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
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
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
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
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
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
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
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
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
《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
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
《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
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
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
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
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
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
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
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
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水平。
然而他在总军事委员会上、在同军事领导人开会时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加上谨慎小心，而不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高深造诣。
斯大林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同时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去迎接即将爆发的战争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订好了的防御计划再次呈报给斯大林。
当然，他的全部愿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改变了武装力量设防的主要方向。
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现已预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
可是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知道，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兵力（４个坦克集团军中的３个）对准了斯摩棱斯克，接着便是莫斯科。
但是军事将领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论据去说服斯大林。
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地方发动主要突击。
而这本来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提醒一下，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当时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确实与战胜反革命同等重要。
斯大林认为，大片无林地区以及经济上的考虑（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线）会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发动主要突击。
现在再来谈另一件事。
跟上面的情况相同：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出现了一批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人：铁木辛哥任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总参谋长；瓦图京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科热夫尼科夫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
自然，这些曾经在基辅特别军区从事作战事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别重要的，并且他们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观点。
顺便说说，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防御计划通过之前就认为：敌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击当在他们的责任区域。
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马·阿·普尔卡耶夫中将签署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１９４０年军队部署计划的决定》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当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
当防御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时，朱可夫当上了总参谋长。
实际上在半年当中前后任命了三个总参谋长。
１９４０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这个职务让给了朱可夫。
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
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
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致人民委员会主席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
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
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瞾矌矖矠。
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
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
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
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同法西斯主义搏斗。
而就在那个时候，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初，作出了一个得到斯大林赞同的决定：再增派２５个师加强西南方向。
何况战争前夕，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底，总参谋部还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通过情报系统得到的报告：德国对苏联采取行动一事已最终确定，并将很快付诸实施。
进攻的作战计划规定对乌克兰发动闪电式突击，并继续向东推进……瞾矌矘矠法西斯分子企图使苏联领导人在主要突击方向、战争开始日期以及战争的战略意图等方面迷失方向。
朱可夫在战后写道：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特别是从广泛的、人人都可得到的出版物中所看到的，基本上都是警告我们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军队正在我国国境线上集结等这样一些事实。
但当时，正如在法西斯德国被粉碎之后发现的文件所表明的，斯大林接到的许多报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瞾矌矙矠遗憾的是，斯大林在处置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他这里的不少情报时，甚至连总参谋部也远非全部都告知。
例如，丘吉尔关于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电报，我再说一遍，斯大林就干脆认为企图尽快使他同希特勒发生冲突，结果伦敦方面的警告在收到后过了好久才到了总参谋长的桌子上。
还有不少其他的情报和报告，斯大林实际上也没有予以应有的注意。
有一次，我在同前党中央书记、昔日的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科学院院士波诺马廖夫谈话时，从他那里听到这么一个情况。
波诺马廖夫说：１９４１年春天，好像是５月底，两位从‘那边’来的奥地利共产党人在某处和我见面。
他们激动地谈到德国正在苏联西部边境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准备，谈到无数军用列车装载着坦克、大炮、汽车日以继夜地向东开来。
他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是在准备军事进攻。
我把情报内容报告了季米特洛夫，他同斯大林专门谈了一次，过了一天季米特洛夫告诉我：‘斯大林听了奥地利共产党人的消息很平静，并说这决不是这类信息中的第一个。
但是他说他不认为值得大惊小怪。
例如，昨天他们在政治局研究了休假计划，对很大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都提供了机会在夏天去休假，例如日丹诺夫将第一个去南方，可他还是边境一个军区军事委员会的委员……’谈到这里，照季米特洛夫的说法，斯大林认为谈话就此结束了。
波诺马廖夫发议论说：怎么才能解释这种状况呢？是对危险性估计不足？是自信？还是认为事态就是将按照他斯大林所计划的那样来发展这样一个固执的念头压倒了一切？诸如此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在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扎哈罗夫以及其他许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有，我想，朱可夫说得对：战争前夕，斯大林的一切想法和做法都贯穿着一个愿望——避免战争，不让战争爆发；而这又使得他相信，情况真的会这样。
但是，难道红军情报总局局长戈利科夫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过，到１９４１年５月初德国国防军的军事威力将达到８００万兵力、１２万辆坦克、５２万门火炮、近２万架飞机吗？难道还看不清楚，德国不可能使如此庞大的战争机器长时间地闲呆着吗？难道领袖还不知道，这个庞然大军的主要力量已经集结在东部了吗？客观地说，斯大林还收到另一类报告，如关于德国人民不愿意打仗，关于德国军队中开小差的情况，关于国防军中的失败主义情绪，等等。
从柏林通过专门渠道经常发来消息说，集结在东部的德国军队进行着一些几乎是和平主义的议论：如果德国卷入对苏战争，那她将失败；这场战争将使人民遭殃；我们不想打仗，我们想回家瞾矌矚矠。
这种情绪可能也会有，但问题主要在另一方面，这类报告符合斯大林的愿望。
不排除所有这些谈论情绪的材料也是一种巧妙的假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