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下文学 Www.bxwx.net ]自西汉末年王匡、王凤兄弟发动绿林军起义以来，绿林和绿林好汉就成了与官府对抗、打家劫舍等武装组织和武装人员的代名词。
在历史上，凡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和迫害下走上武装反抗道路的农民起义武装人员，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武装人员都可称之为绿林好汉；而那些专以打家劫舍为业谋生的武装人员虽然身在绿林，要将其称之为绿林好汉就多少有些勉强了，称之为土匪则更为符合他们本身的职业特性。
所以自古以来绿林队伍中的成分相当复杂。
身在绿林的武装人员往往以绿林好汉而自诩；而官府和老百姓对这类武装人员则往往是以土匪来相称的。
自清室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以来，历代啸聚在黑龙港芦苇荡的绿林武装人士数不胜数，其中不乏反满抗清的义士；也不乏效仿梁山好汉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英雄豪杰；更多的则是被生活所迫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贫苦农民和其他社会底层的各类人员。
不管是社会政治多么清明，还是社会政治多么腐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若是不被逼得实在没有活路的地步，又有谁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而甘愿冒着流血杀头的危险跑到这满目荒凉的芦苇荡里来天天与鱼虾相伴呢！传说在清同治年间，在黑龙港的绿林中出了一个名叫左青牛的侠盗，专和给满人做鹰犬的汉官做对，他凭借自己的绝世武功，多次戏耍位高权重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有一次，他竟在深夜闯过严密的护卫，直入李鸿章的寝室，将其小老婆的绣花鞋给盗了出来，并拿着盗来的绣花鞋在绿林到处宣扬，搞得李鸿章大为恼火，派下多路武林高手到黑龙港缉拿他。
由于他武艺高强，轻功卓绝，又狡诈无匹，机变百出，李鸿章派来的侍卫多次围住了他，又眼睁睁看着他逃脱了。
最后，李鸿章没有办法，只好请出沧州的武林名宿出面调停，让左青牛按着江湖规矩道了个歉草草了事。
他的许多佚闻趣事，至今仍为当地老百姓所津津乐道。
新海县地面的绿林武装之所以历久不衰且高手云集，原因是多方面的。
黑龙港如同于当年的梁山泊一般，易于绿林人士藏身栖居，这只是其中的一的原因；另外，这和当地民间尚武的历史传统有着莫大的关联。
隶属于沧州的新海县，自古以来就是个武术之乡，民间习武成风，就像新疆的维吾尔族人自打会走路时就会跳舞一样，这里的武术运动相当普及，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三尺孩童，大都会练个三招两式。
每年一等秋收结束以后，特别在冬春季节，打麦场就成了各村上的练武场。
这又如同我国如今的国球选手称雄世界乒坛一样，有普及才会有提高，所以在这里代代不乏武林高手。
做绿林好汉需要有做绿林好汉的本钱，能够在绿林中扬名立万、站得住脚跟的人，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在黑龙港周围方圆几百里之内，虽然土地广阔，村庄稀少，可是耕田多为瘠薄的盐碱地，良田较少，沿海一带更是盐碱不毛之地，古来人称苦海沿边，生存条件极差。
在清末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战乱频仍，官府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许多人生计无着，走投无路，便走进芦苇荡干起了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勾当。
由于新海县地处南北交通的要冲，是天津的南大门，是南来北往的客商往来京、津的必经之路，在客观条件上为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绿林好汉和土匪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财之道，使得这一带的绿林武装队伍不断壮大，就连天津、山东的盗匪也来此地加盟，致使匪患日甚。
到芦沟桥事变前，在黑龙港一带活动的绿林武装，包括土匪、海盗达到了数十股。
比较出名的有秦氏三虎、黑老五、郭四愣子、张铁匠、没耳朵刘子奇、邹同义、吕景文等各路武装十多股，总计有上千人，其中仅邹同义和吕景文两股武装就有五百多人。
在黑龙港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各路绿林武装虽然同在一片芦苇荡里蜗居，且时有往来，却各不统属，一个门口一个天。
但是他们却共同雷打不动地遵守着由祖师爷传承下来的一套老规矩，自古以来有三不劫之说，即：和尚道士不劫；信使邮差不劫；说书唱戏者不劫！这些打家劫舍拦路抢劫的强人，他们虽然干得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却时时想着百年之后去到阴曹地府过活的时候仍然可以逍遥法外。
由于绿林好汉和土匪也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不是像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也都是有家有口的人，而且家人多在附近老家居住，劫了信使邮差有可能就劫了给自己的家人或亲属送信的人，所以他们历来对信使邮差都是网开一面。
至于不劫说书唱戏的人，一来是这些人本来就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无财可劫，而且弄不好就会让这些说书唱戏的人借走街串乡之际给他们传了骂名！同是天涯沦落人，活着都不容易，所以就得饶人处且饶人了！另外，出于对自身环境安全的考虑，不管是替天行道的绿林好汉还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一概遵循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古训，不但不对周围邻近的村庄进行骚扰，反而呵护有加。
因此上，和周围稍远的村镇相比，黑龙港附近老百姓的生活则相对安定了许多。
而对于救死扶伤的医生大夫，他们也是轻易不去冒犯的，干着刀头上舔血的勾当，流血受伤的事是家常便饭，得罪了医生大夫就等于丢了半条命，得不偿失的买卖他们是不会去干的。
在黑龙港打家劫舍的绿林武装还有一条铁打的规矩，就是不允许掳掠奸淫妇女，因为这是人世间最伤天害理和最易于激起民愤的事情，比杀人放火更遭人恨；且大家都是一块土上的人，在农村十里八乡是十门九亲，若是任意胡为很可能就伤害到港内弟兄的远亲旧谊，这是港内的绿林人士最为忌讳的。
康氏一族虽然自祖上就是富豪之家，但由于沾了世代行医的光，数十年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绿林武装和土匪武装的骚扰，反而自觉不自觉地与黑龙港的强人交上了关系，成为黑龙港绿林好汉和土匪武装敬仰的朋友。
在黑龙港绿林中声名显赫的邹同义和吕景文两位绿林盗魁都曾因械斗受伤在康天禄的手下妙手回春；江湖中讲究的是恩怨分明、义字当先，因此这两人都视康天禄为自己的救命恩人，对康天禄礼敬有加。
康洪恩这次去到黑龙港，就是以引荐人的身份陪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军事委员长景元甫和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向靖远去会见邹同义和吕景文，动员他们拉出队伍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手抗日的。
由于老康家与邹、吕二人有些薄面，康洪恩在征得父亲康天禄同意后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引荐人；而实际上他也是参加这次合作谈判的抗日救国会的代表之一，只不过为了接洽工作的方便没有事先同邹、吕二人把这层窗户纸捅破而已。
芦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迅速撤出城市，转入农村工作，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农村去放手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政权。
中共津南工委根据当时的形势，决定在津南各县农村立即组织抗日武装，便委派老家在新海县的康洪恩回乡来开展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
康洪恩于七月初回到家乡以后，立即联络附近各村的爱国知识青年开展起了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并开始酝酿筹备成立新海县抗日救国会。
当时的国民党新海县政府官员都已经携眷南逃，县区乡村地方各级政权机构都已经瘫痪，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还没有在当地建立，全县的老百姓犹如一片散沙，形势非常混乱，在既无组织又无武装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开展。
到七月中旬，他听说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在邻近的盐山县成立，而且还组建成立了抗日救国军，觉得当地的抗日活动应该在抗日救国总会的领导下统一进行，便和同村的爱国青年许耀亭前去总会驻地山东乐陵进行联系，时任抗日救国总会军事委员长的景元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引荐他们会见了抗日救国军总指挥向靖远。
经过与总会领导协商，决定在新海县组建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总会第十一分会。
在总会讨论抗日组织工作如何开展的时候，大家对新海县的抗日形势进行了全面认真的分析。
在当时，日寇还没有占领新海县，为尽快打开新海县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在会上确定了三项任务：一是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向当地的豪门富户征集枪支，组织成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二是争取邹同义、吕景文等绿林武装和各村的民团参加抗日队伍，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是遏制和打击投降卖国的反动势力。
在救国总会领导的安排下，景元甫、向靖远和康洪恩接受了争取邹同义和吕景文加入抗日武装的任务。
景元甫是盐山当地人，今年虽然只有三十一岁，却是一位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而且是一位屡经战阵的行伍军人。
他早年投身军伍，在西北军当兵，从事过兵运工作，后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六军肖之楚处任参谋。
芦沟桥事变的第三天，他和一群矢志报国的热血青年到盐山旧县集上发表抗日演讲，散发抗日传单，积极参与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抗日救国军的创建，因为其有多年的从军经历和作战经验，被推选为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