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罗斯站在急诊病房的治疗室外面，透过小玻璃窗朝里张望。
里面有六个人在照料莫里斯，他们全围在他身边。
她什么也看不见。
她真正能看见的是他的两只脚，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鞋没有了。
到处是血，好几个急诊病房的人都溅到了血。
安德斯和她一起站在外面。
他说：我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对此事的看法。
没必要，她说。
那个人极其危险，莫里斯应该等警察的。
可警察没抓到他。
她说着突然火冒起来。
安德斯什么也下明白，他不理解你怎么会对一个病人如此负责，你怎么会想要去照料别人。
莫里斯也没有抓住他，安德斯说。
为什么警察没抓住他？他们赶到机库时，本森走了。
机库有好几个出口，无法把它们全堵住。
他们发现莫里斯在机翼下，那个机械师在机翼上，而且他们受的伤都很严重。
治疗室的门开了，埃利斯走出来，他脸色憔悴，胡子也没刮。
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他怎么样？罗斯问。
他没危险，埃利斯说，虽然他要有几个星期不能说话，可他没有危险。
他们正准备送他去做外科手术，用金属丝固定他的下颌并把他的牙齿拔出来。
他朝安德斯转过身去。
他们有没有找到凶器？安德斯点点头。
两尺长的一段铅管。
管子肯定正巧打中他的嘴巴，埃利斯说，但至少他没有吞入任何击落的牙齿。
肺部的片子显示支气管里无异物。
他抱住珍妮特。
他们会治好他的。
另一个怎么样？机械师？埃利斯摇摇头。
我不想打赌。
他的鼻子被打碎，鼻骨进入了大脑，脑脊液正从他的鼻孔里流出来，大量出血，而且脑炎有大问题。
安德斯说：你估计他存活的可能性如何？他已上了病危名单。
好吧。
安德斯说完便走开了。
罗斯和埃利斯一起走出急诊病房，朝咖啡馆走去。
埃利斯的手臂始终搭在她的肩膀上。
这事给弄得一团糟，他说。
他真的没有问题吗？当然。
他长相还不错……他们会接好他的下颌，他不会有问题。
她打了个寒战。
冷吗？冷，她说，而且累，很累。
她和埃利斯一起在自助餐厅里喝了咖啡。
时间是六点半，许多工作人员正在用早餐。
埃利斯慢吞吞地喝着，他缓慢的动作表明他疲劳了。
有意思。
他说。
什么？今天下午我接到明尼苏达的一个电话。
他们有一个神经外科的教授职位空缺，问我是否感兴趣。
她没有吭声。
那不是很有意思吗？不。
她说。
我告诉他们，在我被这里解雇之前，我不作任何考虑。
他说。
你肯定你会被解雇吗？难道你不吗？他说。
他的目光穿过自助餐厅，注视着一个个身着白大褂的护士、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
我不会喜欢明尼苏达，他说，那里大冷。
但那所学校不错。
嗯，不错，一所好学校。
他叹了口气。
一所不错的学校。
她为他感到遗憾，但又立即抑制住这种感情。
他是自讨苦吃，而且不听她的劝告。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她始终没有允许自己对任何人说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她甚至不许自己这样想。
一是这样说没有必要，另外，这对她最关心的帮助本森一事来说也毫无益处。
但是，她现在并不同情这位勇敢的外科医生。
勇敢的外科医生是拿别人的生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一个外科医生损失的至多是他的名声。
好了，他说，我最好回研究室去，看看事情进展如何。
你知道我的想法吗？什么？我希望他们杀了他。
埃利斯说完朝电梯走去。
手术在下午七点开始。
她从上面的玻璃观望台看着莫里斯被推进手术室，外科医生给他挡上遮布。
手术将由本狄克斯和柯蒂斯主刀，他俩都是出色的整形外科医生，他们会像其他人可能做到的那样把莫里斯修整好。
但当一片片消毒纱布从莫里斯脸上取下露出肉来的时候，看到的人还是吓了一跳。
他的上半部分脸是正常的，只是显得苍白，下半部分成了红兮兮的一团，像屠夫手下的肉。
要在这红红的一团肉中找到嘴巴真不容易。
埃利斯在急诊病房已看到这情况，现在感到吃惊的是她，即使隔着一段距离也是如此。
她能想象出更靠近时的效果。
她站在那里，望着手术遮布盖到他身上和头部。
医生已穿上手术衣，戴好手套，工具台已经到位，消毒护士已各就各位，整个外科手术的准备过程进行得有条不紊，体现了很高的效率。
这是一种奇妙的过程，她想，它是如此严格，如此完美，以至没人会知道――手术医生自己大概也不曾考虑过――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同事动手术。
这过程，这固定的程序对于手术医生具有麻醉作用，就像麻醉剂对于病人具有麻醉作用一样。
她走近研究室时，看到一群记者把埃利斯拦在了大楼外面。
他正在回答他们的问题，情绪显然不好。
她听到大脑控制这几个字重复了好几遍。
她略感内疚地绕到远处的一个入口，乘电梯上了四楼。
大脑控制，她想，星期日增刊将就大脑控制问题展开讨论，各家日报也会随之刊登严肃的社论――医学杂志会刊登更为严肃的文章――讨论不加控制和不负责任的研究所产生的种种危险。
她能够看到这一切的到来。
大脑控制，天哪！事实上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控制，大家部因此而感到高兴。
世界上最有力的大脑控制者是父母亲，他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理论家们通常忘记偏见或神经失常或情感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性需要逐步培养。
当然，父母们并个是故意伤害他们的孩子，他们只是反复向孩子灌输他们认为重要和有益的种种思想观念。
新生儿就像等待编排程序的小计算机，不管教给他们什么，无论是糟糕的文法还是粗鲁的举止，他们样样都能学会。
像计算机一样，他们没有识别能力，无法区分好的观念与坏的观念。
有一种类比是非常贴切的：许多人都议论计算机的孩子气和咬文嚼字。
例如，如果你能指示计算机穿上鞋和袜，它肯定会回答说袜子无法穿在鞋子上。
所有重要的程序编制到孩子七岁时完成。
它们包括种族观念。
性观念、道德观念、宗教观念和民族观念等。
陀螺仪已经设定，任由孩子们围绕其预定的轨道旋转。
大脑控制。
那些同社会习俗一样简单的事情又怎么样呢？遇上某人要握手怎么样呢？坐电梯脸朝前呢？从左侧超车？右手拿酒杯？人们为固定社会交往所需的琐碎习俗数以百计――去除其中的任何一种习俗，你就会引起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安。
人们需要大脑控制，他们为大脑有控制而感到欣慰。
没有控制，他们便会陷入无望的迷茫境地。
但是，让一小撮人试图解决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失控的暴力――突然间引来了四面八方的抗议声：大脑控制，大脑控制！控制还是不加控制？何者更好？她在四楼走出电梯，在过道里与几个警察擦肩而过，走进她的办公室。
安德斯在里面，他挂上电话，双眉紧锁。
我们刚刚开始出现转机，他说。
哦？她的烦恼在一阵期待中消失了。
是的，安德斯说，但是我真是该死，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事？本森的相貌说明及照片在城里散发，有人认出了他。
谁？市政厅建设与计划处的一个办事员。
他说本森十天前去过。
建设与计划处存有城区内所有公共建筑的详细档案，而且他们还掌管着某些建筑法规。
罗斯点点头。
本森去核查一幢建筑的具体细节，他想核实有关电气的图纸。
他说自己是电气工程师，还出示了一些身份证明。
罗斯说：他家里的两个姑娘说他曾回去取了些图纸。
大学医院，安德斯说，他有整个医院的全部线路系统的图纸。
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八点钟的时候，她站着都在打瞌睡。
她的脖子酸痛，脑袋发胀，她意识到她已别无选择――要么睡上一觉，要么完蛋。
假如需要我，我在地板上睡觉。
她告诉安德斯，说完便离开了。
她沿研究室的走廊而去，经过几个穿制服的警察。
她没有再去注意他们，她记得走廊里好像自始自终都有警察在场。
她朝麦克弗森的办公室里瞧瞧。
他坐在办公桌后，头斜靠在肩上睡着了。
他的呼吸短促而不协调，听起来好像在做恶梦。
她轻轻关上门。
一个勤杂工从她身边走过，端着装满的烟灰缸和空咖啡杯。
看到一个勤杂工做清扫工作，她感到奇怪。
这景象在她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事情有点不寻常，肯定出了什么她还不清楚的问题。
这事情困扰着她，但她最后还是随它去了。
她累了，她的脑子糊涂了。
她来到一间治疗室，里面空无一人。
她走进去，关上门，在检查台上躺了下来。
她几乎是倒下去就睡着了。
休息室里，埃利斯看着十一点钟新闻节目中出现的自己。
他上电视一半是出于虚荣，一半是出于病态的好奇。
格哈得也在里面，还有里查兹，还有安德斯警官。
屏幕上，埃利斯眯眼望着摄像机，一边在回答一群记者的提问。
麦克风死命朝他的脸上伸过去，他显得很平静。
这很使他得意，他觉得自己的回答合情合理。
记者们问了他一些有关手术的问题，他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接着有个记者问：为什么要做这次手术？病人，埃利斯答道，深受间歇性暴力行为发作之苦，他患有器质性脑病――他的大脑受了伤。
我们正在设法治好它，我们正在设法制止暴力。
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他想。
作为礼貌的回答，即使是麦克弗森也会对此感到满意的。
大脑受伤和暴力有关这种情况多吗？我们不知道这种情况多不多，埃利斯说，我们甚至不知道大脑受伤的情况多不多，但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有一千万美国人有明显的脑损伤，还有五百万有不明显的脑损伤。
一千五百万？一个记者说，就是说每十三个人中有一个。
真够快的，埃利斯想。
他后来算出来是每十四个中有一个。
差不多吧，他在屏幕上答道，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大脑性麻痹，有二百万人患有惊厥性紊乱，包括ＡＤＬ患者。
有六百万人精神发育不全，可能还有二百五十万人患有运动过度行为错乱症。
所有这些人都是暴力者？不，当然不是。
大多数是绝对安静的。
但如果你检查一下暴力者，你会发现其中患有脑损伤的人占有极高的比例。
肌体脑损伤，我们认为肌体脑损伤通常是暴力的动因，这一看法与许多关于贫穷、歧视及社会不公正的理论是相对立的。
当然，那些社会因素可能会助成暴力，但肌体脑损伤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而你无法用治疗社会病的方法来治疗肌体脑损伤。
记者们的提问暂停了下来。
埃利斯记得这段沉默，也记得他由此而感到的得意。
他要赢了，他在唱主角了。
你说暴力的时候――我是说，埃利斯说，个人挑起的无故的暴力袭击。
这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
也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问题。
１９６９年，在这个国家遭受袭击或杀害的美国人比整个越战期间伤亡的美国人还要多。
具体他说――记者们飞速地记录着。
――发生了一万四千五百起谋杀案，三万六千五百起强奸案，以及三十万六千五百起恶性袭击案件。
总共有三十多万起暴力案件，这还不包括汽车事故造成的死亡，而大量的暴力是用汽车进行的。
有五万六千人死于车祸，三百多万人受伤。
你一向很擅长数字，格哈得边看边说。
这下用上了，是不是？埃利斯说。
不错。
可你眯斜着眼睛，样子令人无法相信。
我本来就是这副样子。
格哈得哈哈大笑。
屏幕上一个记者在说：你认为这些数据反映了肌体性脑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埃利斯说，确认个人有肌体性脑病的线索之一是多次重复暴力。
有些例子很有名，查尔斯・惠特曼，他在得克萨斯杀了十七个人，他患有恶性脑瘤，几周前他就告诉他的心理医生说他一直想着要爬上塔楼朝人开枪射击。
里查德・斯拜克在杀害八个护士前已参与过几次残酷的暴力事件。
李・哈维・奥斯瓦德不断地袭击他人，其中好几次还包括他的妻子。
这些是有名的例子，每年的三十几万起案子则不是那么有名。
我们正在设法用手术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件卑鄙的事情，我认为这是崇高的目标，举足轻重的目标。
可这难道不是大脑控制吗？埃利斯说：你把中学义务教育叫做什么？教育，那个记者说。
采访就此结束。
埃利斯愤怒地站起身。
我真像个傻瓜。
他说。
不，一点都不。
安德斯警官说。
《终端人》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第五部 结局星期六１９７１年３月１３日她正在挨毒打，一阵残暴的猛击使她失去了知觉，她一面呻吟，一面打着滚。
快！格哈得边喊边摇着她。
醒醒，简。
她睁开双眼。
房间里黑乎乎的，有人俯身望着她。
决，快，醒醒。
她打了个呵欠，一阵阵酸痛由脖子上往下跑。
什么事？你的电话，是本森。
这话猛地把她惊醒，连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清醒得那么快。
格哈得扶她坐起身，她摇摇脑袋清醒清醒。
她的脖子像一根酸痛的柱子，身体的其它部位也僵硬作痛，可她早已顾不上这些。
在哪里？远程信息处理房。
她走出房间来到走廊里，明亮的灯光刺得她直眨眼睛。
警察还没有走，可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双目无神，嘴巴张开着发呆。
她跟着格哈得走进远程信息处理房。
里查兹把电话递给她，说：她来了。
她接过话筒：喂？哈里？安德斯在房间对面的分机上偷听。
我感觉不好，哈里・本森说，我想要它停下来，罗斯医生。
怎么啦，哈里？她能听出他说话有气无力，慢得有点像是孩子在讲话。
经过二十四小时刺激后的老鼠又会说什么呢？事情进展得并不好，我累了。
我们能帮助你，她说。
是那种感觉，本森说，现在使我感到疲乏，别的没什么，只是疲乏不堪。
我要停止这种感觉。
你得让我们来帮助你，哈里。
我不相信你们会帮助我。
你得相信我们，哈里。
长时间的沉默。
安德斯在房间那头望着罗斯，她耸耸肩膀。
哈里？她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为我做那个。
本森说。
安德斯看看手表。
做什么？做手术。
我们能把你修理好，哈里。
我想自己修理，他说。
他的声音一副孩子气，简直是在使性子。
我想把金属线拉出来。
罗斯皱起眉头：你拉了吗？没有。
我试着把绷带拉掉，可痛得厉害。
它让我受苦的时候，我就不喜欢它。
他真像个孩子。
她不明白这种回归是否是一种特定现象，还是恐惧与疲劳的结果。
我很高兴你没有拉――但我总得想个办法，本森说，我得停止这种感觉，我要修理计算机。
哈里，你不能那样做，得由我们来替你做。
不，我来修理。
哈里，她像母亲一样用抚慰的声音轻轻他说，哈里，请相信我们。
没有回答，只有电话那一头的呼吸声。
她在房间里扫了一眼，望着一张张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脸。
哈里，请相信我们，就这一次。
一切都会好的。
警察在找我。
这里没有警察，她说，他们都走了，你可以到这里来，一切都会好的。
你以前对我说过谎，他说。
他的声音表明他又在使性子了。
没有，哈里，你完全搞错了。
要是你现在过来，一切都会好的。
长时间的沉默，接着是一声叹息。
对不起，本森说，我知道它该怎么结束，我得自己来修理这计算机。
哈里――咔嚓一声，接着是电话挂断后的嗡嗡声。
罗斯挂上电话。
安德斯马上拨通电话公司，问他们是否已经查清了刚才那个电话。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他刚才老要看手表的缘故，她想。
见鬼！安德斯说着甩下电话。
他们无法找到线索，他们甚至无法找到打进来的电话，这群白痴。
他在罗斯对面的那头坐了下来。
他简直像个孩子，她摇着头说。
他说修理计算机是什么意思？我想他是指把肩上的电线拉出来。
但他说他试过。
也许他试过，也许没有试过，她说，他在所有这些刺激和所有这些发作的影响下，现在已神志不清。
从身体角度看，把电线和计算机拉出来有可能吗？有，她说，至少动物这样做过，猴子……她揉揉眼睛，还有咖啡吗？格哈得替她倒了一杯。
可怜的哈里，她说，他一定吓坏了。
安德斯在房间对面说：你认为他到底有多糊涂？很糊涂。
她呷了口咖啡，还有糖吗？糊涂到要搞乱计算机吗？我们没有糖了，格哈得说，几个钟头前就用完了。
我不明白。
她说。
他手里有医院的线路安装图，安德斯说，主计算机，即协助对他进行手术的那台计算机就在医院的地下室里。
她放下咖啡杯注视着他。
她皱皱眉头，又揉揉眼睛，端起咖啡杯，接着又放了下来。
我不知道，她最后说。
你睡觉的时候，病理学家来过电话，安德斯说，他们已确认本森是用起子捅那个舞女的。
他袭击了机械师，还袭击了莫里斯。
他们都是机器一样的人以及与机器有联系的人，莫里斯是与他自己的机械联系在一起的。
她微微一笑。
我是这里的精神病科医生。
我只是问问。
那可能吗？当然，当然可能……电话铃又响了，罗斯拿起电话。
这里是研究室。
这里是太平洋电话公司分部，一个男子的声音说。
我们为安德斯上尉复查了那条线路。
他在吗？请稍候。
她对安德斯点点头，他接过电话。
我是安德斯，他过了好一会儿说，请重复一遍行吗？他边听边点头。
你们检查的是哪一段时间？我明白了，谢谢你。
他挂上电话，随即又开始拨打。
你最好给我讲讲那个原子能电力盒，他一边拨号一边说。
讲什么？我要知道假如它被弄破的话会怎么样？安德斯说，待电话接通，他便转过身去。
爆破小组。
我是安德斯，杀了他。
他转身望着罗斯。
罗斯说：他随身带有三十七毫克的放射钚，Ｐｕ一２３９。
如果盒子破裂，该地区的所有人将面临严重的辐射。
释放出来的是什么粒子？她吃惊地看着他。
我上过大学，他说，有必要的时候甚至能读书写字。
α粒子，她说。
安德斯对着电话筒说话。
我是安德斯，干掉他，他说，我马上要一辆车来大学医院。
我们可能会遇到即将发生的辐射危险。
人们及其周围的环境可能被一种α释放物Ｐｕ－２３９污染。
他听着，随后又看看罗斯，有爆炸的可能吗？没有。
她说。
不会爆炸。
安德斯说完又听了听。
好吧，我明白了。
你尽快派他们过来。
他挂上电话。
罗斯说：你不介意把现在发生的一切告诉我吧？电话公司复查了那条线路，安德斯说，他们确认本森打电话的时候，没有电话打进研究室来，一个电话也没有。
罗斯不解地眨眨眼睛。
没错，安德斯说，他一定是在医院里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
罗斯从四楼的窗口朝外望着停车场，安德斯对至少二十个警察发出了命令。
一半警察去了医院主楼，其余留守在外面，他们被分成了几个小组，一边抽烟一边轻声交谈着。
这时，爆破小组的一辆白色装运车隆隆地驶了过来，三个穿着灰色的像是金属套装的人笨拙地走了出来。
安德斯同他们简短他说了几句，他们几个点点头，留在车旁，打开一种很奇怪的设备。
安德斯往回朝研究室走去。
格哈得和她一起看着这些准备工作。
本森不会成功的。
他说。
我知道，她说，我一直在想是否有什么办法缴下他的武器，或者使他丧失行动能力。
我们能做一只手提式微波发射器吗？这我想过，格哈得说，但它不安全，你无法真正预测它对本森的装备的影响，而且你知道它将使医院里其他病人身上的心脏起搏器出现混乱。
难道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格哈得摇摇头。
一定有什么办法。
他仍然摇摇头。
另外，他说，很快就会出现环境合体现象。
理论上讲是这样。
格哈得耸耸肩膀。
环境合体是研究室发展部的设想之一。
这个设想观点简单，却意义深远。
它发端于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大脑受环境的影响。
环境产生经历，经历变成记忆、态度及习惯――这些都是被迫译进脑细胞神经通道之中的东西。
这些通道是以某种化学的或是电的方式固定的。
就像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体是按其从事的工作变化的，一个人的大脑也根据其以往的经历发生变化。
而这变化就像工人身上的老茧一样，在经历结束后继续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脑吸收以往的环境。
我们的大脑便是以往种种经历的总和――而这些经历本身早已成为过去。
这意味着病因和治愈不是一回事。
行为失调的病因可能在于孩提时代的经历，但我们无法通过消除病因来治愈这种失调，因为病因早已随着成年而消失。
治愈的方法只能来自其它方面。
正如发展部的人所说的那样，一恨火柴会引起大火，但一旦大火燃烧起来，灭了火柴并不能灭掉大火。
问题的关键已不是火柴，而是大火。
至于本森，他已经历了由移植的计算机发出的超过二十四小时的强烈刺激。
刺激通过提供新的经历及新的前景影响了他的大脑。
总有一个新的环境在被大脑吸收进去，很快就变得不可能来预测大脑将作如何反应，因为它已不再是本森原来的大脑了――它已成为一个新的大脑，成为新经历的产物。
安德斯走进房间。
我们准备好了，他说。
我都看到了。
地下室的每个人口我们都派两个人把守，前门两个人，急诊室两个人，三架电梯也各有两人把守。
病人护理的几层楼我们没有派人去，我们不想在那些地方惹麻烦。
你想得真周到，她心里想，但嘴上什么也没说。
安德斯看看手表。
十二点四十分，他说，我想应该有人带我去看看主计算机了。
它在地下室。
她说着朝主楼点点头。
在那儿。
你能带我去吗？当然，她说。
她真的不在乎。
她对自己影响事情结果的能力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她意识到她正处在一个不可抗拒的过程的控制之中，这个过程涉及许多人和过去的许多决定。
要发生的事情总是要发生的。
她和安德斯一起沿走廊而去，她发觉自己正想着克雷尔大太。
真是奇怪，她已经有好几年没想到克雷尔太太了。
埃米莉・克雷尔是好几年前她当住院精神病科医生时的第一个病人。
那妇人当时五十岁，孩子已长大成人，她丈夫厌倦她，她精神压抑，想自杀。
珍妮特・罗斯以一种个人的责任感接收了这个病人。
她当时还年轻，急于求成。
她像一位正在作战的将军，同克雷尔太大的自杀冲动作战――调集各种资源、制订战略部署、修订和更新战斗计划。
她照管克雷尔太太，帮助她度过了两次未遂的自杀企图。
之后，她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精力、技术和知识是有限的。
克雷尔太太不见好转，她的自杀企图变得更富心计，最终她还是成功地自杀了。
但那时候，罗斯早已――幸运地――脱离了病人。
正如她现在脱离了本森。
他俩走到走廊的尽头，突然，他们身后的远程信息处理房里传来了格哈得的叫喊：珍妮特！珍妮特，你还在这里吗？她回到远程信息处理房，安德斯好奇地跟了过来。
计算机房里，控制台上的灯忽闪忽闪。
请看这个。
格哈得说着指指打印输出控制台。
当前程序终结程序改变０５０４０２０１００程序改变主计算机正在转向一个新的程序，格哈得说。
那又怎么样？我们没有发出这个指令。
是什么新的程序？我不知道，格哈得说，我们没有发出任何改变指令。
罗斯和安德斯望着控制台。
新程序读作接着，什么也没有了。
屏幕上不再出现字母。
安德斯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格哈得说，也许另一台分时终端正在取消我们的程序，但这不可能。
我们事先锁定了过去十二小时的终端。
我们的终端应该是唯一一台能够始发程序变换的终端。
控制台闪现出新的字母。
新程序读作机械失灵程序编制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终结终结什么？格哈得说。
他开始击打控制台的键钮，接着又停了下来。
它不接受任何新的指令。
为什么不？地下室的主计算机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罗斯看看安德斯。
你最好带我去看看那台计算机。
他说。
就在他们望着的时候，其中一个控制台完全失灵，所有的灯全部熄灭，电视屏幕缩成一个逐渐消失的白点。
第二个控制台也停机了，接着是第三台。
电动打字机停止打字。
计算机停止了运转。
格哈得说。
很可能是有人把它关掉的。
安德斯说。
他和罗斯一起朝电梯走去。
这是一个潮湿的夜晚，冷飕飕的，他俩匆匆穿过停车场朝主楼走去。
安德斯借着停车场的灯光，把枪侧来侧去进行检查。
我想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她说，用那玩意儿威胁他没什么好处，他不会对它作出理智的反应。
安德斯笑笑。
因为他是一台机器？他就是不会有反应。
假如他发作起来的话，他不会看见枪，不会认识它，不会对它做出适当的反应。
他俩从灯火通明的主人口处走进医院主楼，又走回到中央电梯。
安德斯说：原子能电力盒装在什么位置？在他右肩的表皮下。
确切的位置在哪里？这里。
她说着指指自己的肩膀，划出一个长方形。
就这么大？是的，差不多和一盒香烟一样大小。
好吧，安德斯说。
他们乘电梯去地下室。
电梯里有两个警察，他们都显得紧张不安，手搭在枪上。
电梯往下开时，安德斯朝自己的枪点点头。
你用过这种枪吗？没有。
从来没有？没有。
之后他没有再说话。
电梯门开了，他们感到一阵地下室的寒气扑面而来，于是朝前面的过道望去――光秃秃的混凝上墙壁，没有涂漆，头顶上的管道沿天花板走过，电灯光非常刺眼。
他们走出电梯，身后的电梯门关上了。
他们站立了片刻，听听动静。
除了远处发电机的嗡嗡声，他们什么也没听见。
安德斯悄声说：平时夜里地下室有人吗？她点点头：维修人员。
还有病理学家，如果他们还在工作的话。
病理学实验室在这下面吗？是的。
计算机在哪里？这边走。
她领他沿过道走过去，迎面是洗衣间，已关门歇夜，但堆满一捆捆待洗衣物的大推车停在外面的过道里。
安德斯谨慎地查看了这一捆捆衣物，接着继续朝中央厨房走过去。
厨房门也关了，但灯都亮着，把地上铺着瓷砖里边放有几长排不锈钢蒸汽桌的厨房照得一片通亮。
这是条近路，她说。
他们穿过厨房，脚步声在瓷砖上发出回响。
安德斯迈着松散的步子。
枪端在胸前，枪管朝着外侧。
他们穿过厨房，回到另一条过道。
这条过道和他们刚刚走过的一条过道几乎是一模一样。
安德斯疑惑地看了她一眼。
她知道他迷失了方向。
她想起自己曾花了好几个月才熟悉了地下室的路。
朝右转，她说。
他们经过墙上的一块标牌：雇员须向主管报告一切事故。
上面画了一个人，手指上有一个小口子。
再朝前又是一块标牌：要贷款吗？去找你的信用合作社。
他们朝右拐入另一条过道，走近放有售货机的位置――热咖啡、点心、三明治、糖果，应有尽有。
她想起她在医院当住院医生时每一个深夜都要到售货机旁来买点心吃。
一切已成往事，那时做医生似乎是一件充满希望的好事，她在有生之年会看到一次次伟大的进步，那将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她又将是这中间的一部分。
安德斯朝售货区张望，接着又收回目光。
他轻声说：看看这个。
她一眼望去，大吃一惊。
所有的机器都被砸烂了。
糖果和包在塑料纸里的三明治撒了一地。
一股股咖啡像动脉的喷射一样从咖啡机里泻到地板上。
安德斯绕过一滩滩咖啡和汽水，摸摸机器金属上留下的凹痕和裂缝。
看上去像是用的斧子，他说，他会从哪里弄到斧子？消防站有斧子。
我在这里没看到斧子。
他说着朝房间四周看看，接着又扫了她一眼。
她没有搭话。
他们离开售货区，继续沿过道走厂去，他们来到了一个地下道的拐弯处。
现在走哪条路？向左，她说完又补充道，快要到了。
过道在他们前面又拐了个弯。
罗斯知道医院的档案室就在拐角处，再往前就是计算机。
设计者把计算机安置在档案室附近，因为他们希望最终把所有医院的档案全部计算机化。
突然，安德斯站住不动了。
她也随之停下来听着。
他们听到了脚步声，还有哼哼声――有人在哼曲子。
安德斯把手指放到嘴唇上，做手势示意罗斯呆在原地。
他朝前向过道的拐角处移动。
哼声越来越响，他在拐角处停下脚步，谨慎地朝四周看看。
罗斯屏住呼吸。
嘿！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道。
安德斯的手臂像蛇一样猛地挥过拐角，只见一个男人趴倒在地上，正顺着过道朝罗斯滑过来。
嘿！一桶水泼翻在地上。
罗斯发现原来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维修工。
她朝他走过去。
究竟――嘘！她说着把一只手指放到嘴边。
她把他扶起来。
安德斯回过来。
不要离开地下室，他对那人说，到厨房去等着。
别想离开。
他的声音里流露出了怒气。
罗斯知道他在说什么，任何企图离开地下室的人现在都可能遭到守卫警察的枪击。
那人点点头，心里害怕可又不知所措。
没事。
罗斯对他说。
我什么也没干。
这下面有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找到他，罗斯说，等到事情结束后再走。
呆在厨房里。
安德斯说。
那人点点头，掸了掸衣服上的灰尘走了，又摇着头转身看了一眼。
她和安德斯继续沿过道而去。
他们拐过一个转角，来到档案区。
墙上凸出的一块大标牌上写着：病人档案。
安德斯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她。
她点点头，他们走了进去。
档案室里非常宽畅，里边放满了和天花板一样高的病人档案存放架，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
安德斯惊讶地停下脚步。
这么多档案。
她说。
医院接收过的每一个病人这里都有吗？不，她说，只有过去五年里的每一个病人。
其他的病人档案都存放在仓库里。
天哪！他们沿着一排排平行的架子轻轻地走过去，安德斯握着枪走在前头。
他时不时地要停下来透过架子间的空隙朝另一条过道看看。
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人。
这里有人值班吗？应该有。
她扫了一眼那一排排病历表，这档案室总让她感慨万端。
当实习医生的时候，她想象的行医涉及许许多多的病人。
她治疗过几百个病人，看过几千个病人，时间长短不定，有一个钟头的，也有几个星期的。
然而，医院的档案积成几百万――而那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的一家医院。
千百万的病人。
我们也有像这样的东西，安德斯说，你们常常遗失档案吗？一直如此。
他叹了口气。
我们也是。
这时，一个不满十五六岁的女孩从拐角处走出来，她手里抱着一叠档案。
安德斯立即举起手枪。
女孩见此情景，丢掉档案便尖叫起来。
别叫！安德斯咬紧牙说。
尖叫声突然变成了咯咯声，女孩瞪大了眼睛。
我是警察，安德斯说。
他敏捷地掏出皮夹，亮出警徽。
你在这里见到过什么人吗？任何人……这个人。
他向她出示了照片。
她看看照片，然后摇了摇头。
你肯定吗？是的……我是说，没……我是说……罗斯说：我想我们应该接着去计算机室。
女孩给吓了一跳，她总感到有几分尴尬。
医院雇用中学生及大学生临时做些档案方面的事务工作，他们的报酬并不高。
罗斯还记得自己在差不多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受到过惊吓。
当时她正同一个男孩在林中散步，他们看到了一条蛇，男孩子告诉她那是一条响尾蛇，她给吓坏了。
后来过了好久她才弄明白原来他是逗她玩的，那是一条无毒蛇。
她曾抱怨――好吧，安德斯说，计算机室，朝哪边走？罗斯带头走了出去，安德斯转身看了看女孩。
她正在把丢掉的病历表拣起来。
听着，他说，假如你真看见这人，别跟他说话。
什么也别做，只要拼命叫喊。
懂了吗？她点点头。
这时，罗斯意识到这次的响尾蛇是真的，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再次走进过道，继续沿过道朝计算机区走过去。
计算机区是地下室里唯一经过装修的部位，光秃秃的混凝土地一下子变成了蓝色的地毯，过道的一堵墙被推倒，拓出去装了大玻璃窗，从过道可以一眼看到放置主计算机的房间。
罗斯想起了安装计算机的情形，当时她曾认为这些窗户是不必要的开支，她对麦克弗森提出过这个问题。
最好让人们看清楚要来的是什么东西。
麦克弗森这样答道。
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计算机只是一台机器，比大多数机器要大且更昂贵，但它仍然只是一台机器。
我们要人们习惯它，我们不要他们感到害怕或去崇拜它，我们要他们把它当作环境的一部分。
但是，每次经过计算机区，她总有相反的感觉：特殊的待遇、过道里的地毯，还有那些奢华的环境布置，它们使计算机变成了特殊的、不同寻常的、独一无二的东西。
她感到有意义的是，医院里唯一的另外一个铺地毯的地方是一楼非教派小教堂的外面。
她在这里有同样的感觉：对计算机的顶礼膜拜。
计算机会在乎地上是否铺地毯吗？总之，医院的职员对玻璃窗里的场面表现出了他们自己的反应。
一张手写的告示贴在玻璃上：不要输入指令或骚扰此计算机。
她和安德斯在窗沿下蹲下身。
安德斯小心翼翼地向里窥望。
你看见什么了？她说。
我想我看见他了。
她也看了一眼。
她感到她的心突然猛跳起来。
她浑身紧张，期盼着什么东西的出现。
房间里有六台磁带机，一架宽宽的Ｌ形中央处理器控制台，一台打印机，一台卡孔阅读器和两台磁盘驱动机。
设备看上去铮铮亮、棱角分明、闪闪发光，在柔和的荧光灯下静静地躺着。
她没看见有人――只有与外界隔绝的孤零零的设备。
这使她想起了石柱群，那些竖着的石头柱子。
接着她看见了他：有一个人在两台磁带机之间走动。
护理员的白色上衣，黑色的头发。
是他。
她说。
门在哪里？安德斯问。
他无缘无故又在检查他的手枪了。
他咔嚓一声很响地关上左轮手枪的枪膛。
在那边。
她沿着过道指指十英尺开外的一扇门。
有别的入口或出口吗？没有。
她的心还在怦怦乱跳。
她把目光从安德斯身上移到手枪，又从手枪移到安德斯身上。
好吧，你在这里蹲着。
安德斯说着把她往下按到地上，然后朝门口爬去。
他停顿了片刻，跪着直起身，回头朝她望了一眼。
她吃惊地发现他害怕了。
他紧绷着脸，身体紧张地拱着，向前伸直手臂，僵硬地握着手枪。
我们都害怕，她心里想。
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安德斯猛地撞开门，一下子扑到房间里。
她听见他大喊道：本森！紧接着是一声枪响，随后又是第二声枪响，第三声枪响。
她听不出是谁在开枪，只见躺在地板上的安德斯把两只脚伸出门外。
一股灰色的烟从开着的门里翻滚出来，在过道里懒洋洋地往上升腾。
又是两声枪响和一声痛苦的惨叫。
她闭上眼睛，把脸贴到地毯上。
安德斯喊道：本森！住手，本森！喊有什么用，她想。
难道安德斯不明白？又是几声连发。
突然问，她头上的玻璃窗哗啦一声，大片大片的玻璃掉到她的肩上和头发上。
她抖了抖身体。
这时她大吃一惊，本森摔倒在过道里，就在她身旁。
他是从玻璃窗里穿出来的，正巧掉在她附近。
他的身体离她只有几英尺远，只见他的一条腿血淋淋的，红红的血渗透进了白色的裤腿。
哈里――她的声音哑得使她感到意外，她害怕了。
她知道她不该害怕这个男人――这是对他的一种危害，是对她职业的背叛，是某种重要信心的丧失――可她仍然害怕。
本森看了看她，茫然的眼睛好像什么也没有看见。
他拔腿沿地下室的过道跑去。
哈里，等等――不要管他。
安德斯说着冲出计算机房，紧握手枪，朝本森飞奔过去。
警察的姿势很滑稽，她真想放声大笑。
她听见本森奔跑的脚步声在地下室过道里回响。
这时，安德斯拐过转角，紧追而去。
两人的脚步声混合在一起，乱作一片。
这下她成了一个人。
她站起身，头昏眼花，感到一阵阵恶心。
她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本森像一只掉入陷井的动物，会朝一个紧急出口跑去。
他一到外面――外面开枪很安全――守候的警察便会开枪把他打倒。
所有的出口都有人把守，他不可能逃跑。
她不想去紧急出口处目睹这一幕。
相反，她走进计算机房，朝四周看看。
主计算机被毁了，两个磁带库被打翻了，主控板上尽是细圆的窟窿，火星劈劈啪啪朝地上飞溅。
她应该去控制它，她想。
这会引起大火的。
她朝四周张望，想找台灭火器，只见本森的斧头扔在角落里的地毯上，接着她看见了枪。
出于好奇，她拾起枪。
枪很重，比她预料的还要重很多，握上去又大又油又冷。
她知道安德斯带着他的枪，所以这肯定是本森的枪。
她奇怪地注视着枪，好像它会对她讲述本森的什么事情似的。
地下室的某处响起四声连发的枪响，枪声在迷宫似的医院地下通道里回响。
她走到破碎的窗户旁，朝地下室过道望去。
她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
事情肯定已经结束，她想。
火星在她身后劈啪作响，她转过身来。
她还听到了一种单调重复的啪啪声，只见一盘磁带转了出来，磁带边拍打在硬件心轴上。
她走到磁带盘前，把它取了下来。
她抬头朝一个显示台扫了一眼，上面正显出厄米纳，一遍一遍地重复出现。
厄米纳，厄米纳。
接着又是两声枪响，这次的枪声不像前几次的那样遥远。
她认识到本森反正仍然活着，仍然在逃窜。
她站在毁坏的计算机房的一个角落里，等待着。
又是一声枪响，这次就在附近。
她听见脚步声越来越近，于是弯腰躲到一个磁带库后。
她意识到了这中间的讽刺意义：刚才本森躲在计算机后面，现在她在躲，在金属柱子后壮胆，好像它们有办法保护她似的。
她听见有人在喘气，脚步声停住了，计算机房的门打开了，接着砰的一声关了起来。
她仍然躲在磁带库后面，看不见发生的一切。
又是一串脚步声经过计算机房，沿过道渐渐远去，最后变成了阵阵回音。
周围悄然无声，这时她听见了沉重的呼吸声和一声咳嗽。
她站在那里，纹丝不动。
哈里・本森身穿撕破了的白色护理服，左腿上流着鲜红的血。
他躺在地毯上，身体半靠着墙壁。
他在出汗，呼吸急促。
他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没有意识到房间里还有别人。
她仍然握着枪，感到一阵兴奋。
不管怎么说，事情即将了结。
她要让他活着回去。
警察没能干掉他，现在只留下她来管了，这是难以置信的好运气，她感到无比高兴。
哈里。
他缓缓地拾头张望，又眨眨眼睛。
他好像没有一下子认出她，接着他笑了：你好，罗斯医生。
这是甜甜的微笑。
她脑子里掠过麦克弗森的形象，他满头白发，正俯身祝贺她挽救了工程并且让本森活着回来了。
接着，她又莫名其妙地记起她自己的父亲是如何病倒的，又是如何突然间离开她的医学院毕业庆典的。
为什么现在会想到这个？一切都会好的，哈里，她说。
她的声音充满信心，这很让她感到高兴。
她想让他放心，所以她没有移动脚步，没有靠近他，只是站在房间对面的计算机数据库后面。
他仍然喘着粗气，一时间无话可说。
他朝房间四周看看被砸坏的计算机设备。
我真的做了，他说，是吗？你会好的，哈里，她说。
她在脑子里拟就了日程安排。
晚上他的腿可接受紧急手术，明天早上他们可以切断他的计算机电源，重新编制电极程序，一切都将得到纠正。
一场灾难将得以避免，这真是吉星高照。
埃利斯会留住他的房子，麦克弗森会一如既往把神经精神病研究室推向新的目标。
他们会感激不尽，他们会认可她的成绩，欣赏她所――罗斯医生……他开始爬起来，身体痛苦地畏缩着。
不要动。
呆在你现在的位置，哈里。
我一定得动。
呆在你现在的位置，哈里。
本森的目光闪动了一下，微笑不见了：别叫我哈里。
我的名字是本森先生，叫我本森先生。
他的声音里分明充满了火气，这使她感到吃惊和不安。
她想要帮助他。
难道他不知道她是唯一还想帮助他的人？他要是死了，其他人只会拍手称快。
他继续挣扎着要站起来。
不要动，哈里。
这时她向他亮出了手枪。
这是气愤的敌视行为，是他把她逼火的。
她知道她不该对他发火，可她别无选择。
他像孩子一样认出了那枝枪，咧嘴笑了：那是我的枪。
现在握在我手里。
她说。
他仍然咧着嘴，表情丝毫不变，这一半是疼痛所致。
他站立起来，重重地斜靠到墙上。
他搁腿的地毯上有一块暗红色的斑迹。
他低头看到了血斑。
我受伤了，他说。
不要动。
你会没事的。
他打中了我的腿……他抬起望着血斑的双眼注视着她，依旧面带笑容：你不会开枪的，是吗？我会的，她说，如果我别无选择的话。
你是我的医生。
呆在你现在的位置，哈里。
我想你不会开枪的。
本森说着朝她跨了一步。
别再靠近，哈里。
他微微一笑，又摇晃着跨了一步，但他并没有摔倒。
我想你不会的。
他的话吓了她一跳。
她担心她会朝他开枪，又担心她不愿开枪。
这是最奇怪的处境，独自面对这个男人，周围是被砸的计算机残骸。
安德斯！她大声叫喊，安德斯！她的呼叫声在地下室里回响。
本森又跨了一步，眼睛始终盯着她的脸。
他身体一晃，重重地靠到了磁盘驱动台上。
白色上装的腋窝处撕破了，他心不在焉地望着撕破的口子。
它撕破了……呆着别动，哈里。
呆着别动。
这简直像是在对动物讲话，她想。
不要喂或骚扰动物。
她感到自己像是马戏团的驯狮员。
他站在那里愣了片刻，身体靠着驱动台，嘴里直喘粗气。
我要那枪，他说，我需要它，给我吧。
哈里――他咕哝一声，把身体推离驱动台，继续朝她走去。
安德斯！没用的，本森说，没有时间了，罗斯医生。
他的眼睛盯着她，只见他的瞳孔放大了一下，他又受到了一次刺激。
真漂亮。
他说完笑了。
刺激似乎控制了他。
他的注意力转向内部，他正在享受刺激的感觉。
他再次开口说话时，声音变得平静和遥远。
你知道，他说，他们在追我。
他们开动他们的小计算机来和我作对。
其程序是追捕，追和杀，这是原始的人类程序，追和杀。
你懂吗？他离她只有几步远了。
她紧紧握着枪，就像曾见到安德斯握枪时的姿势一样。
可她的手抖个不停。
请不要再靠近，哈里，她说，求你了。
他微微一笑。
他又跨出一步。
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终于她发现自己扣动板机。
枪响了，枪声震耳欲聋，枪在她手里跳了一下，把她的手臂猛地抬了起来，差点没将她掀倒在地，后座力却把她推到了计算机房远处的一堵墙上。
本森站在烟里眨眨眼睛，接着他又笑了：这玩意儿不像看起来那样容易。
她握住手里的枪。
现在的枪摸上去是热的，她又举起枪，但这下抖得更厉害了，她用另一只手稳住发抖的枪。
本森向前走去。
别再靠近，哈里。
我是当真的。
许多形象陡然间涌现在她面前。
她看到了她第一次遇见的本森，一个病情严重的温顺男人。
她看到了他在所有长达一小时的面谈、测试和药物试疗中出现的一幅幅景象。
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和胆小的人。
发生的一切都不是他的过错，而是她自己的过错，是埃利斯的过错，是麦克弗森的过错，是莫里斯的过错。
这时，她想起了莫里斯。
他的脸被打得血肉模糊，成了屠夫手下的肉。
罗斯医生，本森说，你是我的医生。
你不会干任何伤害我的事情。
他现在离她很近。
他伸出双手想去拿枪。
她的整个身体在颤抖，她望着他的手越伸越近，离枪管只有几英寸了，手还在前伸，前伸……她在近距离内开了枪。
本森灵活地跳了一下，在空中打了个转，躲开子弹。
罗斯感到欣慰，她成功地让他退了回去而又没有伤着他。
安德斯随时会来帮忙把他制服，然后他们再送他去动手术。
本森的身体砰地一声重重地撞在打印机上，把它撞翻了，打印机发出机械单调的嗒嗒声，打印出了一段信息。
本森滚了个仰面朝天，一股股浓浓的鲜血从他的胸口喷射出来，白色的上装被染成了暗红色。
哈里？她说。
他没有动。
哈里？哈里？她记不清这之后发生了什么。
安德斯回来了，他拿下她手里的枪，把她扶到房间的一边。
这时，三个穿灰色套装的男人到了，他们抬来一副担架，上面摆着一只长长的塑料密封箱。
他们打开箱子，里边衬着一层奇怪的黄色蜂窝状隔离材料。
他们抬起本森的尸体――她注意到他们非常小心，想不让血弄到他们的专用套装上――把它放入密封箱。
他们关上箱子，锁上专用锁。
其中两个人抬着箱子走了，第三个拿着一台吱吱作响的盖革计数器在房间里转悠。
不知什么道理，这声音使她想起了一只愤怒的猴子。
这个男人走到罗斯跟前，她看不见他戴着灰色头盔的脸，因为头盔的玻璃模糊不清。
你最好离开这个地方，那个男人说。
安德斯伸手搂住她的肩膀。
她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