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采取了一切措施，使得列宁坚持要把斯大林调离总书记职位的建议没有实现。
从他们同列宁关系亲密的角度看，也许这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不体面的一页了。
他们说服斯大林收回了自己的口头声明，共同制定了一条方针：建议斯大林考虑到已故领袖的愿望和批评意见。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亲自在各个大代表团中做这个工作，实际上是宣布不同意列宁的想法。
最好让他们知道，他们辩护的人正是自己后来的掘墓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乏才能并对革命运动和党有功，他们在这个阶段认为，主要的事情是不让托洛茨基担任最重要的角色。
他们自己也指望担任这种角色。
他们首先关心的不是革命的命运、列宁遗嘱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像世界本身一样古老的绝对命令被提到首要地位：个人利益、个人野心、个人虚荣心。
他们两人像托洛茨基一样对斯大林估计不足。
例如，大家知道，季诺维也夫在２０年代初在一个小范围内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好的执行者，但是始终必须并且可以控制住他。
斯大林本人没有这种自我控制的能力。
看来，季诺维也夫，而同他一起的还有加米涅夫，有自己的打算，指望斯大林担任总书记时将始终只是书记处的领导人，而在政治局拉第一小提琴的将是另一个人——当然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懂得这组二重唱的意图，并且到适当时候就装出这种安排使他感到满意的样子。
要知道，他力争让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就主要问题即政治问题作报告，这不是偶然的。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担心托洛茨基，而不认为斯大林是危险人物。
托洛茨基呢，他在代表大会上表现消极，好像完全是在等着请他出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天，在过了几十年以后，可以说，阻碍实现列宁指示的主要人物就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当然，还有斯大林本人，但是，靠他一个人根本不可能有所作为）。
正是这两个政治家只顾眼前的个人利益，事实上违背了领袖最后一次表达的意志。
他们在１９１７年反对过他，而在他不在的时候也反对他。
要知道，季诺维也夫喜欢在公开场合洋洋自得地说，在革命以前整整１０年的时间里（从１９０７年至１９１７年）他一直是列宁的最亲近的学生！还说什么谁也没有像他季诺维也夫那样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支持过列宁！加米涅夫个人同乌里扬诺夫一家很亲近，他也不隐讳这一点。
无论如何，这两个政治上的孪生兄弟确信自己在列宁身后会起特殊的作用。
正是他们同斯大林一起作出决定，不把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公开出来。
虽然在党的十五大（１９２７年１２月）上这个文件根据奥尔忠尼启则的建议在情况通报上发表了，但是广大党员和人民看不到这个文件。
在处理这封《信》时表现出来的反民主作风被斯大林学到手了，后来他不止一次利用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课堂上、班上教他的东西。
他们想把过去的事情留给过去。
但这并不是经常都能做到的。
过去可能进行报复。
这两人自己不知道，他们已经播下了过去同将来的冲突的种子。
在流血的收获期到来时，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连脑袋都丢了……斯大林一旦利用他们制服了托洛茨基，对他们就失去任何兴趣了，而十几年以后，他冷静地批准了把他们处死。
不难想象，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后来有多少次绝望地回想起过去，回想起他们由于轻视列宁的《信》，自己把一个独裁者、后来杀害了他们自己的刽子手推上台。
诚然，当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决裂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坚持原则了。
既然事关个人地位，这对政治上的孪生兄弟也就忘记了不久前为斯大林辩护的事，开始出来反对他。
如我们所知，１９２５年１２月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新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向代表们说了一些正确的话，不过为时已晚，他说：……我确信，斯大林同志起不了把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团结起来的作用……但是，大会代表们只把这一声明视为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进攻。
这两位政治家想要改变以前他们违背列宁的意愿而把斯大林保留在总书记职位上所做的一切，可惜已经办不到了。
而且别的人谁也办不到。
普卢塔克谈起马其顿王时曾发出感叹：如果我们认为亚历山大获得政权是命运的赐予，那就错了。
我们也可以发出同样的感叹。
有人帮助斯大林掌握权力。
首先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而且违背了列宁的意志。
在这种条件下，在过去的争论中遭到了惨败的托洛茨基企图保住面子，暂时采取了有弹性的立场。
他在十三大的发言被季诺维也夫称为议会式的发言而不是代表大会式的发言。
在他看来，托洛茨基不是在对代表而是在对党说话，并且企图说完全不是他心里想的话。
的确，托洛茨基的发言非同寻常。
发言的基本内容是反对党的机关的官僚化。
为了能说服人，他援引了列宁、布哈林的话，以一个革新者、一个维护党的革命传统的战士的姿态向中央的领导发起进攻。
托洛茨基断言：群众思考问题比党慢。
为了保持党的迅速而正确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必须祛除像党的机关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小病痛。
但是，托洛茨基把矛头对准官僚主义，原来是另有目的：托洛茨基说，正是官僚制度滋生派别活动。
可见，官僚制度证明对党的司令部发动思想进攻和政治进攻是对的。
换句话说，他强加于党的争论原来是对中央、省委、党的各级梯队中的官僚制度的一种回答。
这种见解有一定的合理的内核。
但是托洛茨基关心的主要是自己而不是党。
托洛茨基依然故我：他需要有民主战士的外衣作为在口头上粉饰自己的手段，以便为他对中央方针的攻击进行辩护。
虽然在党内人们没有忘记，正是他曾经是必然产生官僚主义畸形现象的兵营共产主义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可以说，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发展列宁的民主化思想的事业中就已经踏步不前了。
这就埋下了后来许多悲剧的根源。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没有执行列宁最后一次表达的关于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的意志。
中央委员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彻底性，对斯大林的同情者——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让步，使党后来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说句公道话，可能许多中央委员是这样理解的：如果撤换斯大林，无意中会造成印象似乎托洛茨基是正确的。
如果托洛茨基不用１０月（１９２３年）挑衅使自己名声扫地的话，说不定他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但是，选择托洛茨基不会使列宁的多数战友满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也是靠了托洛茨基的帮助才保住了他的总书记的职位。
列宁只是奠定了国家和党的建设的民主基础，但是他没有来得及加以发展。
我们只举民主的一个方面为例：领导工作人员的更替。
要知道，如果让斯大林继续担任总书记职务，但是用党章规定的期限限制他的任期，那么后来那种个人迷信的反常现象还是可以避免的。
维多利亚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或者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在位几十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是君主！但是，斯大林担任党和国家的首脑，事实上没受到任何东西和任何人的限制，这就不可能不导致变形。
不可能！在列宁向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建议《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我们看到了他的一个想法：必须革新党的领导机关，划分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的职能。
民主的最初幼芽没有得到照料，逐渐被教条主义、官僚制度、机械的行政管理办法的更加茁壮的嫩芽完全闷死了。
后来出现对伟大领袖的迷信不是偶然的。
最初看不出任何篡夺党的权力的外部征兆。
恰好相反。
斯大林在同托洛茨基作斗争时，打出的口号是集体同他那种波拿巴式的作风即独裁作风、同他那种一人独占领袖地位和满足特大野心的奢望进行斗争。
托洛茨基继续利用他在国内战争年代捞取的政治资本，而没有觉察到这点资本正在急剧减少，斯大林在批评托洛茨基妄想在领导机关中起特殊作用时，正式提出了另外一种更为进步更为民主的选择方案——集体领导。
诚然，这种领导逐渐朝着有利于总书记本身的方向变化。
斯大林已经为自己拟定了逐渐改变党的领导核心的计划。
他应该从领导机关中加以清除的第一个人当然是托洛茨基。
但是目前重要的是不要加速事变的发展。
因此，十三大以后，政治局成员事实上没有变化，甚至托洛茨基也保住了他在其中的一个席位。
新参加政治局的惟一的一个人就是在党内迅速赢得威望的布哈林。
列宁对布哈林的评价——全党喜欢的人物，使他很快就被选进了党的最高机关，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有捷尔任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伏龙芝。
而书记处却以新的面貌出现：总书记是斯大林，第二书记是莫洛托夫，书记是卡冈诺维奇。
中央委员会新组成的领导核心使斯大林受到的支持更牢靠了。
也许斯大林已经度过了党内升迁的最困难的时刻。
他不仅没有像列宁坚决要求的那样被从总书记职位上调开，而且还成功地巩固了自己在党的领导机关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