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完活回到营区，我尝试着用半边好牙咀嚼食物，好不容易吃了一点米饭。
我疲惫地回到营房，刚想躺下来休息一会，突然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冲到宿舍里来。
他是给指挥官送信的，他急急忙忙地喊道：ten-spot，快点到指挥官的办公室去！赶紧走！我赶忙抓起鞋子，边走边拔鞋帮，走得很踉跄。
他又喊了起来：老兄，动作快一点！这次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出门以后，他追出房门，冲我喊道：马梅罗少校叫我传话给你，指挥官问你什么，你一定要实话实说。
他们已经了解到所有的情况了。
我边跑边想，他的话什么意思？日本人了解什么情况呢？ 快到指挥官办公室的时候，我恍然大悟，肯定是我做生意的事情东窗事发了。
这个时候，我的生意网已经颇为庞大，不仅与日本矿工交易，甚至发展到与日本看守交易，当然这些交易都是秘密进行的。
很快我跑进了指挥官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很大的房间，空旷得很，里面只放了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一把椅子，桌子上还有一把台灯。
指挥官坐在椅子上，身后站着翻译官。
门两侧站着几个日本士兵，他们杀气腾腾地用步枪指着我。
这个如临大敌的场面着实吓我一跳，从架势上看，指挥官把我当成了一个危险分子。
我决定按照马梅罗少校的话去做。
我向指挥官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然后立正站好，等候发落。
指挥官笑眯眯地看着我，看起来很友善，口气柔和地说：你叫什么名字？翻译官又翻译了一遍，其实我听得懂。
指挥官在装傻，他明明认识我，我组织的1944年的歌舞大王齐菲格可是让他在三井老板面前，大大地长了脸的。
看来他想故意装作不认识我，用意很简单，叫我不要对他存在幻想。
我立即回答：列斯特·坦尼伯格。
说真的，这还是我被俘以后第一次告诉别人我的全名。
我的全名只有连队的战友知道。
我在游击队里的时候，瑞利一直叫我坦尼，他从来没有问过我的真实姓名。
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没人在意你是谁。
在奥唐奈集中营和甲万那端战俘营里，大家几乎不询问对方的姓名，甚至医生也不问病人的名字，名字对我们没有意义，证明我们存在的是一个编号。
除了那些原先的老朋友，被俘以后新交的朋友大都以ten-spot来称呼我。
到了大牟田17号战俘营，我成了264号，日本人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即使是我的日本朋友本先生问我叫什么，我仅仅告诉他，我叫坦尼先生。
指挥官又继续问了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诸如我多大了，结婚了没有，家乡在哪里。
我一一如实作答。
问完这些，他转入正题：264号，我们营里有一个家伙，用美国货交换日本产品。
你知道他是谁吗？翻译把他的话告诉我。
我眼睛都没眨一下，立马告诉他：是我，长官！指挥官做出目瞪口呆的样子，他突然冲我吼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公然违抗皇军的训示，你怎么敢？嗯？我答道：是的，长官！我知道这是违反营规的。
他们接着问我，和哪些人进行了交换，交换了什么东西。
我于是告诉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日本矿工想要一支美国牙膏，他打听到我会说一点日语就找到我，于是我就帮他搞到了一支牙膏。
我只知道按照他的话去做，我怕他给我苦头吃，所以不敢拒绝。
至于这个日本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因为他不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