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穿过高高的、带着甜丝丝气味的绿色甘蔗林，顶着越来越火辣辣的烈日，在鸟儿的安闲歌声中艰难地爬上坡。
前途悲观啊，将军。
维克多•亨利大胆地说。
倒不见得，我认为日本成不了大事。
薄弱的工业基础，物资供应无法维持长期斗争。
有一阵她会闹得很欢，然而如果我们国内的斗志旺盛的话，我们将赢得这场战争。
我们有一位坚强的总统，这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我国是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德国战线则是起决定作用的，因此，我们这里按次序是第二。
我们一上来就已经吃了一场大败仗。
因此实际情况不利于在太平洋上过早地采取英雄行动，譬如全力以赴打一场增援威克岛的战斗。
华伦的房子离开大路，坐落在草地与花园之中，走廊宽敞曲折，看上去如果让一位将军去住，倒比一个海军飞行员合适得多。
他们站定以后，斯普鲁恩斯汗如雨下，说道；你儿子就住在这儿吗？他的岳父为他们买了这所房子。
她是独生女儿。
他是佛罗里达州的拉古秋参议员。
事实上，房子里面并不那么大。
斯普鲁恩斯用手帕擦着他红红的脸，说道：拉古秋参议员！噢。
他对于战争的看法有所改变了，是吗？将军，许多很好的人都真的认为我们不应该介入战争。
拉古秋在十二月八日以前一直是一名爱嚷嚷的主要孤立主义者。
的确。
斯普鲁恩斯不肯进去歇息，只要了一杯水，就在门口喝了，递还杯子时说：那么，你今天就要把你的东西拿上船罗？是的，长官。
我最好尽快上任，接过指挥权，帕格说，各种情况都应当考虑到。
斯普鲁恩斯的灰眼睛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啊，好！总是立即执行命令。
他们俩谁都不曾提到海尔赛要帕格当他的参谋的打算。
那么，来和我一起吃晚饭吧。
我很想听听你在柏林上空飞行的故事。
那我太荣幸了，将军。
杰妮丝穿着湿漉漉的淡紫色背心、弄脏了的灰短裤和凉鞋，蹲在后面草地上一大块翻掘过的棕色土地里。
她灰黄色的头发搞乱了，裸露着长长的腿和手臂被晒黑了。
由于对日本菜农进行了特别管制，新鲜蔬菜已很缺乏。
她开始种菜园，还因此觉得很高兴。
她直起身子，笑着用手臂擦擦额角。
我的天哪，瞧你这副模样！是在种东西呢，还是干什么呀？斯普鲁恩斯让我从海军造船厂走来的。
啊，他啊！我听说他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所有的低级军官都不露脸了。
指挥‘诺思安普敦号’要是不把你累垮，倒会让你振作起来的。
华伦来电话。
他回家吃午饭。
好，那样的话，他可以开车把我和我的东西一起送到舰队登陆处去了。
你已经要走了？她收起了笑容。
我们可要惦记你啦。
爸爸？过了一些时候，华伦的声音由卧室门外传来。
帕格开了门，把整理了一半的两只小扁箱推到旁边。
制服和书都堆在床上。
嗨，我路过‘加利福尼亚号’陆上办事处停了一下，他们正要把给你的邮件送到‘诺思安普敦号’去。
不过，这些也是刚刚寄来的。
一眼看到英国邮票使帕格吃了一惊。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办公室地址在那信封上。
他先打开电报，一句话也没说，便递给了华伦。
望急询国务院娜塔丽下落电告我马里韦莱斯基地乌贼号潜艇拜伦华伦皱起他那凑在电报上的晒黑了的额头。
他穿着飞行服，紧闭的嘴上总是叼着烟卷。
他看上去疲劳、冷酷。
你认得国务院的什么人吗，爸？嗯，认识一些。
你干吗不打电话试试呢？在那儿马尼拉，勃拉尼消息很闭塞。
我要打的，我早就该打了。
华伦摇摇头。
她可能在什么鬼地方进退两难呢。
他指指伦敦来的信。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
是那个英国广播员吗？正是他。
你母亲和我在去法国的船上碰到过他。
口才刮刮叫。
过半小时就吃午饭，爸。
帕格等华伦走后，打开了那封信。
他一到珍珠港，就伤心地寄了一封干巴巴的短信给帕米拉•塔茨伯利，终于和她决裂了。
她不可能已收到那封信并且写了回信。
两封信交叉错过了。
他发现，她信上的日期实际上是在一个月前。
我的亲爱的：我希望这封信好歹总能到你手中。
有件新闻，英国广播公司要我父亲搞一趟菲利斯•福格那种样子的广播旅行，环绕这个受苦受难的星球兜一圈，到主要的军事基地转一转：亚历山大、锡兰、新加坡、澳大利亚、珍珠港、巴拿马运河等等。
主题：英国国旗上的太阳永不落，可是除希特勒以外还可能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使用英语的各个民族（包括勉勉强强的美国人）必须坚持阵地。
韬基己讲好要我跟了去。
近来他越来越感到疲劳或是对气候不适应——他的视力下降得很厉害，女儿就代写广播稿，甚至文章。
现在，文章虽是代笔的，倒也顶用呢。
他对我谈起这件事时，我光听见这几个字——珍珠港！要是整个计划不告吹，要是我们能保住我们冒险的飞机和轮船的计划，我们就该在一个月左右到夏威夷了。
你和你那老天保佑的加利福尼亚号将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可是我会找到你的。
喂，你得胜了！我知道你该在我开口之前先写信给我的。
对不起我打破了你的规定，可是据我所知，你的电报或信要下个星期才到，而那时我已不在这里了。
可能已经有给我的一封长信由符拉迪沃斯托克、东京或是马尼拉寄来。
真是这样的话，我希望那是一封情书而不是措辞审慎的决裂的信。
我就是这样既害怕又期待着你的信。
不管那是一封什么信，帕格，我反正收不到了。
最亲爱的，你可以爱你的妻子，也爱我呀。
我让你吓了一跳吧？嗨，事实是你已经这样做了。
你知道自己是爱你妻子也爱我的。
你甚至已告诉过我了。
你只不过对此装出一副讲究实际的模样罢了。
老实说，就你妻子来讲，也完全可能爱你也爱另外一个男人。
可能这更让你吓一跳吧。
但是这类事情一直都有，我的爱人啊，我打赌真是这样的，特别是战争年代里，连很好、很体面的人也是这样。
你和亨利太太被关在一个非常特别的由教堂到海军的小天地里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噢，亲爱的！我没有时间把这信打完，要不，我还是截掉这傻乎乎的最后一段吧。
我明白再争论也是无望的。
既然终于在给你写信，我真讨厌了打住了不写下去。
这正像水坝决了口一样，可是我得打住了。
你不是再听到我的消息，而是要看到我了，谢天谢地。
伦敦的天气真没法说，战争消息也同样没法说。
看来我们从莫斯科跑得不算太快；它真有可能沦陷，就像它落到过拿破仑手中一样！那将是怎么样的一番景象啊！可是对我说来，老实讲，惟一算得上消息的——而且是令人高兴的消息——是忽然有了个机会能够又见到你。
尽管你非常亲切和甜蜜，我在莫斯科有个可怕的感觉，仿佛我是在最后看你一眼。
现在（求神明保佑一切顺利）我来了。
爱你的帕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