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
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
他是在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
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可是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
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
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
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我们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车厢里的人个个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 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
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在这一瞬之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看来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
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
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我之所以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完全是因为我心怀一件大事：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
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作斗争。
我们的不牢靠的记者证所依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
我们所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上面几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能是由于我的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
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而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
他成了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
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
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非常纯洁无瑕。
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
虽然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
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卖花女》 ，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丽莎一角。
她也确实在考虑答应下来。
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
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实在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像是乘着三等轮船，在作一次无限期航行的乘客，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
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
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
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
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慎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
《世界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
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
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受到殷勤的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个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
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实在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
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
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
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
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说一定要烧出点像样的菜肴。
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
我们好不容易终于有了一点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为美味可口一点了。
二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