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到斯坦德莱独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
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菲尔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
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上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兄弟的党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
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
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
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莱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
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只能在现在揭，给这些恶棍以当头一棒。
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恩负义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
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
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这次到前方的访问显然使他们大失所望。
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接近前线。
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莱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美国装备。
他们没看见。
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
斯坦德莱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只瘦骨嶙峋的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像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
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
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
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接下去说，一边用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
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确实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
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俄国当局看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
显而易见，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力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当然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
斯坦德莱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他们进行口授。
他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
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力奋战。
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再问了几个心情激动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
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莱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
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像开了锅。
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莱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
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查官已被逮捕。
在这些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
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的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
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无聊，又好像已经事过境迁了。
不过，斯坦德莱仍然做了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
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在分配给他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给0743。
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通常有的劈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
我是叶甫连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