书竟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现在再读明史，张学良有了明确的目的，他想通过研究明史，找出中国一直受外国欺凌的原因，从明代兴亡中汲取有益的教训。
所以，一章一节，字字句句，张学良都读得分外专心，分外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他感慨无限。
张学良日日伏案，乐而忘倦的读史情况传到了蒋介石耳里，他非常高兴，认为张学良研读史书，可以消磨他的意志，便下令吩咐戴笠搜集明史研究的线装书，寄给张学良，并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交上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长时间的埋头苦读，刻苦钻研采摭奥旨，张学良对各种版本的明史都了如指掌，但他的眼睛也在长期的伏案中看花了，写字读书颇感吃力。
好在他有一个同样喜爱明史的得力助手——赵四小姐，欣然承担起做笔记的工作，赵四小姐从早到晚也埋头书桌前，为张学良整理札记，充当他的书记员，替他摘抄书卷、制作卡片，乐此不疲，从不露一丝倦容。
1947年5月，张学良给大姐首芳写了一封信，要她代买大字的明史，他在信中写道：首芳大姐：......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
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
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
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
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
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
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弟良手奏五月廿日那时，张学良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也希望能找几位对明史有研究的历史学专家交流切磋，但均未获允。
他对前来探望他的莫德惠说：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
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他并赠给莫德惠一首是他真实的心境写照的五言绝句：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当时的张学良，正因为变得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学术，而使得他在治人的权威方面滋生疑虑，他认为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读史使人睿智，也使张学良更清楚地看清了现实，他并不避讳谈政治，也不仅仅是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而是谈兴甚浓，分析点评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
他对张严佛谈论当时的局势，俨然很有看法，他说：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张学良本来想结合现实写写中国的动乱史，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
但当他研究明史告一段落，刚想进入清史研究阶段时，突然发现历史只是人说的，记录下来的只是管见，人言言殊，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里，不说也不会变，尽信史，不如无书。
又发现许多史书不但看法不全面，还经后人的删节，所以，原来想再研究清史和民国史的计划也就放弃了。
但是，张学良毕竟多年潜心研究明史，对明末文人的感情诗作特别偏爱，刚从大陆移至台北时，他看中阳明山公墓的一处地方，并不讳言当时宁与鬼住，不与人居的心情，还以明末一位诗人所做的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表达了自己虽生犹死，百无聊赖在人世借居的惨淡情状。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2、虔诚的基督教徒张学良信奉基督教纯属偶然，只因蒋夫人宋美龄一句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张学良从此心向上帝，潜心研究《圣经》，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其实，早年间的张学良，宗教观念十分开放，可以说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
少年时与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西方传教士们往来密切，曾受他们的影响，初度涉猎基督教义，对基督教有了好感，后来因为进了奉天讲武堂，毕业后走上军旅之路，就很少跟基督教的人来往了；1935年在武昌行营时，张学良曾结识过一个喇嘛教的活佛，活佛去西康时，张学良还亲自送了一程。
这个喇嘛吃肉，张学良很奇怪，也不便问，但喇嘛坦率地告诉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
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
张学良一听之下，先是大为讶疑，继而赞赏不已，称这个喇嘛活佛与他带兵打仗的军人观点完全一致。
1937后，因为被蒋介石幽禁的缘故，往往住在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与庙里的和尚多有往来，张学良耳濡目染，竟买来佛教书籍，研究起佛学来。
在溪口时，张学良与雪窦禅寺为邻，雪窦寺始建于唐朝，鼎盛于宋朝，是天下禅宗十刹之一的名院，因供奉布袋和尚（弥勒佛）而驰名大江南北，张学良和寺里的又新和尚经常来往。
溪口时期，张学良还曾请过有政治和尚之称的太虚法师讲解佛经，佛曰觉悟、四大皆空、无人相，无我想等佛教大道理虽未曾使张学良大彻大悟，顿悟人生，但太虚法师的其中一句话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太虚法师说：佛教虽主张禁杀，但却不反对杀人。
如果杀一个人，可以救十个人，那么，这个人是非杀不可！杀恶人即是善念。
当时的张学良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对法师肃然起敬。
后来南迁湖南，住的又是古庙，到了沅陵，则住在凤凰山的凤凰寺，在周遭一片的阿弥陀佛声中，张学良耳濡目染，佛心渐萌。
到了台湾以后，由于长期失去自由和茫茫无期的囚禁生涯使得张学良渐渐对世事心灰意冷，他强烈地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让他的心灵有所依靠。
负责看管他的刘乙光是个虔诚的佛教徒，那时便常常与张学良谈论佛教，还安排张学良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大法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因此，张学良得以与佛教界印顺法师、班禅法师相识，并不时请教佛法。
在法师的指点下，张学良买来大量有关佛学方面的书籍，阅读研究。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宋美龄前往阳明山看望张学良，交谈间，她问张学良最近都看了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说，正在研究佛教，并很得意地讲了些研究心得。
岂料，宋美龄却并不以为然地对他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
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有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吗？宋美龄决定劝服张学良信仰基督教。
不久，宋美龄把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介绍给张学良，请他给张学良讲解有关基督教的教义。
张学良希望读点英文，可以看英文版的基督教书籍，宋美龄就请刚从美国卸任的大使董显光任他的英文老师，董显光的夫人也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常常和张学良谈论、探讨教义，还送了一本《马丁•路德传》给张学良。
张学良把其当做课本，将它翻译成了中文。
搬到台北居住后，张学良被特许可以到蒋介石夫妇俩的私人教堂，总统府官邸旁的士林教堂做礼拜祈祷，听布道。
另外，宋美龄又为张学良请了一位专职的牧师周联华，专门帮助张学良读圣经，研究神学。
听从周联华牧师的建议，张学良参加了南美浸信会的函授，陆陆续续地读了十几年，并取得了毕业证书，获得了牧师资格。
张学良自此皈依基督教后，心境平和，言行虔诚，成了一名真正的基督教信徒，他因在此过程中，深得牧师周联华，英文教师董显光和东海大学校长曾约农的引导，为感激他们的伴读和启蒙，取他们三人姓名中各一字，组合成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
张学良确实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除了致力于神学研究外，还积极向世人宣扬基督教义，翻译了一本基督教书《相遇骷髅地》，以教名曾显华落款，于1970年在香港出版，此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也不会把名不见经传的基督徒曾显华与当年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的少帅张学良联系起来，在人们的眼中，他们无疑是两个世界的人！每逢星期日上午的主日礼拜，张学良风雨无阻，总是默默地坐在某个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牧师讲道，并恭敬地随着众信徒起立唱赞颂耶稣救世主的诗歌，和任何一个全心向主的虔诚信徒没有什么两样，同样，人们也不相信他竟然会是发动西安事变的风云人物张学良！可是，张学良并没有因此而沮丧、遗憾，相反，他感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当年的困顿迷雾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看破世事的豁达超然。
在经过了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他终于为自己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在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中，他顶膜礼拜，如今的张学良，对神充满了全部的虔诚，无欲无求，一心一意只求心灵的安宁。
他曾写诗铭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
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前尘往事如过眼云烟，忘掉也罢，在张学良那里，富贵、权势、功名、利禄，所有的一切统统都是虚无，只有上帝的爱，上帝的关怀，上帝的惩罚才是真的。
信奉基督，使张学良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他觉得，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则使他的人生得达，通达之后，他便能摆脱开人事的困扰，可以看破红尘，怀慈悲之心，不与人争，不与人辨，褒贬由人，笑骂由人。
精神有了寄托的张学良，将一切看得云淡风清，他不想多谈以往的风云变幻、惊心动魄，因为不要说，不必说，上帝那里有本帐，解禁以后的张学良，与外界接触，尤其对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的话题常常就是圣经。
张学良说：我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
在社会学上，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实在在的真事。
我信仰耶稣基督，是信仰真有这么一个人，由他身上，以及他所做的事，反映了上帝的时代，而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化身。
至于我个人，一点没有什么奢求，一切都围绕着上帝。
他又说：信教是一项了解上帝存在的过程，所以，若有人说不信上帝则下地狱，是绝对错误的，信仰是由自个儿内心发出的。
人家不信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做好工作，没有把上帝这个存在让人们晓得，这是我们的责任。
他还说：我们信主的人，生病也会感谢主。
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意思，说不定随时会去上帝那儿，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旨意。
我，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我的身体是殿，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殿，准备上帝的圣灵来居住。
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我自己多活几天，或者享受，我完全是为完成上帝的使命。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九十大寿上，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人，他说：......我现在可以告慰于关怀我的亲友的，就是我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能这样子站立地活着。
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什么。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有崩溃；我耳朵虽然是听不大好，但是我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
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除去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旁的话。
我现在就是在诸位亲友以及友朋之间给上帝作证。
有的友人对我说：你很开心啊，你身体那么好啊！不是的，我是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内，我的喜怒平安，都是由他那里来。
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其他我就没有所求。
......。
通篇一个至诚信徒的虔诚口吻。
随后，在台湾电视台晚间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张学良再次向观众讲谈了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生态度，他向观众特别是年轻人发出忠告，他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信仰，常常感到空虚，尤其是只对金钱有兴趣，但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
他说人之间的爱超越了知心才是真正的，如为了金钱、肉欲、名望、权利都不是爱。
皈依宗教的张学良早已看透生死，他常说：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是因为上帝要他活在世上，所以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从昔日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军事统帅，到今朝孤灯寒夜下默读圣经，祈求来世的一介平民，张学良走得平静，显得泰然。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其间冷暖，艰辛历程又有谁知，又有谁懂呢？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1）人愈到老年，就愈感到朋友的重要。
晚年的张学良，有三个过从甚密的老友：张群、张大千、王新衡。
他们早年相识，情投意合，四十余年来，彼此间心灵相通，情深意笃，渐成莫逆，晚年更是格外以友情为重，交往频频，人称三张一王。
三张一王中，以王新衡最小，因此他常常说：三张一王中，王姓是少数民族，被姓张的压倒了。
居长的张群幽默地说：三张一王，是三张王牌，张是形容词，王才是名词。
王新衡对此解释大为倾倒，赞叹道：岳公（张群字岳军，尊称岳公）善于辞令，不愧是做过外交部长的人。
一次，张学良到台北市外双溪的大千庄园摩耶精舍探望主人，当时张大千的宗弟张目寒正重病缠身，痛苦不已，张学良见病人惨状，落泪生忧，在场的张群和王新衡也都很伤感。
他们觉得，人生苦短，来日无多，这样的情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朋友间应该常相聚，于是，他们相约每月聚会一次，轮流坐庄，相互宴饮。
后来，每逢他们或他们的夫人过生日便欢聚一堂，遇有可喜可贺的事，也相聚欢宴叙旧，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
四个人，个个都是美食家，每当轮值，必各自花费心思，席上佳肴尽出，水陆杂陈，对酒当歌，闲话桑麻，不亦快哉！张学良最喜欢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精致的四合院建筑，有假山鱼池，花卉翠竹，更有流水小桥，曲径凉亭，别具一番韵致。
在此等美景下，他们一面赏画，一面叙谈，再品尝主人精心烹调的佳肴，晚年乐事，莫过于此！！每次转转会转到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张大千必定亲自精心开列菜单，安排肴馔，其中的一、二件主菜，他还要特别指定夫人徐雯波女士亲自入厨调理。
1981年元宵节的后一日，转转会又轮到了张大千，这次的主客是张学良，张大千特意以大风堂名肴宴请张学良夫妇。
酒足饭饱，宾主尽欢后，张学良别出心裁地要把菜谱带回去留作纪念，非请张大千题款不可。
菜谱是张大千亲自拟定和书写的，当然弥足珍贵，但张学良珍重情谊的一片心意，则更让张大千感动，他欣然同意。
遵照张学良的要求，张大千把宴请的客人，宴客的日期都具实添写上去，还特别注明当日摩耶精舍垂丝海棠盛开，宾主尽半日之欢等句。
不日，张学良再次来到摩耶精舍，随身携带一幅卷轴，打开之后，张大千惊呆了：展现在眼前的这幅装裱过的长卷，正是那日他手书的菜谱！老友如此看重自己，张大千深深为之动容，他在接裱处一米多的空白地方，当场提笔作画：一撮鲜绿欲滴的萝卜缨，五棵圆润的红萝卜，翠叶纷披的大白菜与之相映成趣。
张学良不禁连声称好，意犹未尽的张大千诗性大发，笔下生花，索性又题诗一首并跋文。
诗曰：萝菔生儿芥有孙，老夫久已戒腥荤。
脏神安坐清虚府，那许羊来踏菜园。
跋文为：汉兄以爰所书菜单装成见示，卷有余纸，试涂数笔博笑。
转转会转到张学良作东时，通常是夫人赵一荻亲自下厨烹饪。
张学良有上馆子，解解馋的习惯，赵四小姐陪伴他光顾台北各饭店，品尝风味，也学会了做得一手好菜。
可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率先撇下转转会的朋友们在台北去世了。
对老朋友的谢世，张学良十分悲痛，转转会也好似缺损了齿轮，有半年未再转动。
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
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子，他会主动趴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
半年后，转转会才重新恢复转动，追忆张大千的风骨人格、成就贡献，自然而然就成了聚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每次聚餐后，三人都要到张大千纪念馆去，在张大千长眠之地，面对画像，低首垂立，默祷片刻。
有一次，想念老友之情实在难耐，三人竟簇拥着张大千蜡像合影留念，恍若当日转转会的欢愉相伴。
可叹岁月无情，1986年3月，张学良夫妇陪同张群到新竹桃园龙潭小人国游览，当他们手扶张群的轮椅，在中正纪念堂模型前合影时，他们的另一位老友王新衡正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而张群只能坐轮椅外出。
第二年的1月5日，王新衡也撒手西去了。
暮年又丧挚友，张学良伤感万分，往事如电影一般在他脑中闪现，往昔与王新衡的相识、相知、交往、应和一幕幕浮现眼前，恍若昨日。
张学良与王新衡最早是在武汉剿共时认识的，当时，张学良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王新衡是调查科科长，两人一见如故，相处得很好。
张学良非常欣赏王新衡的才干，希望他能到自己身边来做事，但被王新衡以追随蒋先生多年，一臣不事二主婉言谢绝了，不过，两人交往仍不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前两天，王新衡到达西安住在西京宾馆，本拟接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主任，怎料还没上任，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他被西北军关押起来，因为有张学良的关照，第二天他就得以获释。
后来，西安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王新衡还是因此受到了牵连，被戴笠关了几个月，还是蒋介石念在他往日的忠诚上，亲自出面才将他释放。
此后，王新衡被委派负责管束张学良。
朝夕相处中，张学良常与王新衡开玩笑说：我说你们特务是什么特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一点都不晓得。
王新衡听了也不往心里去，只是笑笑而已，然而，他的儿子王一方却很不服气，有一次他对张学良说：张伯伯，那时我爸爸去晚了，他要是早到西安就晓得了。
王一方说的也是实情，论及王新衡的能力，其精明能干有口皆碑，若非如此，到了台湾，他也不会当上立法委员了。
当然，张学良也有认错的时候。
王新衡到西安时刚刚结婚，家还在上海，西安事变中他所带来的新婚照片、信物等全被军人搜去，从此遗失。
对此，张学良对王新衡夫妇深表抱歉。
国民党退到台湾后，王新衡当选为立法委员，成为蒋经国的幕僚，他有时陪蒋经国去看望张学良，有时张学良约王新衡，同去看望蒋经国。
王新衡遂成为张学良与蒋家来往的主要联系人之一，和张学良来往日渐密切，以至最后形成三张一王转转会的紧密关系。
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3、三张一王转转会（2）然而，这一切，都俱往矣！如今，三张一王只剩下二张，张学良突然想起，王新衡生前曾对他直呼张群为岳军，很是不平，私下里提醒他说：张群比你大10多岁，现在地位又这么高，你还直叫他岳军，不大好吧！当时张学良回答说：没有办法，几十年叫习惯了，改不过来。
如果改口叫他岳公，他也不会习惯。
是啊，想想竟已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而如今的张群也垂垂老矣，外出也只能坐轮椅了。
一晃，就过去了这么多年，最早和张群相识，还是奉天他当少帅时呢，有五十多年了吧！那是1931年中原大战时，为了争取张学良的支持，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东北游说张学良，劝他出兵进关，并带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委任状和官印。
张学良经过多方权衡，审时度势，最终听从了张群的劝说，发表巧电，支持蒋介石，率兵20万进关调停，使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这是他们的首次接触。
蒋介石在感激张学良在自己危难之时鼎力相助的同时，也对张群劝说成功的表现十分满意，后来不断委以重任。
1932年，张学良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群为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代表蒋介石参与讨论华北作战问题。
1935年，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共副总司令，张群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张学良可算是张群的长官，两人过从甚密。
因为这个缘故，后来张群常称张学良是他的老长官。
1936年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与张群的来往和情谊并没有断，到了台湾后，特别是1954年张群任总统府秘书长后，张学良经常通过张群和蒋介石联系。
1972年张群辞去总统府秘书长职务，受聘总统府资政这个闲职后，与张学良往来更趋频繁，身处幽禁中的张学良及家人，常在万般无奈时，求助于他。
张群从未推辞过，而且每每都成功完成。
此外，张群还利用自己与蒋介石、蒋经国的特殊关系，从中斡旋，尽力照顾张学良。
对于张群的义举，张学良铭记在心，感怀难忘。
转眼两人相交六十年，1990年，102岁的张群发起为张学良九秩祝寿，此前，曾有美国东北同乡会提出过要为张学良祝寿，被张学良婉言谢绝，但张群说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过生日，张学良没法推辞了。
在台湾，只有张群和宋美龄的辈份可与张学良相比，而且，早在1963年，三张一王四人曾在张大千的摩耶精舍有个秘密的约定：相约互相庆祝90岁大寿。
可惜的是，张大千和王新衡都没有活到90岁，就相继谢世了。
而张群年逾百岁，依然康健硬朗，现在他坚持要依照当年的约定，公开为张学良举办祝寿活动，并且要亲自主持这次寿庆。
张学良还要推辞时，张群坐在轮椅上挥挥手，毫不客气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
张学良哑口无言，不忍佛逆老友的这番好意，又无计可施，只好同意了。
接着，张群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5人，每人提20个名字，然后淘汰10人，凑成90个人，以示九十之庆。
开列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而是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张学良以及参加者是否同意列名。
此事当初发起时是没有政治因素的，它只是两位相交一甲子的老人之间的友情关照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了。
然而，张学良毕竟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5月31日，台湾当局最高首脑李登辉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为其暖寿，赠送寿屏一幅、人参一盒以示庆贺。
6月1日，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的庆寿大厅里，又有众多的国民党党政要人出现，在台湾，除蒋介石的寿诞以外，有这么多的显要为一位老人祝寿是前所未有的。
正午12时，发起人张群坐着轮椅宣布寿典开始，他首先致辞，并诵读了他亲自书写的祝寿文《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
接着，党政要员齐声祝贺，使张学良的九十寿辰具有了浓厚的官方色彩。
虽然早已皈依基督的张学良淡泊平和，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根本不在意，也无所谓，但从客观上说，当局诸多党政要员一齐为张学良做寿，表明他们对张学良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表示尊重和肯定，一定程度上是对张学良政治上的平反。
看到老友张学良恢复了名誉，象是放了心似的，在主办张学良九秩华诞后半年，1990年12月14日，张群也撒手人寰，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突闻噩耗，张学良并没有多大的吃惊，毕竟是百多岁的高龄了，这一天随时会到来，而且对虔诚的基督徒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了，回到上帝的家去了。
所以，张学良说：张资政真是信主，他视死如归，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走了，交代得清清楚楚。
那天是他生日，他送了儿子一个马克杯，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最后送你的礼物了。
张学良甚至还跟人开玩笑地问：张资政死了，你猜最不满的是谁？见众人都回答不上来，他得意地说：是第一殡仪馆！张资政说一切从简，他连治丧会也不要，只要做个追思礼拜，然后火葬，葬在他太太身边，荣总摆灵堂也不要，相片都不挂，说着说着，他突然感伤起来，他一生都在做榜样，死了也如此。
张学良一向对张群为人处事的思之缜密，虑之周详相当佩服，他常对别人说张岳公办事，总会考虑各方面的问题，提出最好的处理方案。
此时，他又说：这个人正直，有爱心，一视同仁，对自己子女也一样。
我看他有次责怪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心软，为人请托，张岳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非常反对家人来给别人说人情。
虽然对张群来说，死就是回家，是高兴的事，但对于相伴多年的老友，伤感还是免不了，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了。
张学良不无感伤地说。
是啊，人世沧桑，友朋凋零，老友都相继作古。
纷繁红尘中，惟有他，留下来，还静静地面对生命的晚景，惯看秋月春风。
张学良最受不得激，曾有人激他说活不过百岁，张学良说，他一定要和张岳公一样，活过102岁，时至公元2001年，张学良以101岁寿终，在上帝的家中，与老友们一杯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第十三章 从绚烂归于平淡4、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是三张一王中惟一没有官衔的艺术大师，不过，1967年他回台举办个人画展时，倒曾被台北新闻界册封为大帅，那是一次排版错误。
原来，张大千刚一踏上海岛，报纸便竞相报道张大千大师回台观光的消息，因为抢新闻，争时效，有家报纸来不及认真校对，把大师误印成了大帅。
对此勘误，张大千一笑了之，说：要我当大帅，可手无百万兵，不敢，不敢！不过吾弟张学良本是个大帅，新闻界早猜透我在想念老弟张学良，这也是好事。
张学良读报后的反应是诙谐地说：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的时间，我大哥大千竟飞黄腾达成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了。
此时，张学良与张大千已经六载未见，相互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两人在北投相见，一见面，张学良就逗张大千：大哥何时改行？现在何处统率三军啊？我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顺水推舟，幽默地答道。
张学良呵呵笑起来：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
说罢，两人热烈拥抱，老友重逢，把酒话桑麻，分外兴奋和高兴。
关于两张的交往说来话长，还带点传奇色彩，这要追溯到张学良在北平任陆海空副总司令时期。
当时，他的行营设在北平顺承王府，这里离出售书画作品的琉璃厂非常近，喜好书画，精于鉴赏和收藏的张学良一有空便去逛逛。
一次，他以重金购得清初艺术大师石涛的几幅山水画，兴冲冲地请名家鉴赏后，却得知买来的是出自张大千的赝品。
张学良很快了解到，生于四川的张大千，名张爰，1917年随兄长到日本学习绘画，两年后学有所成归国，曾一度为僧，法号大千，还俗后就以法号行名。
张大千在二十年代艺成，临摹石涛山水以假乱真。
知道了真相后的张学良并不以为忤，反而还有意结识张大千，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画技高超，摹仿石涛可达以假乱真地步的高人究竟是何方神圣？为此，张学良专门设宴邀请张大千，在那次宴会上，张学良得以一睹张大千的庐山真面目，并向客人们热情地介绍他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先生，使他名声大扬。
张大千为张学良恢宏的气度，宽大的胸襟所折服，从此，两人联谊交往，情趋深厚。
1935年重阳节，张大千登华山太华峰，被杨虎城亲迎至西安小住。
这时，张学良刚到西安任职，闻讯张大千来西安，亲到杨公馆拜访，并请张大千为他作画。
张大千面露难色，告诉张学良，他已拟定当晚乘火车返回北平，准备参加次日晚举办的京剧名家、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打棍出箱》。
张学良当即爽快地表示，用专机送他回北平，决不耽误他为老友的捧场。
盛情难却，张大千来到张公馆，为张学良作《华山山水图》。
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因回头听张学良讲笑话，一不小心，画竟被火舌卷了，连蓄留的美髯也被燎去一截。
张学良心疼至极，张大千很觉过意不去，决心牺牲《打棍出箱》，也要再为张学良重新画一幅。
张大千于是泼墨挥毫，挑灯夜战。
午夜时分，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终于大功告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待到雄鸡唱晓时，呈现在张学良面前的是一幅诗、书、画俱佳的艺术珍品。
张学良大喜过望，与赵四小姐设盛宴款待张大千，并名为四喜宴：谢画、压惊、接风、饯行。
随后，又亲自驾车送张大千去机场，派他的专机将张大千送回北平。
对于张学良的深情厚意，张大千一直心存感激，念念不忘。
这年11月，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学良，张学良打开一看，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是：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张大千是以情写黄山，在跋中有浙江得其骨，石涛得其情，瞿山得其变之语，张学良视若至宝，爱不释手，不时把玩。
第二年，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身被幽禁，与张大千断绝了联系。
此后二十余年间，一对挚友天各一方，再未相见。
张大千从华山写生回北平不久后，便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专心执教，抗战期间，他广泛涉猎各家之精华，又去敦煌面壁揣摩了三年。
尔后，以此为基础开创的画风，上接北魏隋唐，下接宋元明清，风气大变，识者盛誉张大千30岁以前求其清新俊逸，50岁左右进而瑰丽雄奇，60岁以后饱经沧桑，学养已深。
50年代后，张大千栖身海外，侨居巴西八德园，几十年来专注绘画，声名享誉海内外。
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只能从报纸、广播里零星得到一点老友的消息，望画思友，无限感伤。
星移斗转，岁月荏苒，50年代末，应宋美龄的邀请，张大千从巴西返台举办画展。
到达台北后，他向宋美龄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去看望老友张学良，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请求。
在约定的日子里，张学良早早恭候在门口，两位分别二十几年的老友相见，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哽咽。
两人感慨岁月无情，竟夜长谈，叙旧良久，情到深处，又不免泪下。
办完画展，张大千要返回巴西了，临行前，张学良派人到机场送给张大千一件礼物，请他回巴西再打开看。
张大千猜不透这个哑谜，在东京机场停留时，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将礼物打开，一看，竟然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张大千心情瞬间异常激动。
随画还附有一张大千吾兄台鉴的便笺：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在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
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
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
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这封短笺，读得张大千是老泪纵横，感慨不已，思绪又被拉回到那逝去的岁月中。
30年代初，张大千在北平琉璃厂初见此画，见其构图明快新颖，色泽鲜明，当下视为精品，想要购买。
画商索价400大洋，张大千手中没有那么多钱，便约定三日内交钱取画。
岂料待张大千带钱如约取画时，画商告诉他画已被人以600元大洋买走。
张大千非常生气，但当听说买主是张学良将军时，他才渐渐平息下来，他想到他与张学良是朋友，张学良对他冒石涛之事未有一字贬词反而褒奖，他不能为小事得罪朋友，更何况张学良是东北、华北第一号人物，又多出了一半的价钱，古玩商何敢违拗？！张大千的气消了，而张学良虽得此珍品，但因是夺人之爱，总觉得对不起朋友，心中耿耿不安竟30余年。
这次重逢，两人又提起这件往事，听到张大千仍不无遗憾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时，张学良更是愧疚万分，当即决定将此画完璧归赵。
此刻手捧《梅花图》，张大千心潮起伏，回到巴西家中后，心情仍然无法平静。
为了回敬张学良的情谊，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志地伏案作画，完成一幅《腊梅图》请人捎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收到这幅精品，爱不释手，将画挂在书房，时时观赏，以解想念老友之情。
一晃又是十年，1971年，张大千准备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举办40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
张学良自然也在张大千求助借画之列。
张学良既喜收藏，又擅鉴赏，他当然明晓自己手中所藏作品的优劣，挑来选去，选中了1935年张大千回赠给他的那幅《黄山九龙瀑图》，寄给张大千。
张大千收到画后，又勾起了他绵绵的情思，睹画思人，此情难抑，当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铺开画纸，凝神为至交张学良作画《梅花图》，撂笔后，仍觉意犹未尽，便在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赠张汉卿学良宗兄》：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定横斜恐未工。
看到夜深明月蚀，和画和梦共朦胧。
1976年，在海外飘泊多年的张大千，决定举家定居台湾。
张学良闻讯，欣喜若狂。
张大千把居址选在台北市外双溪至善路，自建摩耶精舍。
1978年秋，摩耶精舍落成，张大千一家翩然返台，张学良成了那里的常客，从此三张一王转转会形成，这是他们二人见面最多，友谊更密的时期。
张学良对书画精于鉴赏，一次，张大千请他评鉴自己的一幅画，张学良引经据典，品评周深，使自诩千年精鉴第一人的张大千也自叹弗如，甘拜下风。
1981年7月7日，张大千的最后一巨幅泼墨泼彩山水画《庐山图》开笔，上午9时许，张群在长媳陪同下，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偕子媳先后到摩耶精舍看张大千开笔。
画绢长3丈6尺，宽1丈多，经过2个多小时，张大千泼墨勾画，初步完成此画山川的轮廓。
夕阳虽好，奈何黄昏已临，1983年4月2日，张大千溘然病逝，享年85岁。
张学良闻噩耗立即赶去荣民医院告别，距张大千西归只一小时许，张学良悲痛万分，参加了张大千的治丧委员会，送挚友走尽了人生的最后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