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娜塔丽正朝着驾驶台下拉宾诺维茨的舱房走去。
在这之前她从未去过那里。
他请她在他桌边那张椅子上坐下，桌上堆满了文件、脏衣服和油腻的工具。
他坐在没有铺好的床上，弓着背靠着舱壁，壁上装饰着从杂志上撕下来的深棕色裸体画。
惟一的一盏电灯发出的光是这么暗，烟草的烟雾这么浓，以致娜塔丽只能看出这些东西。
对着她的尴尬的微笑，拉宾诺维茨耸了耸肩。
他穿着油渍斑斑、大得累赘的工作服。
他因过度疲劳，圆脸都变成土灰色的了。
这是轮机长的艺术收藏。
我占用了他的房间。
亨利太太，我需要三百美元。
你跟你的叔叔能帮忙出一点吗？她吃了一惊，什么也没说。
他继续说：赫布•罗斯愿意拿出这笔钱来，可是他已经付得太多了。
要不是他，我们就不会把事情进展到这地步呢。
我希望你和你叔叔每人能给一百元。
那才比较公平。
老头子们都比较小气，所以我想还是提请你考虑。
拉宾诺维茨的英语讲得很清楚，但是外国口音很重，而且他用的俚语已过时，像是从旧小说里看来的。
这钱干什么用？Fetchi—metchi，他把粗粗的拇指在两个指头上来回移动，疲倦地微笑了。
行贿。
港务长不让我们离港。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开始时很友好，但是后来变了。
你认为你能贿赂他么？嗬，不是贿赂他，是贿赂我们船长。
你见过他的，就是那个穿蓝色上衣、长着胡子、醉醺醺的老无赖。
要是我们非法离开，他就得失去他轮船的证件。
港务当局掌握着这些证件。
我相信他经常干这事的，他是专干走私这一行的。
可这得另外付钱。
那不会太危险吗？‘我认为不会。
要是海岸警卫队拦住我们，我们就说我们正试验修理过的轮机，并且往回开。
我们并不会比现在的处境更糟。
要是我们被拦住，他会把钱退还吗？问得好，我的答复是：我们出去三英里后，他才拿钱。
整整一个星期以来，娜塔丽思索的时间太多了，老是想象出种种不能启航的不幸理由，她拿不准自己逃离罗马是否做对了。
她天天想着要乘这样笨重的船横渡地中海，越来越觉得前途暗淡。
然而，她还是认定，这样至少能让她的婴儿从德国人的手里逃出去。
可是这得靠违反法西斯的法律来启程，要努力逃过海岸警卫队的炮舰！当她坐着一言不发时，拉宾诺维茨用一种虽不含敌意但是严厉的语调说：好吧，没关系。
我会从罗斯那里拿到全部钱的。
不，我会提供帮助的，娜塔丽说。
我相信埃伦也会。
我只是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亨利太太，可是我们不能在这里坐着。
我们得努力做些事呀。
杰斯特罗博士在笔记簿上写字，他附近的一个舱口盖上两个年轻人正对着一本翻开了的破旧的犹太教法典争论着。
罗斯走了。
杰斯特罗中断了工作；听着他们辩论Gittin（关于离婚的论著）里的一个论点。
杰斯特罗在波兰经院里曾为阐明Gittin里的问题而被他的老师们吻过许多次。
那种湿糊糊、毛茸茸的感觉现在呈现在他的脑海中。
使他不由得笑了。
那两个争论的人看见他在笑，也腼腆地朝他笑笑。
其中一个碰了碰他的破帽子，并且用意第绪语说：这位伟大的作家理解这些伤脑筋的论点吗？杰斯特罗慈祥地点点头。
另一个年轻人——长着一张瘦削的黄脸，乱蓬蓬的小胡子，凹陷的发亮的眼睛，一副经院学生的派头——激动地讲起来。
你加入我们讨论吗？或许还能教教我们？我小时候确学过犹太教法典，杰斯特罗用正确的波兰话冷冷地说，可是我怕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现在相当忙。
那两个人心服了，重又继续他们的学习。
不久，他们就走开了，这使杰斯特罗舒了一口气。
当他重又继续写作时，他想着要是和那些小伙子一起，用非凡的记忆使他们吃惊，可能挺有趣。
在五十年之后，他还记得他们争论的这一章节。
儿时头脑记忆力真强啊！可是前面还有漫长的旅程。
在这么拥挤的环境里，特别是在这些从宗教关系来说非常亲密的犹太人中间，和他们不要过分接近是惟一的办法。
杰斯特罗正开始写一本新书，借此消磨时间，同时也多少利用一下他这不愉快的尴尬的处境。
为了故意同他获得巨大成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相呼应，他把新书取名为《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然而在他头脑中的东西并不是旅行日记。
正如马库斯•奥里利厄斯 在战场上就着烛光写不朽的沉思录，杰斯特罗也打算通过描写他自己战争时代的逃亡来反映他关于信仰、战争、人类现状和个人生活的光辉思想。
他认为这个主意能让他的出版商着迷；而且要是他写了出来，它甚至又可能成为一本读书俱乐部推荐书。
无论如何，在他这年纪，这将会是有益的精神寄托。
杰斯特罗把思想性、想像力和赚钱的念头结合在一起了，他根据这个富有特色的想法，已经在第一本向拉宾诺维茨借来的笔记簿上写了不少。
他知道这本书绝不可能获得《一个犹太人的耶稣》那样的成功。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以新颖的手法把生活在朴素的现实中的耶稣描绘成一个精通《犹太教法典》的奇才和巴勒斯坦巡回传道士，在读书俱乐部获得巨大成功，并且被列在最畅销的书单上。
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走开后，他感到这个小小的场面有写下来的价值。
他详述了关于离婚的部分中那微妙的论点。
很久以前，在奥斯威辛经院喧闹的读经厅里，他曾与他聪明的堂弟班瑞尔•杰斯特罗用许多相同的话就这一论点进行过许多辩论。
他描述了那遥远的场面。
他温和地取笑自己逐渐转变为一个冷静的西方化的不可知论者。
要是班瑞尔还活着，他写道，要是有人请他就第二十七页关于离婚的部分中第一个论点进行辩论，他会满腔热情理出头绪，驳倒那两个经院里的小伙子。
班瑞尔一直忠实恪守古老的正统观念。
现在谁能讲清他俩之中哪个的选择更明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