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就此散了。
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进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
斯鲁特翻起衣领，说他要走回自己的寓所。
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
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不过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
在静寂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平匀的深呼吸。
大鼻子里像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
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
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鄙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
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
神父骤然一迭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停住脚步，大为震惊。
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
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
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着阿道夫•希特勒这个狗屎堆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
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
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
他始终是那么一个狗屎堆。
他从来没改变过。
直到今天也没改变。
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一个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
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
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
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间神父又开步走了。
斯鲁特只得奔上几步跟随在他身边。
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
声调冷静些了。
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
那是我们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
我们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嘴里熟极而流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打比。
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
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同样过分简单化和虚伪。
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
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
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
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
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
何其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
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
我们正在饮鸩止渴。
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个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热情奔放的谈话，斯鲁特竟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
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
我承认，这有点无谓浪费时间。
喜欢。
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
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外交官是经常有人找上门来送情报的，而电影院就是个通常的接头地点。
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
他弄得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
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
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
让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
说起来，一是他有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不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骨子里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觉得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他丢了官，可是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