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战俘营的当晚，我立即把那些来自美国南部的朋友们找来，集思广益，让兄弟们告诉我他们所知道的花名。
我认为这些朋友比我这个在大都市里长大的男孩知道更多的花名，因为我们只认识几种常见的插花。
我不需要他们告诉我花的模样，只要知道名字就行了。
在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了我大约一打左右的花名之后，我去睡觉了。
幻想着今后几个星期，可以轻松一点，少干点活，多聊些天。
不仅是我个人，可以轻松一点，只要有日本人过来讲话，全组人都会停下来。
大家也可以沾光，休息休息了。
日本看守和矿工找我的几率要比他们大得多，他们对我也比对他们好，因为我会说日语，时不时地能给他们一些想要的好东西。
第二天，正如我所料，我们在矿井里休息的时候，佐藤先生又把我拉到离工作区稍远的拐角处。
兄弟们把矿灯藏在煤里，闭上眼睛休息，不发出任何声音。
我开始和佐藤先生温习昨天的教学内容。
在回顾了玫瑰的颜色之后，我开始天花乱坠地吹嘘，让佐藤先生以为我是一个园艺家。
可惜我这个园艺家根本不能把郁金香属花卉与堇菜属花卉区别开来，不过我只要知道花的名字就够了。
对着杂志上的花卉，佐藤跟着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花卉的英文。
我们的课程中断了一次，因为我的腿溃疡，获准留在营房休息。
佐藤先生找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问他能否带一个礼物给我。
我的朋友欣然答应。
第二天，佐藤先生就带了一罐炼乳到矿井里。
我的朋友用绳子把这罐宝贵的营养品吊在裤裆里，带进了战俘营。
吃过晚饭，我邀请营房里的一些朋友们和我一起品尝佐藤先生的珍贵礼物。
他们围在我的床前，脸上露着幸福的微笑，分享了这罐炼乳，一人一勺。
他们还留了一些给我这个病人，好让我第二天吃早饭。
我很感动，佐藤先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给我——他亲爱的朋友送一瓶他自己都舍不得享用的奢侈品。
休息了几天后，我回到矿井。
佐藤先生听说我回来了，就来看我。
他的脸上挂着欢畅的微笑，眼睛闪闪发光，用英语问我是否收到了那瓶炼乳，希望这瓶炼乳能让我更快地恢复健康。
我向他表示感谢，也表示歉意，因为我没有回报他的礼物。
他绅士地说道：哪的话！我衷心地希望你能健康地回到美国。
然后我们就坐下来，继续花卉教学的课程。
他的课大概持续了四个星期，每天他都会给我们组里的每个人带东西。
他时不时地给我们带糖果、带鱼罐头，这样能让我们吃米饭的时候嘴里有一些味道。
有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带一包香烟。
他只是想表示对我的感谢，同时弥补一下其他日本人对我们的亏欠，他很同情我们的悲惨遭遇。
我教学也很认真。
我想我的方法是对的，不过教学内容实在对不起人。
我会指着杂志上的一种花，然后速度很慢地说出花名，让他跟着念几遍，然后再把花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写出来，写在纸上，便于他回家学习。
他会时不时地翻杂志，看到忘掉名字的花，就问我，我想一下，就告诉他一个英文花名。
我时刻怀着一种歉疚，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杂志上的大多数花的名字。
我所说的那些花名和图片也对不上号。
因此，越到后来，每次面对他送给我们的礼物的时候，我越来越手足无措。
一次上课的时候，佐藤对我说：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等到战争结束后移民到美国，成为旧金山州立公园里的一名园艺师。
听到这话，我为告诉他那些该死的花名感到无地自容。
每天我们在矿井里劳动，放工了就排着队回到战俘营，面对哨兵，接受检查。
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无聊透顶！为了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色彩，我斗胆跑到指挥官办公室，问他我们能否搞一些娱乐活动，舒缓精神疲劳，调节一下情绪，当然娱乐活动肯定是安排在工作时间之外。
指挥官听了很高兴，点头同意，但是要我先交一份详细计划书给他，他还建议我先找马梅罗少校谈谈。
接下来的几天，我的大脑都处于兴奋状态。
我需要计划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要策划一次新颖的、组织化的，与在矿井中做苦力截然不同的活动——我的灵魂在歌唱。
最终我拿定主意，觉得歌舞剧是一剂最好的良药，可以在这种环境下为我们的生活疗伤。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1）强制劳动让我们身心俱疲，我们感觉活不了多久了。
整个战俘营弥漫着悲观情绪，原因不仅仅是夜以继日的劳动，而是我们的脑子已经快凝固了。
战俘营中的每个人都对一天12个小时的劳动感到厌倦，我们每天只能吃一点点东西，晚上越来越多的人被噩梦惊醒。
我们需要一些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把我们从这个不人道的环境当中解脱出来。
其实，就像我这样生活态度积极的人，已经开始自我消遣。
我们唱歌，讲故事，还有一些人进行拙劣的模仿秀。
我们营房里的4个人可以唱出世界上最美的和声，他们时不时地给我表演四重唱，给兄弟们解闷。
这是我决定开展整个战俘营娱乐活动的直接原因，我想开展一些有声有色的娱乐活动，让大家在结束繁重的劳役之后有个盼头。
领到了指挥官的令箭，我就去找马梅罗少校商量这个事情。
少校觉得是个好主意，他说，我们太需要振奋士气了。
他建议我在晚上点名的时候，当着大伙的面说这件事，这样我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
不用担心，兄弟们一定会支持你的，我也会支持你的。
少校说。
晚上点名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指挥官已经准许我们开展娱乐活动，引起了兄弟们的欢呼。
我接着说：你们当中谁有兴趣参加，点名结束之后，留在食堂不要走。
我需要一些有艺术细胞的人，吹拉弹唱都可以，会诗歌朗诵、讲故事的也行。
只要你觉得自己有本事逗大家开心，我都欢迎。
大家散了之后，我发现有25个到30个人，留在食堂大厅里没走。
天才还真不少，有2个人是弹钢琴的好手，6个人号称会玩多种乐器；我们营房里的4个人都在，他们的四重唱组合已经在我们营区表演了将近一年；有5个兄弟擅长扮演翩翩起舞的女人；剩下的人大都擅长表演，要么是讲故事和诗歌朗诵的好手。
演员阵容强大，排一部戏足够了，我们可以排演音乐喜剧。
我分析了大家的特长，立刻想到了歌舞大王齐格菲，我们可以排一部类似的讽刺滑稽剧。
大家一致同意，并推举我担任了导演和编剧，纷纷表示将百分之百地支持我，愿意扮演我指定的任何角色。
马梅罗少校留下来给我们打气，他很激动。
他说：苦刑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思想已经要崩溃了。
Ten-spot出了个好点子，我们太需要娱乐了。
我感谢大家站了出来，今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助的，尽管说，能从日本人那边争取到的东西，我尽量帮你们争取。
少校的身材伟岸，至少6英尺高，在任何条件下都挺直了胸膛。
他的鼻梁微微隆起，下巴让人觉得很刚强，他就像一个可以威慑所有观众的职业拳击手。
他当时大约37岁，从来不要求我们去做他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深得我们的爱戴。
少校提醒我们：日本人不会同意你们在工作时间排练，也不会同意你们在工作时间演出。
你们不会得到任何的优待，所以你们必须拿出休息时间排练。
我们很明白少校的意思，——我们要像往常一样下井劳动，而且只能在休息时间排练、演出，不过没有人打退堂鼓。
日本人开恩是有限度的，我们必须像以往一样在矿井里工作。
我仍然兴奋不已，在接下来的这个星期，我利用所有的空闲时间琢磨这出戏，去煤矿的路上在想，回营的路上也想，吃饭的时候在想，甚至铲煤的时候也在想。
我努力回忆《歌舞大王齐格菲》这部电影，又找了5个富于创见的伙伴一起策划剧本，群策群力，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格菲剧本终于成形了。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2）诙谐的音乐，跳舞的女孩，惹人注目的舞台布景，发人深思的诗歌朗诵，精彩的独唱，还有富有感染力能够拨动我们心弦的四重唱，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四重唱就采用原来电影里的，很多会唱的兄弟会跟着他们一齐唱。
我甚至还想好了开场白：承蒙17号战俘营的指挥官有里大尉和士兵们的好意，我们在大牟田的中心，我们的心飞越长崎湾，对天皇陛下的恩典表示感谢！演员有了，剧本有了，但是我们缺乏器材。
有里大尉几乎没弄到我们所需要的乐器。
于是我们自己动手，鼓手用空箱子做出了鼓，他那对时髦的鼓槌是用我们在矿井里发现的硬木棍做成的，铙钹是用废铁皮做的。
弹钢琴的两个兄弟说他们只要做一点点练习，就可以上台弹奏了。
可是没有钢琴，我们从战俘当中找到了一把口琴。
不过问题随之而来，我担心吹口琴的人吹不动，所有吹奏管乐的兄弟都存在这个问题。
还好，鼓手说他的力气没有问题。
最让我们犯愁的是，如何使那些跳舞的女孩子们看起来像女孩子。
我们不可能获得女性的衣物，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们穿得少一些，并戴上巨大的头饰。
战俘营里有一个兄弟叫蒂蒙斯，他因为年纪太大了，不能进矿井劳动，日本人利用他的专长，给他弄了一台老式缝纫机，让他做了裁缝。
他的工作就是给我们缝缝补补。
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老蒂蒙斯瘦了很多，不过由于个子不高，看起来仍然蛮墩实的。
我找到他，请他帮我们缝制演出服装，他愉快地答应了。
女孩们的演出服是胸部隆起的超短连衣裙。
老蒂蒙斯表示，他会想尽办法弄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他真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演出服的布料，蒂蒙斯答应帮我们解决。
可是女孩们的头饰让我们犯了难。
我还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我向日本人要了一些包装箱的废纸板，把它们裁成钻石型，心型，圆形，三角形等等。
每个头饰大概有15到18英尺高，8到12英尺宽。
我又跟日本人要了一些形状不同、颜色各异的玻璃瓶，把它们打破，碾成细小的颗粒——闪闪发光的玻璃屑。
马梅罗少校出面向厨房要了两杯生米。
我们把那些生米放在桌子上，用大空瓶子来回碾压，直至这些生米变成了米粉。
我们把米粉放进饭盒，加进一些热水，它们就变成了粘粘的米糊。
我们把米糊涂抹在裁好的纸板上，涂满，然后在纸板上洒上玻璃小颗粒。
这样漂亮而夸张的头饰就做好了。
事实证明，头饰舞台效果棒极了。
只要有一点光线，从各个角度看，这些头饰都发光。
那些想扮演跳舞女孩的人都是同性恋者，有8个人。
17号战俘营里都是男性战俘，时间长了，对于哪些人是同性恋，我们都非常清楚。
我们这些性取向正常的人，很讨厌他们，很难接受他们的行为。
以前，很多个夜晚，我看到他们拥抱、相互爱抚、调情，我的胃会一阵阵地翻腾，感到恶心。
基于很多同性恋者带有女性倾向，而且我不希望演戏造成战俘群体的分化，我欣然接纳了他们参与演出。
一起排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错了，他们并不是异类，他们像对待正常人一样对待我们。
他们是我们风雨同舟的患难兄弟。
我变得更加包容了。
我们抽出每一分空余的时间来排练。
那段日子是我在日本战俘营里最快乐的，对于其他参与排练的兄弟来说，同样如此。
我们为自己的创见感到骄傲，在朝不保夕的时节，1944年的歌舞大王让我们获得了解脱，——萦绕在脑中的挥之不去的恐怖经历、枯燥沉闷的劳动生活、无法预测将来的悲观情绪，通通被丢到脑后。
尽管在矿井里已经精疲力竭，可是回到战俘营里，大家又斗志昂扬地聚在一起排练。
这也许就是精神力量创造的奇迹吧，有些时候人在意志和信念的支持下，可以超越生理极限。
换种说法，1944年的歌舞大王是一支疗伤药，而不是一支兴奋剂。
它让我们再次感觉到了团队的温暖，让我们再次感觉到了生活的乐趣。
最终，一切都准备就绪。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3）演出的那个晚上，我紧张得像滚烫的锡铁皮屋顶上的猫。
我在脑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回忆着演出的各个细节，生怕出现半点纰漏。
有里大尉专门邀请了三井家族的首领、三池煤矿的三井老板前来观看，当地的头面人物也来了不少。
所以有里大尉显得很兴奋。
我希望这些家伙不要发怒，因为剧中有一些台词涉及到指挥官和看守。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开演之前，我就这些情节征求了有里大尉的意见，问他能不能演。
有里大尉笑道：非常好！于是我让演员们按照排练的演。
滑稽剧在美丽的女孩像动听的旋律的歌声中拉开帷幕，齐格菲女郎们穿着漂亮的衣服出来跳舞，观众哄堂大笑。
演到高潮的时候，战俘们都站了起来，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口哨声、尖叫声此起彼伏。
演出结束的时候，观众们都站了起来，包括三井在内的所有日本观众也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
掌声让我们明白，我们成功了，这部喜剧将风靡一时。
有里大尉觉得自己大出风头，得意地来到我面前，把我介绍给了三井。
我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体面地接受了三井的表扬。
三井给予了我一个特别的奖赏：他会和日本的高级军官打招呼，让我写一封家信，他会安排日本电台广播我的信，美国方面一直在窃听日本的广播，一定会收到这个讯息，把我活着的消息传递给我的家人。
这是对于我策划和导演这部让他开心的喜剧的奖赏。
第二天早上，日本看守给我拿来了一张纸和一支铅笔。
看守告诉我哪些内容不能写，剩下的内容我可以随便写。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封简短的信，果然如三井所说，美国宪兵司令在1945年6月17日得知了这封信，这已是一年以后的事情。
他旋即给我在芝加哥的父母拍发了电报。
此外这封信还被六位短波无线电爱好者截获，美国的一些军舰的侦听人员也截获了这则消息，并在舰上进行了广播。
这些好人纷纷来信来函向我的家人告知我的消息。
最有趣的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把日本播音员读信的声音灌进了唱片，寄给了我父母。
宪兵司令给我家拍发的电报内容如下：华盛顿，1945年6月17日，早晨9︰45分。
以下内容从日本政府的广播中截获：亲爱的家人：希望你们全都身体健康。
我一切都好。
很高兴听到路易斯喜得贵子。
请告诉劳拉，我一如既往地爱着她，我希望她还在等我。
请告知梅伍德的马丁夫妇，他们的儿子鲍勃和我在一起，身体很健康。
另请告知帕克里奇的巴什勒班先生，他的爱子也和我在一起，平安无事。
亟盼回复，请寄一些家人的照片给我。
我全心全意地爱着你们，请代我向亲友们致意。
爱你们的列斯特于日本福冈县我回家之后，才知道家人经过了那么多周折才收到这封短信。
我写信的时候所抱的初衷就是让我的父母、劳拉知道我的下落，让我的好朋友的父母知道他们的儿子安然无恙。
鲍勃和吉姆都是B连的弟兄，我的死党，当我有机会写信回家时，我趁机向他们的家人转达他们的消息。
当歌舞大王齐格菲这部滑稽剧谢幕之后，我们的剧团没有解散，随即开始策划下一部戏剧。
我们希望每个轮休日，10天一次，都能演戏。
在以后的14个月里，我们又上演了13部舞台剧，至少6部是音乐剧，全都赢得了兄弟们的青睐，以至于所有的兄弟们都能够跟着表演者唱歌，演的次数多了，他们把歌词记熟了。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4）小剧团给黑暗的战俘营带来了一缕阳光。
越来越多的兄弟参与进来，大家一起策划讨论新的剧本，一起排练，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
我忙得很，又要写剧本，又要当导演，还要时不时地想出一些新花样，观众和食客一样，菜谱要时常翻新，观众喜欢看到不同风格的戏剧。
我成了战俘营里的名人，生意比以前更红火了，很多看守主动找我做生意。
工作、生意、演戏并行不悖，虽然我比别人更忙，也可以说更辛苦，但是这都是为了生存，更好的活下去。
盐是任何人健康生活的必需品。
我们在矿井里为日本人流血流汗，可是日本人从来没有让我们吃上一粒盐，日本人的汤吃不出咸味来。
我们战俘营的健康委员会委员休利特医生、马梅罗少校、约翰·利特尔中尉、史蒂夫·詹金斯中尉决定我们自制食盐。
我们将制造一个食盐提取装置，把海水引进装置，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把海水中的盐分提取出来。
我们的战俘营离海边不远，弄海水很容易。
我们做了一个延伸到海里的引水槽，引水槽里的水会流到一个15加仑的金属圆桶里，圆桶是用来煮盐的，桶下面是一个火塘。
还有一系列的排成阶梯状的木板。
海水煮沸之后，会溢到木板上，一层一层地下来，水分在木板上蒸发之后，盐粒就凝结在木板上。
我们用这种土方法成功制出食盐的第一周，每个战俘分到了满满一汤匙盐。
大家放到饭里面或者汤里面。
不幸地是，有些兄弟吃得太多太猛，出现心悸现象，他们的身体长久没有摄入盐分，一下子摄入过多，心脏承受不了。
17号战俘营里有大批理财高手，也有为数极少的败家子。
为了获得足够的食物，并不断扩充自己的金融帝国的势力范围，很多战俘用香烟换米饭，而且玩的是期货，香烟完全是预付的。
总的来讲，风险不大，除非遇到了破产者。
预付香烟换米饭所取得的期权可以随时兑现，并可转让，全看期权持有者的需要。
他可以第二天就兑现米饭，也可以在两个星期之后兑现。
这里有一个时机问题，我就是玩这种供求游戏的高手。
这种游戏通常是这样的，举个例子，当香烟供应量大的时候，一碗米饭可以换10支香烟，当香烟流通量变得最小的时候，一碗米饭只能换一支香烟，绝大多数香烟都被抽掉了。
等到日本人再给我们发香烟的时候，通常是每人一包，一包10支，米饭的价值又升高了。
我对于汇率的波动极其敏感，因为我是大户，我甚至凭借个人的力量，影响汇率。
我通常在1碗米饭可以换10支香烟的时候卖出米饭，在1支香烟只能换1碗米饭的时候买进米饭。
一般来说，汇率大约5至6个星期波动一次。
做战俘营里的富翁也挺让人头疼。
首先，我得想办法把我交换而来的米饭，保存5天、10天，甚至更多的日子，保证它不变质，因为我所交换的米饭不一定都是未来的，有的时候是当天的。
我要让自己的投资不受损失，必须保证当天交换而来的米饭的新鲜程度。
在这个情况下，第二天把自己的手里的米饭卖掉或者吃掉就显得非常重要。
为了保证成功率，我甚至用第二天的饭，交换下个星期的饭，甚至更长时间的饭。
因为有些战俘会认为，他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或许可以讨到一些便宜，比如米饭会升值，就愿意接受这个下个星期的期票。
当然，我如果觉得自己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之后能够获益，我就要收一些利息，比如说，我用这个星期的饭交换下个星期的饭和汤。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5）其次，我得防贼。
战俘营里的小偷不少，每当我手里的香烟积到六七十支的时候，我必须把它们藏好，确保下井工作的时候不被偷了去。
小偷不仅偷香烟，任何可以用来交换的值钱东西，他们都偷，因为这些东西都能换来吃的。
我睡觉的时候，通常把香烟藏在床头的褥子下面或者压在枕头底下。
有时候，香烟会受到损坏，破碎或者变软，但是并不妨碍它实现交换价值。
时间长了，总会有一些人无法兑现他们的米饭，他们抽了别人的香烟，只能把自己的基本口粮交给债权人。
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们只能饿着肚子下井，很可能会送命。
某些债权人采用强制手段逼债，如果这些债务人不偿还米饭，他们将受到殴打，或者其它折磨，由于理亏，这些倒霉的债务人往往被债权人剥夺食物。
针对这种情况，我和马梅罗少校商量，由他颁布了战俘的破产保护制度，确保那些丧失偿还能力的人可以获得自己的基本口粮。
其实这不是一种公平的制度，明显地偏袒弱者，而弱者很可能是无赖。
欠债还钱，本是公理。
可是这种近似于黑手党的制度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生命比财产重要，食物就是生命。
另外这个制度的存在，也是对富人的一种保护，它的存在提醒他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要选准对象。
我们的破产法和通常的破产法有些差异。
首先，破产者必须偿还债务，不可以有任何借口。
这意味着他必须将获得的香烟全部偿还给债权人，直到债务了结为止。
其次，如果他选择一天少吃一顿饭，将省下的那顿饭偿还债权人的话，债权人不得在他吃另外两顿饭的时候骚扰他。
我们建立的非正规的仲裁法庭会定期在每个营房贴出告示，公布所有申请破产者的姓名和号码。
然后，我们会安排债权双方谈判，并对他们的债务关系进行认定。
一旦双方达成共识，我们将开出一张清单，写明某日的某一顿饭（早中晚三顿当中的一顿）由债务人偿还给债权人。
如果一个债务人有几个债权人，那么在多方达成共识的条件下，明确归还顺序。
为防止某些债权人使用武力，强行追讨债务，我们给债务人安排的大块头保镖，他会保护债务人安心吃饭。
保镖立场公正，在规定的偿还期，他将对债务人进行监督，确保债务人将米饭归还债权人。
久而久之，战俘营里的每个人都知道哪些人是破产者。
他们一般不会和这些破产者交易，因为风险太大，他不能通过任何手段，向破产者索取食物。
逼破产者交出食物，在战俘营是绝对禁止的。
在做了一年的交易人之后，我手上已经有了足够的香烟，足以交换一个红十字包裹里面的所有东西。
我决定策划一次抽奖，奖品极其诱人：一个完整的红十字包裹。
我要收缴伙伴们手上零散的香烟，让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米饭去交换，让一些伙伴能够摄入的可怜的能量，不被别人占据。
我知道要想凑齐红十字包裹里面的东西，只有找爪哇战俘。
我专门到了他们的营房，放出风来，我愿意用香烟支付红十字包裹里面的所有东西。
不到三天，一半东西就凑齐了。
我花了整整一个月才收集齐红十字包裹的物品，总共支付了420包香烟。
我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倒卖彩票，彩票是从一个日本矿工手里买的，绝对正规，正面是日文，背面是阿拉伯数字，战俘们没办法复制。
每一张彩票的机会都是均等的，因为奖品是唯一的，但绝对是丰厚的，每一张彩票都有机会获得那个红十字包裹，一包香烟买一张彩票。
我鼓励那些没有一整包香烟的人和他人合伙下注，也就是让他们把手里的烟凑成整包下注。
第12章 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6）兄弟们热情很高，每个人都知道，获得了那个红十字包裹，就等于获得了生存的机会。
红十字药箱里的任何一件东西都是可以交换食物的硬通货，而且永远不会贬值，越往后越保值。
抽奖在一个轮休日举行，拥有彩票的兄弟们悄悄地聚到食堂，吃午饭的时候抽出了那个号码。
那个幸运儿兴奋得跳上了饭桌，他大声叫道：感谢上帝，我有机会活下去啦!这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二次胜利，第一次是被征兵！我大赚了一笔，通过卖彩票得到了675包香烟，净赚205包。
兄弟们手里的香烟基本上被我收缴上来了。
我给了休利特医生一百多包香烟，让他分给生病的兄弟们。
我又分了一些香烟给好朋友们，还送了一些给厨房的人，剩下的作为交易的资本。
我还拿出一部分香烟给10个在厨房帮工或者做厨师的兄弟，他们全都眉开眼笑地接受了。
晚饭时，他们让我敞开肚皮吃，米饭和汤管够。
我觉得整件事棒极了。
我一个劲地猛吃，突然下颚剧痛。
我赶紧把嘴里的食物吐出来，跑到休利特医生的医务室。
幸好休利特医生在。
他让我张开嘴，看了一眼，告诉我有颗牙坏了，我必须到镇上找个牙医看看，因为他手头没有手术的器械。
我疼得一夜没睡，为了减轻疼痛，我找了块布，死死咬住。
第二天一早，我刚要跨进医务室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他安排了一个日本兵开车送我去镇上，让我在外面等着。
一个小时之后，一个看守开着卡车来了，15分钟后他把我送到镇上的牙医诊所。
诊所破旧不堪，一点也不干净，我是第一个病人。
牙医让我躺在椅子上，张开嘴，那张躺椅好像西方电影里出现的老古董。
牙医只瞧了一眼，对我说：把坏牙拔掉，好吧？事实上，他根本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只是告诉我他将怎样做。
这是很多医生的职业习惯，不过让我觉得放松。
牙医把工具放在我前面的托盘里。
他好像不准备给我打麻醉药，他拿着钳子，二话不说，就伸到我嘴里，捏住了坏牙，用力一拽，坏牙脱离了牙床。
锥心的疼，我的双手紧紧抓住了椅把，用力过大，指关节都变白了。
不过一会就不疼了，那种折磨了我一夜的难以形容的牙痛一去不复返了。
当时我又没有呻吟，又没有疼得大叫，我都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他把坏牙送到了我眼睛前面，让我看。
看着坏牙，我本能地感到很高兴。
牙医对他的活很满意，他的脸上挂着欢畅的微笑。
他把坏牙丢在垃圾桶里，对我说道：问题解决了，你可以走了。
我立即从椅子上爬起来，向他深深鞠躬，说了一声非常感谢，转身跟在看守后门出了门。
牙医也没有向我收钱，也没有跟看守要钱。
乘卡车回到战俘营后，我被要求加入另一组下井挖煤。
日本人不允许我休息，在他们看来，牙痛根本不影响工作，我没有权利休息一整天，等到第二天再归队下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