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以后把斯大林当作自己进行别出心裁的批判的基本对象，当然，关于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期的活动，他写得相当尖刻。
托洛茨基在他的《斯大林的伪造学派》一书中说，１９１７年斯大林在各种会议上一贯一言不发。
下面摘引的是托洛茨基的一段话：他通常是跟着列宁开辟的正式轨道亦步亦趋。
他没有表现过任何主动精神。
他没有提出过任何独立的建议。
任何具有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
紖紛矠托洛茨基举了几件事说明斯大林一方面支持列宁，但同时又企图替加米涅夫和他在政治上的曲折路线进行辩护，包括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也是这样。
有一个时期，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从图鲁汉斯克流放地回来以后，他们之间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
后来，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加米涅夫也好，季诺维也夫也好，在自己绝望时都企图请求斯大林念及旧情，但是他们对斯大林太不了解了……１９２４年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发表了回忆已故领袖的文章。
在文章中他引了下面的对话：１０月２５日后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一次问我：‘你看，如果咱们俩给打死的话，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担当得起来吗？’‘也许不会被打死的。
’我笑着回答。
‘鬼知道他们。
’列宁一边说，一边自己大笑起来。
后来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回忆说：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的三驾马车成员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感到我写的那段话很伤他们，尽管他们没有打算驳斥这段话。
事实终归是事实；列宁没有把这三个人列为自己的继承人，而提出的是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
其他的人他根本没有考虑过紖紜矠。
然而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有强烈的虚荣心和权力欲，在他的心目中继承列宁担任党的领袖非他莫属，因此，他的回忆录未必可以完全相信。
根据同样理由可以认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４年是企图事后加强自己在夺权斗争中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望。
众所周知，斯大林对报刊上披露的任何说明他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而夸大托洛茨基的作用的材料，反应都十分过敏。
斯大林在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会上的演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动机，这篇演说１９２８年才由国家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斯大林在自己的讲话中对托洛茨基在十月武装起义中的作用作了这样的分析。
斯大林说：托洛茨基同志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这的确是事实。
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同志一个人，甚至像当时同布尔什维克肩并肩地站在一起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那样的人也打得不坏。
斯大林接着说：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列宁在提出选举实际领导起义的总部时，没有推荐托洛茨基，而提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
看来，‘鼓舞者’、‘主要人物’、‘起义的惟一领导者’托洛茨基同志没有被选入总部。
这同关于托洛茨基同志的特殊作用的流行说法怎样一致起来呢？紖紝矠斯大林在这里又进行了歪曲。
领导起义进程的是军事革命委员会，而不是实际的总部。
我们看到，党的两位著名活动家在革命几年之后都企图一方面强调自己在武装起义中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贬低、缩小自己的政治对手和个人论敌的贡献。
尽管在十月革命时期还不可能出现后来称为办公室领导的现象，但是我再重复一遍，斯大林作用也仅仅限于草拟中央指示和指令，向各革命机构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指令的工作。
还没有一份文件能证明斯大林直接参加过战斗行动，组织过武装队伍，深入部队、舰队和工厂去发动群众完成具体的策略任务和作战任务。
由于形势需要，斯大林在革命的司令部工作，处于革命的中心舞台。
但是……他只充当配角。
革命时期非常宝贵的智力素质、精神魅力、鼓舞人心的热情和冲天干劲等等品质斯大林都不具备。
处在革命之中、处在革命的震中的从来都是列宁。
托洛茨基低多了。
再下面才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布哈林……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列宁派的布尔什维克大军。
而在这个大军的行列中就有斯大林……在革命中两个领袖的情况不曾有过。
如果在１９１７年我们对克列斯廷斯基、拉狄克、拉柯夫斯基、李可夫、托姆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以及其他几十个布尔什维克说，１５年之后官方历史将记述革命是由两位领袖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他们是无法设想的，甚至认为连开玩笑也不能这么说……然而，十分遗憾，历史，历史的巨流是不可逆转的。
向那些早已故去的人提这样的问题只能是想象中的事……斯大林事后成了英雄。
尽管斯大林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末就是党员，从１９１２年开始任中央委员，这个那个苏维埃、委员会、编辑部的成员，民族事务人民委员，但是这一切只给他提供了一个官方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是官僚的）地位。
斯大林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代表会议，这仅仅证明他进入最高层领导集团。
这一切又使他有可能去了解、研究范围广泛的人员，更深入地了解机关工作的机制，积累政治经验。
而最主要的是取得列宁的好评，即认为他是可靠的政治工作者，不仅像一个普通执行者应当具备的那样，能不打折扣地执行决定和采取行动，而且还善于搞妥协折衷，随机应变，在不断产生的各色各样的问题中抓住主要环节。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时的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是一个善于等待时机和看风使舵的中派分子。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1)有一个问题没有弄得很清楚：列宁是为哪一次代表大会准备自己的遗嘱的？我们记得，遗嘱一开始就写道：我很想建议在这次（黑体是我用的。
——本书作者注）代表大会上……作一系列的变动。
可以认为是为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但是信中哪里也没有直接点明。
同时，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列宁的健康状况十分严重，以致他未必能坚持要求把《信》传达给代表。
出现了列宁指示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况。
但是，也有证据说明，他嘱咐只有在他逝世以后才拆开信封。
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这封《信》是写给十二大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
既然在党的十二大上关于总书记的问题没有提出来，在列宁３月发病，从而实际上失去了与人积极交往的可能性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紧迫地提到了中央委员会面前。
１９２３年３月以后，斯大林在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巩固自己地位的措施。
他的威望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因为他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和关于《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的报告，并就两个报告作了总结发言。
也许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受大会代表的注意。
斯大林给中央委员会的两个报告加进了不少个人的东西，首先就是很突出的公式化。
他总是喜欢把一切都一格一格地分开，把思想按一定顺序加以排列。
这种做法通常使人印象深刻，就是说，加强了思想的鲜明性、清晰性、明确性。
例如，正是由于他，关于引带把党同人民联接起来的思想得以流行开来。
他把工会称为第一根即主要的一根引带，按他的说法，在工会中现在我们没有强大的敌人。
第二根引带是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
但是，斯大林承认，在这里我们至今还不能使初级合作社摆脱敌视我们的力量的影响，这种力量是指富农。
按照报告人的意见，第三根引带是青年团。
在这个领域里，敌人的进攻特别顽强。
接着，他按龛设神似地列举了其他引带——妇女运动、学校、军队、报刊……同时，他还尽力用自己想出来的一些形象说法来形容它们，如说报刊是党的喉舌，军队是工人和农民的集合点，如此等等紗紜矠。
值得注意的是，总书记在他的报告中对这些引带的工作内容本身谈得很少，但却大谈特谈有哪些敌对力量在这里同我们作对。
毫无疑问，阶级斗争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更多的已经是采取隐蔽的、不明显的形式，但是斯大林却仍然把全副精力都用在同明显的和想象的敌人斗争、拼搏、对抗上面……还在几年以前，在十月革命中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在国内战争的岁月中，他根本不可能设想，竟然出现使他能真正觊觎党和国家的最高职位的机会。
命运是乖戾的。
一个没有受过教育、没有职业、没有革命家的魅力或者火山喷发般的毅力的人，出乎一切人的预料，竟登上了权力金字塔的塔尖。
他的这段经历也向潜在的对手们表明，掌握了机构的妙用，再加倍进行精心策划，就能大有作为。
特别是如果积极地保卫列宁主义的话。
当然，是像斯大林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顺便指出，斯大林现在的对手经常攻击他隐瞒实际情况。
在２０年代末以前还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列宁的公开性传统并不是一下子消失掉的，只要掌握当年那些人人可以看到的党的文件和报纸，就可以确信这一点。
例如，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斯大林痛心地谈到１９２２年的饥荒及其后果，非常可怕的工业萧条、工人阶级的涣散和其他一些令人痛心的事情。
实事求是。
斯大林当时对这一切并不隐瞒。
在列宁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开始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商量的次数越来越少，同布哈林商量更少，而同托洛茨基商量就极少。
斯大林的政治威望在党内开始缓慢地但是稳步地提高，这首先表现在总书记在政治局内的影响的加强。
他的办法就是逐渐孤立托洛茨基，而这一点，如果没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支持，就不可能做到。
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秘书处的工作人员阿·巴·巴拉绍夫对我讲：有一次在政治局，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
大家都支持季诺维也夫挖苦托洛茨基的话：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是个单数。
托洛茨基火冒三丈，但是布哈林竭力缓和气氛。
巴拉绍夫继续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在开政治局的会或者别的什么会之前，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都先到斯大林那里碰头，看来是协调他们的立场。
于是，我们在秘书处私下里就把在斯大林那里的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
在２０年代，斯大林身边总是有两三个助手。
在不同的年代，他们分别是纳扎列江、坎涅尔、德温斯基、梅赫利斯、巴扎诺夫……他们全都知道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完全持否定态度，所以在机关里也按相应的态度行事……斯大林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拉到了自己一边，因为这两人都拼命想向上爬。
他们，特别是季诺维也夫，担心的主要是托洛茨基，其次才是斯大林。
因此，当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托洛茨基致信中央委员们、对党的领导尖锐地提出批评的时候，斯大林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一点，何况他反对自己的政敌的无理要求从客观上说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批布尔什维克支持托洛茨基，他们签发了所谓的四十六人声明。
这批人当中甚至有一些党内著名的人物，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可夫、柯秀尔、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拉法伊尔等。
托洛茨基指责中央的主要论点是：党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
他重申了他所谓工业实行硬性集中（关闭一批大厂）、收紧对农民的政策的主张，再次坚持实行劳动军事化的政策。
这个问题值得详细谈谈。
早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在发言时就宣称：工人群众不能成为到处流浪的俄罗斯部族。
他们应该同士兵一样，可以调遣，可以委派，可以指挥。
这也就是劳动军事化的原则，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认真地谈论在经济遭到破坏和饥荒流行的条件下按新的原则建设任何工业。
紗紝矠过了三年，托洛茨基仍然认为，在工业和农业中采用军事方法的主张基本上没有失去自己的意义。
作为兵营共产主义的鼓吹者，托洛茨基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喜欢谈论党内缺乏民主，另一方面，他又坚持主张在过渡时期普遍采用军事化的方法。
１９２３年秋天托洛茨基在列宁病重的条件下用某种方式挑起的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败坏了中央在经济问题上的政策的声誉，首先是败坏了担任总书记职务的斯大林的声誉。
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托洛茨基的威信下降了，而斯大林的声望却提高了。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谴责了托洛茨基。
参加会议的１１４人中只有两个人投票支持托洛茨基。
实际上，早在争夺领袖地位的斗争在党内开始以前，托洛茨基就已陷于孤立。
托洛茨基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
于是，他企图依靠军队，在那里他还颇有威望。
在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他以前的拥护者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帮助下，托洛茨基打算利用武装力量来表示不同意中央的路线。
但是，除了少数人以外，陆军和海军中的共产党员并不支持托洛茨基。
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１９２４年１月）为这次争论作了总结，会议不仅谴责了托洛茨基，而且在经济政策方面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
后来，托洛茨基承认，他对中央发起进攻，几次挑起争论，都抱有个人的目的——想当俄共（布）领袖。
但是，一眼就可看出，托洛茨基每次都是在对他极端不利的时刻发起争论的，实际上他事先就知道自己必然遭到失败。
托洛茨基一方面过高估计了自己在精神上的影响，另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手法及其利用一切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的本领显然估计不足。
有象征意义的是，正是在托洛茨基１９２３年１０月点燃了党内斗争的内讧之火的时候，列宁最后一次访问了莫斯科。
他好像感觉到了，他对党的领导会分裂的担心可能变成现实。
他违反医生们的意愿，于１０月１８日乘汽车来到首都。
列宁望着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那座建筑物，心里也许在想，托洛茨基的十月发难，就是党内争夺领袖地位这一斗争的新阶段。
为什么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会这样强烈？是什么东西培植了他们的权力欲？难道他们就不明白，只有消除专权的动机，革命才能取得胜利？……第二天，列宁以关注的目光从汽车里最后一次环顾了克里姆林宫的广场和大教堂、莫斯科的街道、农业展览馆。
回到克里姆林宫后，列宁从图书馆挑了一些图书，然后就回哥尔克去了。
没有同战友们见面。
他对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作的这次不声不响的、半秘密的访问，仿佛是领袖向首都告别，向把领袖同这个不平静的、纷乱的世界联系起来的一切告别……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2)人们完全有权利问，托洛茨基这个在列宁逝世之后妄想充当第一把手的人的政治面目是怎么样的呢？大家知道，从第二次党代表大会起他就归附孟什维克派。
１９１７年７月，托洛茨基作为所谓区联派（约有４０００人）的成员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接受加入了党的队伍并立即被选为中央委员。
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做了大量工作。
斯大林也指出了这一点。
他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中强调指出：我决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是的，这是事实，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确实很会打仗。
但是在十月革命时期很会打仗的不只是托洛茨基一人……的确，托洛茨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由于具有不同寻常的组织家和演说家的品质、政论家的技巧而迅速获得了很高的名望。
大家知道，１９１７年秋天列宁也对托洛茨基作了很高的评价。
列宁在谈到推选党参加立宪会议的代表候选人时说：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当候选人，谁也不会提出异议，因为第一，托洛茨基一回来就采取了国际主义者的立场；第二，他在区联派中为争取合并进行过斗争；第三，在七月事变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能胜任工作，是革命无产阶级政党的忠诚拥护者。
紗紞矠如果我们说，在某一个特定阶段——在十月起义前后，在国内战争过程中以及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托洛茨基在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看来会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他是十月革命最著名的领袖之一。
当时列举人们的姓名没有采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托洛茨基总是（或者说差不多总是）排在列宁之后，居第二位。
在１９１８到１９２１年期间历次中央全会的记录中，参加会议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员的排列顺序通常是这样的：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鲁祖塔克、托姆斯基、李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布哈林、加里宁、克列斯廷斯基、捷尔任斯基、拉狄克、安德列耶夫……例如，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０至２１日召开的俄共（布）中央全会会议上，中央委员就是这样排列的紗紟矠。
但是，托洛茨基的声誉并不表现为他个人有大量的拥护者。
结果我们看到一种离奇的情景：斯大林虽然个人名望不高，但是体现了党的路线。
而显然更有名望的活动家托洛茨基早就带有派别分子的烙印，这就不可能使他获得大量的志同道合者。
而且，正如杰伊切尔所写的，托洛茨基过于相信他在党内国内的地位，相信他比对手强，以致很长时间不想卷入争夺继承权的公开斗争。
他坚信，在列宁身后，党一定会选中他。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托洛茨基的著作就可以看出，列宁的许多根本思想他并不是始终都赞成的。
例如，在列宁逝世以后爆发的他同斯大林的斗争中，他企图利用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但仍然崇奉独裁方法。
人们有一个印象，跟他更合拍的是波拿巴主义、恺撒主义、军人独裁作风，而不是真正民权政治的思想。
他和斯大林是同龄人（两人都生于１８７９年，相差一个半月），但是托洛茨基的智力更敏锐、更突出、更丰富。
正如了解他的人和许多给他写传的作者所证明的那样，他的特点是思维敏捷，有坚实的欧洲文化素养，精力充沛，学识渊博，有出色的演说家才能。
但是，由于过高估计个人的作用，托洛茨基对所有的人（除列宁外）都很傲慢、自负、专横、独断、不能容忍不同意见。
因此，人们自然不喜欢他。
托洛茨基是一个不合要求的政治家，也远非始终都是一个深刻的理论家。
由于没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成了昙花一现的英雄、天真的预言家、未能成功的独裁者。
斯大林逐渐摸透了托洛茨基天性中的弱点，并且在同他作斗争的时候彻底地利用了这些弱点。
托洛茨基不太考虑对自己的大量言论、意见、主张的推敲和斟酌，想得更多的是它们是否像警句，是否违反常理，是否形象。
有一次，他在同列宁谈话时脱口说了一句惯用语：布谷鸟不久就将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共和国的死亡。
这句话被斯大林知道了。
还有一次，在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代表谈话时，他说，如果欧洲或亚洲不爆发革命，俄国的火炬可能熄灭。
从此以后，斯大林就有了铁证，可以谴责托洛茨基缺乏信心和没有骨气了。
后来托洛茨基越是辩解，在别人眼里就越黑。
还在那时，斯大林已经表现出是一位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和十分机灵的斗士，在他面前，政治对手或思想对手要不败下阵来是很不简单的。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在革命年代和国内战争年代的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应当给予肯定（诚然，要作若干重大的保留）的话，那么在政治方面，这个杰出的领袖追求的则只是一己私利和名利地位。
他主张在前线采用强硬办法、高压手段和死刑。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阐述自己的信条：不采用高压手段就无法治军。
要率领大批的人冒生命危险，指挥武库中就不能没有死刑。
必须让士兵们感到，前进可能送命，而后退必死无疑。
紗紡矠列宁同党的其他许多领导人一样，在指出托洛茨基的杰出的组织才能和写作才能、极端的虚荣心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有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极其重要的思想作左的理解。
这一缺点特别强烈地表现在托洛茨基的名著《不断革命》中。
高尔基回忆说，他对列宁高度评价托洛茨基的组织才能感到惊奇。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出了我的惊奇补充说：是的，我知道，关于我同他的关系，多少有一些谣言。
但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我也知道。
您瞧，他是善于组织军事专家的。
沉默了一下，他怀着不愉快的心情低声补充说：他追求功名。
他还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来自拉萨尔。
紗紣矠的确，托洛茨基以罕见的顽强精神贯彻执行了列宁关于为了革命的利益而利用旧专家的思想。
正是在他的倡议和建议下，１９１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中央委员会开会通过了释放所有当作人质加以逮捕的军官的决定。
中央的决定指出，他们当中凡是没有发现有参加反革命运动的问题的人，可以被接受参加红军。
诚然，这里还附带说明，他们应该提交自己家属的名单，并且向他们指出，如果他们投奔白卫分子，家属将被逮捕。
斯大林记得中央的这次会议。
当时大家都支持托洛茨基关于前沙皇军官的建议，而斯大林关于把南方战线司令、军事委员会委员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草案遭到否决。
斯大林把这两个决定评价为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特别是在对旧军官的态度上。
拉狄克在他的《群像和檄文》第一版中所收的《列夫·托洛茨基》一文中写道，托洛茨基凭借他的毅力征服了以前的基干军官……他能赢得专家中那些优秀分子的信任并把他们从苏维埃俄国的敌人变成它的坚定的拥护者。
我记得有一个夜晚，已故的海军将领、旧军队的重要军官之一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凭着良心开始帮助苏维埃俄国的阿尔特法特来到我的房间，径直对我说：‘我过去到这里来是出于被迫。
我不相信你们。
现在我要帮助你们，要以我从未有过的自觉态度，抱着坚信我在为祖国服务的信念，来尽自己的职责。
’拉狄克写道，托洛茨基是一个毫不手软的人。
当红色俄国遇到致命危险时，他会不惜一切经济上、物质上和人力上的牺牲。
他在这方面像斯大林。
拉狄克回忆道，托洛茨基说过一句非常离奇的话：为了战胜白匪，我们掠夺了整个俄国。
拉狄克在描写托洛茨基时把他理想化了，把许多并非只属于他一个人的优点都加到他头上了。
但是，今天已经清楚了，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才智以及他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杰出才能时，曾在很长时间内企图把他拨向需要的方面。
也许，如果列宁活得更长些，托洛茨基的命运将是另一个样子。
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同斯大林有分歧，常常还同党有分歧。
正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科恩所写的，托洛茨基把新经济政策看作布尔什维主义蜕变和俄国革命丧失激进性质的第一个征兆。
他主张实行工业专政、扩充劳动军、要达到目的就必须流血和发狂，这些东西看起来很左，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
科恩接着说，托洛茨基感觉到，当国内战争结束的时候，他的鸿运也就结束了紗紤矠。
事后，已经流亡国外了，托洛茨基却拼命散布一种说法，即列宁曾想吸收他参加反斯大林的同盟，同他托洛茨基一起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撤换总书记。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一书中写道：列宁不断地、顽强地进行着准备，要在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专行、恣意妄为和粗暴行为给以最无情的打击。
列宁实质上已经向斯大林及其盟友宣战了。
而且只有直接的当事人而不是党知道这一点。
紗紥矠为什么托洛茨基要这样颇为真实地坦露心迹呢？首先是为了说明：列宁认为他托洛茨基是自己的继承人。
抱着这一目的，他按自己的方式来解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并得出结论说：遗嘱的无可争辩的目的是要使我易于进行领导工作（黑体是我用的。
——本书作者注）。
列宁当然希望在尽量减少个人摩擦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
这两句话已经和盘托出了托洛茨基长期进行斗争的隐秘（真是隐秘的吗？）的意图。
他永远也不会甘心忍受个人失败的痛苦。
须知他已经把自己看成是首领、独裁者、领袖了。
第一部第二章 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3)列宁的信本身就说明，托洛茨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列宁完全没有必要联合托洛茨基来撤换斯大林。
列宁的权威是无容争议的。
至于人们有时由于不同的智力高度而不理解他，那是另一回事。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病的时候，有人用领袖生病的后果、交往的困难、脱离实际生活来说明这种不理解。
但是，不会有人怀疑：如果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健在的话，只要他个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更换总书记的建议，并且像往常一样把道理讲透，就能解决问题。
列宁认为斯大林担任总书记职务不合适，但是托洛茨基作为候选人看来同样不合适。
两个杰出的领袖都不应该登上巨大的俄国舰船的指挥桥楼。
在列宁逝世以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的关系是复杂的。
斯大林起初甚至从内心赞赏这位政论家，但是后来很快就认识到，托洛茨基的形式还不能反映他的领袖至上主义内容的最深处的东西。
斯大林可能比别人（当然，不算列宁）更早地感觉到、认识到，托洛茨基居然想当领袖的继承人。
斯大林内心对托洛茨基所抱的恶感逐渐增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精心掩盖起来的仇恨。
私下里，斯大林在思想上把自己的敌人称为冒险主义者、骗子手——这里他把列宁谈到原来的孟什维克托洛茨基时所用的进行诈骗这个说法变了一下。
斯大林的记忆力很强，能把托洛茨基的大量错误、摇摆、跳槽、冒险串起来，成为他后来的论据，供他揭发、批判、谴责……他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的左的革命词句；他记得托洛茨基由于几个军事专家的叛变怎样下令枪毙东方战线的一大批政治工作者（只是由于列宁的干预才防止了这场悲剧）；他记得托洛茨基关于派一个骑兵军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荒谬建议；他记得托洛茨基的布谷鸟决心用鸣叫声宣告苏维埃政权的覆灭……托洛茨基在国内战争中作为陆海军人民委员，坐着专列，由一列或两列装甲火车满载无产阶级领袖的信徒——身穿皮衣的年轻人护送，去巡视各条战线，那派头直到现在还使斯大林感到愤慨。
总书记，而且不仅是他，还不喜欢托洛茨基在革命以后不久就在身边弄了一大帮助手和秘书。
格拉兹缅、布托夫、谢尔穆克斯、波兹南斯基以及其他一些忠实仆从帮助托洛茨基管理大量文献资料，处理来往信件，为数不清的文章和讲话准备提纲和材料，还常常给他提供创作动机。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让我们预先看到了２０世纪末一些政治活动家身边的秀才班子的作用——这些政治活动家如果没有这个班子，常常简直就寸步难行。
总书记坚定地认为，在革命中，在国内战争中，在转向和平轨道的最初年代，托洛茨基在考虑俄国的许多问题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只想着自己如何向上爬、谋取私利和追逐权势，而不考虑当时社会政治情况的全部复杂性。
不久，他们的关系就成了一种非常不友好的关系。
顺便指出，托洛茨基不仅同斯大林的关系不好。
由于他总是让人感到自己比别人强，实际上他在领导层就从来没有亲近的拥护者。
甚至后来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短暂的联盟也是在毫无原则的反斯大林的基础上拼凑而成的。
但是应当直率地说，托洛茨基大大低估了斯大林这个杰出的庸才——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６年被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公开地这样说斯大林。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３月发病以后，斯大林在内心就认为自己完全有义务不容许托洛茨基进入党的领导机关。
由于托洛茨基在他的拥护者所挑起的争论中遭到了失败，不管代表大会会就列宁的《信》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托洛茨基成功的希望明显地减少了。
斯大林确信，如果托洛茨基掌握了党的领导权，革命成果就会受到致命的威胁，后来他在小范围内不止一次地讲过这一点（也许是为自己辩解）。
托洛茨基不仅对斯大林的意志和他机敏的才智估计不足，而且又以自己无休止的攻击、争论、论战文章无意中提高了斯大林的威望，因为斯大林在这种条件下已经成了列宁遗产的捍卫者和党的统一的维护者。
托洛茨基越是频繁地冲撞斯大林，他的名望就下降得越厉害。
这里问题不在斯大林身上，而在于当时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托洛茨基在攻击党的路线。
实质上是托洛茨基自己帮助斯大林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
在党员们的心目中，似乎斯大林一次也没有向右或向左摇摆过，而是表现了灵活性（有时使用了巧妙的计谋），在同托洛茨基的斗争中依靠了自己后来的对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１９２４年１月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全体苏维埃人来说，将永远是哀痛之极而令人心碎的月份。
１月１９日，加里宁还向政治局报告说，负责治疗和照料列宁健康的医生们表现了一定的乐观情绪，认为列宁有可能逐渐恢复政治活动。
他能走动了，能听人念材料了，显露了一线希望……但是，全部希望一下子就破灭了……在一个处于半破坏状态的国家，谁需要一个争论不休的领导呢？１９２４年１月中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表会议提醒大家注意的正是这种离奇事。
这次会议讨论了当前的经济政策问题，并对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了政治上的评价。
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克鲁普斯卡娅逐渐地、一点一点地把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念给列宁听。
后来，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回忆说，星期六她念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激动起来；她对他说，这些决议是一致通过的。
关于反对派问题的讨论进行得很激烈。
托洛茨基后来的盟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代表会议上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也许列宁认为，这个事实是分裂的前兆，一个人力量加强的开端。
不难想象，列宁在好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神志完全清楚，但却不能积极参与党内事务，他是多么地难过啊！什么都看见了，听到了，理解了，想得也很多，但就是无能为力……强劲的思维能力被无声地禁锢起来……完全可以猜测到这位天才的精神悲剧的深刻性。
列宁明白，他的关于党的领导机关中派别斗争可能尖锐化的推测已经成为严酷的现实。
２１日白天，列宁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
从列宁３月发病之日起就帮助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照料生病的伊里奇的缝纫厂女工叶夫多基娅·斯米尔诺娃回忆道：早晨，像往常一样，我给他端去咖啡，他亲切地点了点头就从桌旁走过去了，他没有喝的意思，回到他房里躺下了。
我守着热咖啡等到４点钟，总是想，他会醒来把咖啡喝掉的。
实际上他已经不行了。
有人向我要几瓶热咖啡……等把瓶子灌好送去，他已经不需要了……傍晚，１８点５０分，列宁去世了。
病理解剖检查证实了医生们的诊断，即主要是过度的脑力劳动所引起的严重的脑血管硬化。
死亡的直接原因是脑溢血。
正在南方的托洛茨基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没有来参加葬礼，尽管他有足够的时间。
１月２２日他从梯弗里斯火车站通过电报给《真理报》发来了一篇短文，其中说道：伊里奇不在了。
党成了孤儿。
工人阶级成了孤儿。
导师和领袖去世的噩耗首先引起的正是这样的感情。
我们如何前进？我们找得到路吗？我们不会迷失方向吗？……我们现在由于无比的悲痛而心碎，因为我们大家由于历史的伟大恩赐生而成为列宁的同时代人，同他在一起工作过，向他学习过……我们如何前进？——手拿列宁主义的信号灯……紗紦矠如果怀疑托洛茨基悼念的真诚，那是有失恭敬。
托洛茨基不可能不佩服列宁。
２２日夜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紧急全会，而１月２７日，装有伊里奇遗体的灵柩被安放在红场的陵墓中。
１月２６日开幕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几项永远纪念列宁的重要决定。
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追悼会在挂着黑纱的大剧院举行。
傍晚６点２０分，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伊·加里宁请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俄共中央委员们在主席团席位上就座。
根据我们的出版物不久以前介绍的情况，仿佛在追悼会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发表誓词。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
首先讲话的是加里宁，接着讲话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季诺维也夫。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直接问在场的人：……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的国家进一步引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心目中所想象（原文如此。
——本书作者注）的那个乐土呢？我们是不是能够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和集体组织性的力量，哪怕是勉勉强强地完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导我们的一切呢？讲话的还有布哈林、蔡特金、托姆斯基、沙－阿卜杜拉苏列夫、克拉尤什金、谢尔盖耶夫、纳里曼诺夫、兹韦列娃、加米涅夫。
加米涅夫在讲话中谈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他从来不害怕孤立。
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次伟大的转变关头，这位肩负着领导人类大众使命的领袖都是孤身一人，在他周围不仅没有军队，而且没有一批志同道合者……从来没有遗弃过他的惟一东西就是对真正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的信念。
紘紛矠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奥登堡、伏罗希洛夫、斯莫罗金、李可夫。
斯大林是第四个讲话，在季诺维也夫之后。
斯大林是用一种慷慨激昂的宣誓的方式讲话的（像通常一样，讲稿他自己起草，然后经政治局委员们传阅）。
教义问答式的思维方式在这里也表现出来了。
讲话内容全都一格一格地依次分开。
他号召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建立劳动王国。
但是，在他的讲话中也有某种直到他斯大林晚年始终都具有的东西：颂扬力量、敢于牺牲——我们一定不遗余力，打退了无数次的攻击，我国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我们一定奋不顾身紘紜矠。
斯大林代表党宣誓要维护党员称号和党的统一，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工农联盟，要巩固各兄弟共和国的联盟，要忠实于国际主义。
讲话中既没有提到民权制度，没有提到社会主义民主，也没有提到自由。
可能它们属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范畴？因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只有暴力这一面？！但更可能的是，斯大林根本就不需要注意这些细节。
历史上新的一章开始了。
李可夫接替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则推选加米涅夫担任。
斯大林仍然留任总书记，等待党的十三大作出决定；根据已经去世的列宁的意愿，十三大应该宣读他《给代表大会的信》。
但是，那次代表大会是否确实知道这封《信》呢？不同的证明材料有不同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