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站在婴儿小床上大吵大闹，把围栏的铁条震得直响。
锡耶纳一到夏天就成了个烤炉，这孩子到了热天就受不了，脾气暴躁，一点都碰不得，就像他身上从头顶到脚尖斑斑点点长满一身的疱疹一样。
一块尿布和一件薄布白衬衫已放好在衣柜上面。
娜塔丽知道，为了外出搭车而给他穿上衣服，他也许会有一通大哭大嚎，所以还不如把这件事留在最末了去做。
正当她把衣箱的皮带紧好，使了点劲便汗水直冒的时候，埃伦进来招呼她。
汽车再过半小时就到了，亲爱的。
我知道。
我就好了。
他戴一顶旧的蓝色贝雷帽，穿一身寒酸的旧灰色衣裤，模样儿便完全像个意大利的长途汽车乘客。
娜塔丽本来就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提醒他一句，别像往常那样穿得花里花哨地出门旅行。
这下可好，他显得很知情达理，准备出发。
他抬起头来看了一眼像是发霉的天花板，画在上面的小天使们都快要一片片剥落了。
这地方确实破落了。
我怎么一直没觉察到。
他转身出去的时候又指点了一下开着的窗子和外面远处的教堂，又说一句，你不会很快就能有一间卧室，看得到像这样的美景，是吗？在娜塔丽的心头，这一回离去却又不像是真正的永别。
多少次，她告别过这幢上帝都不垂怜的托斯卡纳别墅，打算再也不来；多少次，她怀着沉重的心情重新看见这古旧的大门连同它的铸铁孔雀、这处处裂缝的黄色灰泥园墙、这红瓦的塔楼，它曾经是拜伦的睡处！一九三九年，她是多么轻率地首次涉足这儿啊，只打算呆上两三个月，为的是想要重新把莱斯里·斯鲁特抓到手里；想不到它竟是一片越陷越深的流沙！她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第一夜的情景浮现在她的脑际，驱之不去——软缎帷幔的四柱床的发霉气味，墙壁里面老鼠大声啃啮，雷声震耳，风雨肆虐，电光闪闪，把锡耶纳映照得一片阴森可怖，从开着的窗口看去，宛如一幅埃尔·格雷科 画的《托莱多景色》。
最后一分钟的犹豫涌上心头。
他们这样做对不对呢？他们刚要安下心来，准备在软禁似的条件下勉强度日。
除了那个维尔纳·贝克，谁也不来找他们的麻烦。
小娃娃有奶吃——山羊奶，他吃了倒也长得很好——大人也有够吃的食物。
蒙特迪巴基的银行家们知道埃伦在纽约有财产，不让他们缺少钱花。
这些全都是真的。
但是，自从最后一次和贝克会面以后，她就凭本能行事，现在已是欲罢不能。
从那以后，埃伦对贝克敷衍得十分妥贴周到，给他送去广播讲话的提纲，接受他的修改意见，以示巴结讨好，终于哄骗到官方的许可，得以暂时避开锡耶纳的溽暑，去海边逗留一两个星期，在福隆尼卡海滨的萨切多特家作客。
两只衣箱的皮带都已扣紧。
一只箱子里全是路易斯的东西。
另一只装了她最起码的必需品。
拉宾诺维茨的吩咐可是严峻的：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
自从得到他传来的密信，娜塔丽每天都步行六英里。
她的两脚起了泡，然后又结成硬茧，她觉得身体很结实。
卡斯泰尔诺沃递给她一张卷烟纸和一只放大镜的时候，她着实吃了一惊。
挺像电影里，是不是？他这么说了一句。
现在是该把纸头毁掉的时候了。
她从手提包里把它取出来，在手心上摊开。
亲爱的娜塔丽很高兴你要来告诉叔叔轻装上路别带你们自己拿不动的行李你们得带上孩子步行二十英里我惦记孩子也惦记你一切都会顺利爱肉眼简直无法辨认的蝇头小字，直到此刻还是使她激动不已。
几个月没收到拜伦的信了。
她手头所有为数不多的几封，都已被她读得成了片片纸屑。
她记忆中的关于拜伦的一切，尽是一成不变，翻来复去的那么一些，跟陈年的家庭电影一样。
她和拜伦，天各一方，度过了以往两年的生活，她甚至不知道他如今是死是活。
红十字会转来的他的最后几封信，好多个月以前他从澳大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小镇奥尔巴尼写来的，她从中感到战斗生活正在使他发生变化；他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曾经使她神魂颠倒的快乐逍遥的公子哥儿了。
卡斯泰尔诺沃和拉宾诺维茨之间有联系的消息，以及香烟纸上的密信，使她心如乱麻，无法平静，虽然常识告诉她，那个巴勒斯坦人的话语中除了一个犹太人的好心好意之外，没任何别的东西。
这张纸头她真舍不得丢掉，但她还是把它搓成一个小球，从洗澡盆的出水口里冲走了。
她给孩子穿上衣服；最后又朝这个好像一只大糖果盒似的奢侈房间四下里望了望，她久久凝视那张大床。
这几年来她在那上面尝尽了孤眠独宿的滋味，只有撩人的美梦和荒诞的遐想。
快来，路易斯，她说。
我们回家去。
没跟仆人们告别。
埃伦把几个壁橱里装得满满的衣服都留下了，全部藏书也没拿走一本，他书桌上堆得高高的文件夹里都是关于马丁•路德的草稿。
娜塔丽给女仆和花匠交代了任务，要在两个星期后他们回来之前完成。
但是仆人们都是聪明人，意大利仆人尤其如此。
厨妇、女仆，还有两个花匠，都在大门口站好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说了再见，但是他们的眼睛都是严肃的，他们的举动则是不知所措。
厨妇给了孩子一根棒糖，车子一开动她就哭了。
萨切多特的汽车是那个性子暴躁的儿子开来的，他要在锡耶纳呆下去，并且为了他的基督徒女朋友的缘故——他的家人都这么怀疑——正在学习天主教的教理。
反犹太人的法律禁止改宗，但是在锡耶纳，人们对法西斯的法令常常置之不理。
这个年轻人穿件敞开的薄衬衫，头发浓密蓬乱，嘴朝下撇着，嘴角上叼着一支香烟，一声不吭，把他们送到几乎是阒无一人的兵营广场，让他们下了车，便开走了。
锡耶纳本来就不是个热闹地方；现在则显得不像是有人居住了。
宽阔的广场上几处买卖人的摊位都是空着的，也没人照看。
稍晚一点，如果有一卡车蔬菜或鲜货从海边运来，兴许会有点儿买卖，但也不会有多少；什么东西都得配给，连大蒜和洋葱都不例外。
市议会高塔的长条影子投在烫人的广场地面上，几个闲聊的人像有机器转动一般跟着影子转动，仿佛是一具大日晷上的几个小人像。
娜塔丽和埃伦坐在惟一开门营业的咖啡店门外，喝着带有涩味的代用品桔子苏打水。
回想起赛马节喧闹的人群，把这个耸立着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圆形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本城各区的五彩缤纷的游行队列，那如痴如狂的赛马，全都停止了，全都一去不复返了！这个被历史遗忘掉的小城消磨了它一生中的几个年头。
真是古怪，埃伦会存心在这个地方安居下来；更其荒唐而不可思议的是她也陪他在这儿流亡。
汽车回来了，小伙子埋怨他们说公共汽车都快开了。
他们没上车站去等车，为的是要避开警察。
准许他们到福隆尼卡去小住的证明是一份不寻常的文件，从罗马搞出来的；越少让人看见越好。
一到车站，公共汽车司机就不耐烦地挥手要他们赶快上车，他们便在一个无聊得直打哈欠的警察的眼皮底下扬长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