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普在地图上指出哪些地方早就应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多比将军当初打过报告，要求在和平时期就把它们建筑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大错特错——不过还来得及。
所需要的物资，库房里有的是。
一支两百万中国人和马来人（他们对日本人都又恨又怕）组成的劳动大军，随时可以召集。
他们能在一星期或是十天之内，把工事筑起来。
需要筑两条十分坚固的防线，紧贴着城市：一条在海峡对面的柔佛州，另一条就沿着新加坡岛本身的北岸，包括水下障碍物、输油管、探照灯、碉堡、带刺的铁丝网、机枪掩体——可是那儿的工事已经筑好了啊，塔茨伯利打断他的话说。
北岸早就固若金汤了。
你错了，谢普回答道，他那奇特的姑娘般的细嗓子因为喝了白兰地而变粗了。
这个岛的北岸除了沼泽地之外，再没别的什么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瞪大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亲眼看见那儿有很结实的防御工事。
你看到的是这基地的外墙，这道墙可以挡住那些爱管闲事的人。
这不是一个可以防守的基地。
你这话是不是说英国广播公司听信了谎言，受了新加坡最高当局的蒙骗？啊，我的好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宣传渠道。
人家利用你。
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希望你有什么办法叫马来亚司令部动起来。
谢普似笑非笑地把手杖在手掌上轻叩着。
菲尔说你是个刚强勇敢的人，还说了这一类夸奖的话。
帝国在摇摇欲坠，塔茨伯利。
那不是报纸上的宣传。
那是军事上的事实。
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湿淋淋的军官。
好吧。
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激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
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
然后我要你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丹顿，鲁尔插进来说。
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来拉出你的鸟丸。
谢普走了。
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里打个盹。
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把湿衣服脱掉，挂起来。
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
我屋子里有一张空床，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谢啦。
我浑身都发臭啦。
在日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
我得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
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
看来很怕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一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弄成这样的。
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
但愿别叫我丢了这只手才好。
也许已经有点儿血液中毒了，帕姆。
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帕米拉笑了一笑。
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这个人却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
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在马六甲飞机场。
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
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
丹顿和我是从槟榔屿飞到那儿的。
在槟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
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熟了。
她脱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把蚊帐在四边塞好。
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
直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欢油腔滑调地调情，叫人讨厌。
可是眼前这个精疲力竭、头发蓬乱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温漉漉的汗衫小裤，一无遮掩，睡在那儿，却更像是当年在巴黎时候的菲尔•鲁尔。
娶了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感到寒碜）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
坐到打字机边来，咱们干活吧。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
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他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
丹顿•谢普的看法结果由这一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
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一类恶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
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枪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
以上这一段小插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
东方已经露出了鱼白色。
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策略，是不是？她的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
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找我的岔。
她揉揉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永远也脱身不了啦。
我们走着瞧吧。
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个小时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