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三天，爱泼斯坦方面没传来任何进一步的消息。
杰斯特罗再三设法想要见他，可是那个柏林秘书变得冷淡、讨厌、公事公办。
她说，跟她纠缠是没有用的。
高级长老得到消息后，会通知他。
同时，娜塔丽探听出来，并且告诉了杰斯特罗，她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中的全体成员都收到了遣送通知。
她还愁眉不展地承认，杰斯特罗是有先见之明的，准是有个告密的人出卖了他们，他们正在给清除掉。
这伙人里有医院的外科主任、粮食管理机构的副经理以及德国犹太退伍军人协会以前的会长。
显然，这群人全得不到庇护了。
头两班火车驶走了。
除了娜塔丽本人以外，她的秘密小集团的成员全给送走了。
第三班，一长列装牲口用的车厢尖声叫着驶进了巴恩霍夫大街。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各处，被遣送的人在下午灿烂的阳光里携带着行李、干粮和小小孩，朝着汉堡营房沉重地走去。
杰斯特罗又作了最后一次尝试，想见见爱泼斯坦。
他失败了，回到了住处，不过这时候却有了一线希望。
他有一个学生在中央秘书处工作，悄悄把消息告诉了他。
遣送委员会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他们发出了八千多张征召通知，但是党卫军跟德国铁路公司订好合同，只好运送七千五百人。
德国铁路公司管这种运输工作叫特别列车，他们向党卫军收减低了的三等团体票价。
列车车厢总共只够装运七千五百人。
所以至少有五百张征召通知可以取消；有五百名要遣送的人可以得救！杰斯特罗把这消息一五一十说给娜塔丽听的时候，她正坐在长沙发椅上做针线，路易斯呆在她的身旁。
她听到这消息，并没什么高兴的反应，几乎根本没反应。
遇到情况恶劣的时候，娜塔丽总凭借一层范围狭隘的麻木外壳来保护她自己，这时候她又退缩进这层老的外壳里去了。
她告诉杰斯特罗，眼下她正感到踌躇，不知该穿点儿什么。
她把路易斯打扮得像方特勒罗伊小爵爷 那样，向不走的人家买下或是借来一些衣服。
她以镇定、迷惘、近乎自相矛盾的逻辑说明，她的仪表将是很重要的，因为她不再受到一位有名的叔叔的庇护了。
她就要靠她自己，所以得摆出最好的神态来。
她马上就要到党卫军那儿去，只要她能够在党卫军官兵的眼里立即获得好感，证明自己是美国人，又是知名人士，那么女性的魅力和路易斯的天真可爱，加上对一个年轻母亲的同情，准可以帮她产生影响。
她该不该穿这件相当诱惑人的紫衣裳去呢？他们谈话的时候，她正在这件衣裳上缝上一个黄星标志。
她说，在这么暖和的天气里，穿这件衣服上路可能正合适。
埃伦认为怎样？他温和地迎合着她当时的心情。
不，这件紫衣裳也许会惹得德国人，甚至低下的犹太人放肆起来。
那身定做的灰衣服很文雅，很像德国人的气派，而且又能衬托出她的身材。
她和路易斯到达时，会显得很突出。
在他这样说着时，她一本正经地不住点头，表示同意，接着就把缝上黄星标志的那件衣裳折叠起来，放到提箱里，说迟早也许还会有用。
她继续忙着收拾行李，就自己必须作出的种种抉择半对自己、半对杰斯特罗嘟哝着。
埃伦用钥匙把书桌一只抽屉打开，取出一柄小刀，把右脚上那只结实的轻便鞋的两三个缝线处割开。
她虽然有点儿麻木，这却叫她觉得奇怪。
你在干什么？这只鞋太小啦，他边这么说，边走进自己的房间去。
等他再走出来时，他穿上了那套最好的衣服，戴上了那顶旧的软呢帽，看上去就像一个被遣送的人。
他的脸色到底是很严肃、很烦乱还是很惊慌，她可说不上来是哪一样。
娜塔丽，我要在取消一些征召通知的这件事上紧紧追下去。
但是我不久就得上汉堡营房去啦。
我不会需要多少时间。
不管怎样，我今儿晚上也可以上那儿去看你们。
她凝视着他。
说实在的，你认为还有希望吗？她的声音是怀疑的，冷漠的。
咱们瞧吧。
路易斯在地板上玩娜塔丽的那个庞奇木偶，埃伦在他身旁弯下一只膝来。
唔，路易斯，他用意第绪语说，再会啦，愿上帝保佑你。
他亲了亲这孩子。
刺痒的胡须惹得路易斯格格笑了。
娜塔丽收拾好行李，把手提箱关上，把包袱扎好。
她现在没什么事可做了。
这是她觉得难以忍受的。
使自己忙忙碌碌，是她摆脱恐惧的最好办法。
她深深知道，她和路易斯是到了危险的边沿。
她并没忘却埃伦转达的、班瑞尔所讲的东方发生的事情。
她并没忘却，只不过她把那抑制在心里。
她和埃伦全没再提到过奥斯威辛。
遣送的通知上也一句没提到奥斯威辛。
她对于自己很可能是上那儿去的这一想头，根本就不去仔细琢磨。
到这时候，她甚至还不为自己牵连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地下组织中而感到后悔。
这件事使她情绪高昂，掌握住了自己的命运，并且使自己的命运有了某种意义。
德国人进行残酷的压迫，是由于犹太人手无寸铁，无家可归。
恶运使她陷进了这场大灾难。
但是西方自由主义永远是一座海市蜃楼。
同化是办不到的。
直到如今，她自己一直过着一种空虚的犹太人生活，但是她发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如果她活下去不死，她的一生就要用在巴勒斯坦犹太民族那片古老的国土上恢复犹太国。
她相信这一点。
这是她的新信念。
至少她相信自己相信。
一个微弱的反抗而嘲弄的美国声音始终没从她心头完全消逝；它悄悄地说，她真正需要的是活下去，回到拜伦身边，在旧金山或科罗拉多州居住下来；她的突然转变，接受犹太复国主义，这只是治疗她陷入困境、痛苦不堪的一种精神性吗啡。
可是吗啡也好，信念也好，她却为它冒着生命危险，准备付出代价，而且仍旧没为它感到后悔。
她所后悔的只是，自己没立即接受班瑞尔的提议，把路易斯送走。
但愿她还可以这么办，那该多么好啊！她不能再等埃伦了，只好背着一包干粮和盥洗用品，一手拎着一只提箱，出发上汉堡营房去，路易斯跟在她的身旁蹒跚地走着。
她走进了一行背着背包、衣衫破旧、弯腰曲背的犹太人行列，他们全朝那个方向走去。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四处，在嫩绿的草地边沿，盛开着许多鲜花，这些草地是过去两三星期内新铺好的。
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街道这时候很干净。
全市都洋溢着春天的气息。
建筑物新粉成黄色，闪闪发光。
虽然美化运动还有不少事情要做，红十字会客人们眼下几乎已经可以给蒙混过去了，娜塔丽斜眼看着街道正前方的落日时，这样郁闷地想着；蒙混过去，那就是说，如果他们不走进营房去的话，或者如果他们不去追问伸入市区的那条铁路支线或是当地的死亡率的话。
她挤进了汉堡营房外边那条长长的行列，手里紧紧搀着路易斯，一边用脚把提箱推着向前。
在街道对面终点站的顶棚下边，停着那辆黑色机车。
院子入口处，在党卫军士兵的监视下，遣送委员会的犹太人坐在白木桌旁，非正式地查问这批遣送的人——盘问，点名，叫号数，用橡皮戳子在文件上盖章，一切都是以移民检查官特有的那种厌烦急躁的态度来办理，这在任何国境线上全都一样。
后来，轮到娜塔丽了。
接过她文件的办事人员是一个身材矮小、头戴一顶红布便帽的人。
他用德语朝她大声叫嚷，在文件上盖了章，潦潦草草地作了点儿记录。
接着，他收下她的卡片，回脸朝肩后吆喝了两个号码。
一个三天没剃胡子的人递给他两个穿了绳子的硬纸板标志。
娜塔丽那两张灰色卡片上的号码用巨大的黑数目字写在这两个标志上。
娜塔丽把一个号码牌挂在自己的颈子上，把另一个挂在路易斯的颈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