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下载的该电子书来自:TXT书库欢迎访问: www.txtsk.com.cn英文版序言列斯特·坦尼，在他20岁刚出头的时候，用无以伦比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走过了人生当中最为坎坷的、一般人难以想象的道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这个聪明的芝加哥青年，敏感地意识到大战即将来临。
为了兑现对美国的神圣的义务，他决定作为一名志愿兵参战，而不是等待征调。
因此他放弃了已经小有起色的事业，义无反顾地参加了伊利诺斯州的梅伍德地区的国民警卫队，1940年10月，被分配到第192坦克营B连。
他为这支部队旋即走上战场，而感到兴奋。
他准备在服役期满后，进入大学读书，或者继续干老本行。
美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转向战争轨道。
1940年11月，坦尼的部队被编入美国联邦军队作战序列，一年之后被运送到菲律宾。
日军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
当时坦尼的部队驻扎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
次日早晨5：30分，坦尼在睡梦中被突然叫醒，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抬头看，它们又来了。
克拉克机场遭受突袭，菲律宾美军进入战争状态。
坦尼所在的B连，参加了吕宋岛西岸林加延湾战斗，阻击日军大部队推进。
这场规模不大的阻击战，是二战美军的首次坦克战。
他们坚守阵线，阻滞日军向巴丹半岛推进，奋战到爱德华·P·金将军下令向日军投降的那一刻。
坦尼被俘后，经历了惨绝人寰的巴丹死亡行军，辗转于菲律宾的多个战俘营，随后又被送到日本大牟田煤矿做战俘奴工。
在三年零八个月的残酷监禁解除之后，只有八分之一的美军战俘活着回到故乡。
坦尼目睹了美国用原子弹轰炸长崎腾起的蘑菇云，他很幸运，因为他所在的战俘营离长崎只有30英里。
原子弹救了坦尼的性命，正是原子弹对日本成的巨大打击，让他再被日军折磨致死之前，获得了自由。
我一直在想坦尼是怎样挺过这个三年零八个月的。
越战时期，我曾经两次前往越南北部作战，很不幸地两次被俘，九死一生的经历，现在仍然萦绕在我心头。
不过我想我的经历和坦尼在日军战俘营当中的经历没有可比性，因为他的自尊长久地遭受着无情的践踏，而且消息闭塞的他也不知道苦难会在哪一刻终结。
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够细细地品味，人性在逆境中的伟大。
坦尼无疑是勇敢的，他诚实地记录了苦难，没有自欺欺人，也没有故意夸张。
他在炼狱中恪守着原则，在求生的同时贯穿着良知。
我们可以看到他如何在生不如死的环境当中凭借自己的胆略和智慧，艰难地挣扎求生。
杀戮和虐待，让他参透生死，从而豁达睿智。
他敏锐地观察，发掘那些可以信任的朋友，发现战俘当中的左中右，认识到谁可以开玩笑，谁不能开玩笑。
列斯特和我都曾经被亚洲国家的军队俘虏过，我们都没有获得国际法规定的战俘应该享有的待遇。
令人愤慨的是，沦为北越战俘的美国军人，成为了美国政府与越共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为了宣传工具。
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得美军战俘经过了长期的监禁才获得了解放，很多战俘长眠在异国他乡。
而丧心病狂的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投鼠忌器的打算，美国战俘成为他们的消遣对象，可以随时随地殴打虐杀。
日军从不谴责，肆无忌惮地杀戮虚弱的或者倒地的美军战俘的行为，他们甚至赞扬这种暴行。
狂躁凶残的日本看守，让战俘营中杀机四伏，形形色色的杀戮行为层出不穷。
令人敬佩的是，坦尼在书中并没有流露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复仇情绪。
他在书中多次展现了对加害者的同情。
（他曾对我说过，他会将那些伤害、拷打他的日本看守的名字带进坟墓。
）不难想象，日军的加害行为暴行带给他永恒的伤害，在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面对着战俘营中的苦难。
坚韧和豁达，让他不以苦乐为意。
日本兵折磨他的时候，他咬牙挺住，从未求饶。
久而久之，他习惯了殴打，知道该怎样应付狂暴的日本兵，——为了活命，他尽量在挨打的时候不倒下，尽量护住自己的要害。
逆境让坦尼睿智。
为了求生，在巴丹工作队期间，坦尼向一些容易接近的看守学习日语。
他自嘲的贫民日语（看守坦尼的日本兵大都来自社会下层），不止一次地救了他和同伴的性命。
在他被送到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之后，他和同伴被迫深入地下，采掘已经废弃的矿井的安保煤柱上的煤炭，每天要在地表以下半英里的巷道中工作12小时以上。
他冒着生命危险，利用日语能力和交际手腕，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交易网络，与日本看守和矿工做生意。
地下市场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香烟，价值最高的交换物是米饭，战俘们的牙膏和鞋子很受日本人的欢迎。
亚当·斯密说得没错，经济活动让生活变好。
坦尼竟然又开辟了期货业务，制订了破产规则，向破产的战俘提供保护，让他活下去。
坦尼细腻的笔调，可让读者泪中有笑，笑中有泪。
坦尼活着走出了战俘营，胳膊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经常要接受各种手术。
当他回到芝加哥，作为生命支柱的妻子已经嫁作他人妇。
意志坚强、奋斗不止的坦尼还是走出了战争和感情的阴影，最终获得博士，并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担任金融学教授。
退休后，他四处奔走，呼吁向日本财阀讨回公道，成为了出色的社会活动家。
在阅读这部书稿的时候，我经常和坦尼产生精神的共鸣，他关于战俘营的描述，不止一次地将我的思绪拉回了北越战俘营。
坦尼说：接近4年的战俘生涯让我的思想臻于成熟，让我形成了今后50年一直奉行的处事哲学。
我有同感。
这是一部凝聚着血泪，彰显着生命力量的佳作，希望读者能从中获得教益。
我很荣幸分享坦尼教授的传奇经历，并为之作序。
美国退役海军中将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 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中文版自序我很荣幸，在范国平先生的精心译校与胡孝文先生的热忱帮助之下，我的回忆录能够在中国大陆出版。
我只是想告诉中国人民，在日寇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的同时，日军也以同样的冷血和凶残对待美军战俘。
巴丹死亡行军是与南京大屠杀并列的、日军在远东地区制造的三大暴行之一。
日军对放下武器的美军战俘的疯狂杀戮丝毫不亚于南京大屠杀。
能活着经历巴丹死亡行军，乘坐地狱航船到日本，为日本财阀充当奴隶劳工，并最终获得自由的盟军战俘寥寥无几。
我所在的第192坦克营，活着回到美国的兄弟们只有八分之一。
日本军队制造了很多有悖于人类战争法则的暴行，不管男女，不加区分军人和平民，他们随意地进行野蛮的拷打甚至残酷的杀戮。
很多暴行的残忍程度，超出了人类文明社会的想象。
菲律宾保卫战期间，我和B连的兄弟们顽强地阻击向巴丹推进的日军。
日本工业巨头把我们当作无偿奴工。
为了正义和尊严，我们向奴役我们的日本工业巨头提起了诉讼，开始了另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已经进行了63年，但是还没有结果。
我们这些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战俘，遭受了种种非人的虐待之后，得以幸存的老兵，这些年来一直在寻求和等待一个正义的判决，让我们重新获得人格尊严，抚慰我们伤痕累累的身体，让我们能够抬起头面对那些混账的嘲笑和奚落。
我们这些被日军强征为奴工的战俘，所进行的法律斗争是正义的。
我们要那些曾经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禽兽低头：他们只给我们少量低劣的食物，我们忍饥挨饿；他们剥夺了我们的医疗，我们缺医少药；他们驱赶我们进入危险的矿井，没有任何安全设施，毫不在意我们的生死。
如果我们没有对凶神恶煞的看守逆来顺受，如果我们不承受着良心的谴责，对很多暴行熟视无睹，却不上前制止，那么我们就活不到今天。
我们并不想屈服于日军的虐杀，尽管这个国家曾经叫美国是好邻居。
日本人在战俘营中的表现完全与友谊背道而驰。
一个真正的朋友不会强迫我们做昧着良心的事情。
我问我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的朋友，面对勒索的时候，你愿意支付巨额的资金吗？他们的答案是不。
如果答案是不，那么他们准备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你准备牺牲你哪方面的权利呢？我们对日本的索赔，并不是为了钱。
我们要求涉及尊严、人格，我们要追究日本的责任。
我们这些战俘老兵，很喜欢日本这个伟大的国家，只是要求恢复这个国家曾经从我们身上剥夺的尊严。
我们要求惩戒那些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日本工业巨头，承担责任。
它们承担责任，不是什么耻辱。
日本这个国家能够为我们重建尊严。
事情已经过去63年了，日本仍然不愿意承认它对于我们犯下的暴行，并为它的侵略行为道歉。
我认为，对日本来说，说一句很对不起，我们怎样才能进行补偿？，现在还不算晚。
日本的工业巨头在二战期间奴役了成千上万的无辜的战俘和来自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平民，不管他们的死活，不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存活下去的条件。
他们从来不为他们制造的种种非人道的暴行，向盟军战俘以及被他们伤害、奴役和杀害的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平民道歉。
正义永远是正义，公道自在人心。
不管作孽者如何狡辩，不管他们如何给暴行罩上金光闪闪的外衣。
我们这些被日本俘虏、奴役的美国老兵，坚信日本必将为它的耻辱行为付出代价。
列斯特·坦尼前言（1）在任何一场战斗中，都会有少部分战士为了整体的利益而做出牺牲。
1942年3月，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在一次炉边谈话中如是说。
虽然他没有特指是哪一场战斗，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他是针对菲律宾战役才说这些话的。
那么这些少部分的战士就是死守巴丹半岛和克雷吉多岛的美军官兵。
罗斯福总统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他无法向奋战在巴丹和克雷吉多的将士们，提供装备和医药以及增援部队，也无法提供用于官兵撤退的飞机，战斗在菲律宾的美军官兵全身而退的希望已经渺茫。
直至1942年4月9日，我和兄弟们仍然在巴丹和克雷吉多的前线浴血奋战。
我们的任务是将日军牵制在菲律宾，让美国赢得更多的动员和备战时间，让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向海外调集部队。
日军最高司令官预计用55天时间拿下菲律宾；但是英勇的美菲联军官兵足足守卫了148天，接近日军预期时间的3倍。
如果不是温赖特将军下令放下武器，我们还将守卫更长的时间，剩下最后一个人也不放弃。
我们没有食物，没有药品，没有增援部队，完全丧失制空权，弹药告罄，按照国际战争法，我们已经履行了自己神圣的使命，可以光荣地投降。
乔纳森·梅修·温赖特将军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再战，血肉之躯挡不住钢铁洪流，再战下去只有全军覆没。
温赖特将军在结束战斗的那一天说道：我们的官兵的身体承受能力已经超越极限。
上级要求的迟滞任务已经达成。
我已经尽到对祖国的义务，为了麾下将士的性命，我决定停止这场无谓的战斗。
虽然我并不感到光荣。
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整军投降事件。
我们想不到，投降的结果是让我们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遭受了永久的创伤。
温赖特将军如果预料沦为日军的战俘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战俘，必定会带领我们死战到底。
被俘的数万兄弟，只有八分之一活着回到了美国。
我们这些被遣返回来的战俘，回国后一直低头做人。
我们放弃了，我们投降了；我们被看作懦夫。
我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美国，隐姓埋名，生怕别人提到我们在战争中的经历。
我们看不到任何欢迎我们回家的横幅，没有任何为我们举行的凯旋式，没有任何人为我们唱赞歌，没有任何人愿意承认我们。
祖国塑造了无数的战斗英雄；家乡的人民忙着欢迎凯旋的战士，不包括我们，因为我们是失败者。
更不幸的是，我们很多在战俘营中挣扎求生的兄弟，回到家乡，却发现家人已经去世，爱妻和女友已经另觅新欢。
我在书中收录的给我父母，还有劳拉的信件都是真实的，我把他们原原本本地照录在书稿中；它们是我战争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投降，不是值得夸耀的事情，我们一直对这些引以为耻的事情守口如瓶。
但是，在很多年过去之后，我认识到，将自己的亲身经历披露出来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因为巴丹死亡行军已经快要被国人遗忘。
我无法再对自己在日军战俘营中遭受的身体和心理上的折磨，以及这些虐待导致的长期的身体和心理的后遗症，缄口不言。
我不再认为我的投降是一件让我窘迫的事情，我决定开启尘封已久的记忆的大门，讲述我身在的那支曾经战功赫赫的部队在投降之后的故事。
我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一本鼓动对日本复仇的书。
复仇并不令人愉快，但是我所讲述的都是事实。
我只是侥幸存活的兄弟们的一个代表。
我要讲述的是一个为了理想和信念，苦苦挣扎求生的故事。
我要讲述那些曾经为了自由而战的鲜活的生命的故事，我要历史还我们一个公道。
前言（2）1945年10月，我回到了家乡。
我的兄弟比尔对我在巴丹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刨根问底地问了许多细节。
他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与我进行了多次讨论。
这对于强化我的战争记忆起到很大的作用。
另外，我还从战俘营中带回了数十张日记，这些日记都是我秘密写下来的。
这些日记对我写作这本书，帮助很大，这些只言片语的记录，让我修复了许多记忆的片段。
我还收集了很多来自于我的家人和朋友的材料，这些资料加起来也有好几百张纸。
还有一些书中的材料，来自于我多年以前写下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也有厚厚的好几百页。
我一直在等待时机，想向世人揭开我那段不堪回首的创伤历史。
在我决定开始写作的时候，唯一欠缺的是菲律宾战役的资料。
为此，我在原先的战争部档案馆（美国国防部前身，二战时期设立）和陆军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的档案。
你也许会问，我为什么决定向世人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有四个原因。
第一，我发现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出现了问题。
学界出现了美化二战史的倾向，很少提及菲律宾保卫战，甚至故意忽略菲律宾保卫战。
我记得在巴丹半岛战役期间，兄弟们传唱着这样的歌谣：我们这些战斗在巴丹的人，是后娘养的，妈妈不亲，爸爸不爱，山姆大叔也不要我们，其他人懒得瞧我们。
巴丹死亡行军和日军随后的野蛮监禁，至少夺去了七万五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
二战当中的很多重要战役，无论是陆战，还是海战，包括早期的一些战役，美国人记得很清楚。
但是战后，极其重要的，起到舍车保帅作用的巴丹战役却被历史湮没了。
美国人对于美军在欧洲和太平洋上的战史津津乐道，但是他们却对发生菲律宾群岛上的战争前夕的战斗视而不见。
第二，直到现在，这些发生在60年前的噩梦，仍然萦绕在我心头。
我走过的12天的巴丹死亡行军，以及长达3年多的战俘生涯，让我在身体和精神上伤痕累累，不堪重负。
虽然我内心的伤痕还是没能愈合，但是岁月让我变得成熟。
不管是怎样的伤害，都不应该忘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忘记的历史往往会重演。
这就是我写作此书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对某些日本人荒谬的言论，我十分愤怒。
我感到现在有些日本人还在对我进行伤害，我不得不站出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我不是为了复仇，也不是要让日本人难堪，更不是出于其他的报复心理。
美国人民并不像某些日本商人和政客在1980年代后期所说的那样，美国人民并不软弱，也不懒惰。
更有甚者，日本的前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竟然声称，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和菲律宾犯下的血腥暴行全是伪造的。
他坚持认为，日本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
他的这种说法得到了日本自民党的阁员、环境大臣樱井新的支持。
后者坚持认为，日本没有侵略亚洲国家，只是为了驱逐控制亚洲国家的西方势力。
我决不允许，日本高官美化侵略战争，赋予其正义的外衣，他们声称日军没有摧残盟军战俘和平民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
我写作此书的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解答多年以来被问及的问题，比如，巴丹死亡行军真的那么惨吗？，我看到的你写的文章是真有其事吗？，看守你们的日本兵真的没有人性吗，你说他们不被应征，只能在家里看澡堂子，下矿井挖煤，是真的吗？。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残暴的场面，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经历的每一次噩运，每一次殴打，每一次虐待，都在我的意识上打下烙印，对于身上的累累伤痕，我甚至能说出，是在什么情况下，有几个日本兵打我，怎样打我，而一一留下的。
事实上，每天这些镜头在不经意间都会在我眼前一闪而过。
我在福冈的大牟田煤矿的17号战俘营，呆了整整三年，这个战俘营的看守，是整个日本本土战俘营当中最凶残的，最没有人性的。
我给读者们描述的是我在这个杀机四伏的战俘营当中的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
我看到的那些暴行带给我的心灵震撼，会让很多人做噩梦。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风烛残年写作本书的原因：我要让整个世界知道，我们这些侥幸从日军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战俘的感受，我们怎样在战俘营中挣扎求生，我们为什么长期保持沉默，我们在战后的生活受到怎样的影响。
我要让我的子辈和孙辈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
最后，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够认识到，我们这些人为了捍卫美国的自由，而付出的沉痛代价，在菲律宾战役当中浴血奋战的英雄应该得到尊重。
我在书中提到的日本士兵，无疑没有遵守战争法则，绝大多数的日本看守展现的兽性的一面抹煞了他们身上的人性。
任何战争故事都夹杂着仇恨；不管交战双方是谁。
战争的炮火能让人粉身碎骨，仇恨也同样能够摧垮我们的心灵。
我们的眼泪为受害者而流，我对战争恐怖的描述是为了那些无法停止仇恨的人们，虽然这些描述并不能消弭仇恨。
书中描写的痛恨是为了展现面对日军暴行时，人性的脆弱和无奈，书中描写的友爱则是我能够存活，并且保持心智健全的关键。
本书是我独立完成的。
本人对于书中出现的历史事实以及描述文字上的讹误与遗漏，承担全部责任。
为了尊重隐私，某些书中人物，我未用真名。
对我来说，写作本书，是一次尝试，我获得了全新的体验。
我衷心地希望，本书能够让全世界了解巴丹死亡行军和盟军战俘在日军战俘营中的真实情况，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增加一些有益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