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兵们一直监控我的恢复过程。
他们和医生争论不休，他们一致认为我的左肩骨骼愈合得不好，以后会对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甚至导致左臂坏死，为了不危及我的生命，必须把左臂整个锯掉。
他们的争论焦点，是什么时候锯才合适。
在我的坚持下，他们同意再观察一段时期，看看在这段时间里，骨骼能否自己愈合复位。
在那段时期，我仍然需要在矿井中劳动。
我们的食品供应量，大量减少。
很多兄弟走路摇摇晃晃的，连走到矿场的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日本人不管这些，他们催促着我们上班，只要我们进入矿区，他们就不管我们的死活了。
我一直试图搞懂为什么日本人如此频繁、凶残的折磨我们。
有一天我终于懂了。
那天我在矿区里，一个日本矿工看到我心不在焉挖煤的样子，顿时狂暴不已。
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他飞奔过来，用日本话朝我吼，说我杀了他的父亲。
他用力抡起铁镐，猛地敲在了我的脑袋上。
幸运的是，击中我的是较宽平的那头，而不是尖的那头。
尽管如此，我还是立即不省人事，5分钟后才苏醒过来。
原来，在美军的轰炸当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和朋友。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变得更加不可理喻。
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是他们的敌人，打我们是为了报仇！后来，我们渐渐地了解，我们可以从日本人殴打我们的剧烈程度，推断战争的进程。
我们看不到任何报纸，也听不到任何广播。
但是身边的日本人的脸色，就是一张活的战争晴雨表。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被痛打时候，会故意发出笑声，这样的后果往往是激怒日本看守和矿工，招致更加残酷的殴打。
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这是一种投石问路的苦肉计。
1944年11月当中的一天，日本人给我们下发了一些美国方面寄来的邮件。
其中有一封上面的邮戳是1943年8月2日，来自密歇根的底特律，而我收到它却是在15个月之后了。
我敢肯定的是，这些邮件已经经过了双重审查，美国军方和日本的军方都拆开检查过。
读着信纸上的只言片语，我感到温暖，来自家庭的问候让我欣慰，家人还在惦念着我。
我是幸福的，迟来的邮件，总比没有邮件强。
临近圣诞节的时候，日本指挥官把我叫到办公室问话。
翻译递给我一张拆开的圣诞贺卡，我是收件人。
卡片上写着家人对我的问候，诸如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之类的几句普通的问候语。
不过落款签名人非常之多，密密麻麻地覆盖了卡片上的所有空白，卡片的正面、背面、里面都是签名。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很多签名之后，还有数字，例如，夏尔比后面写着1204。
问题就出在这些数字上，日本人断定，这些签名和数字是一种密码。
他们让我把密码破译出来。
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卡片上除了家人的签名外，很多名字我都不认识。
我想了半天，道不出所以然，于是我直截了当地告诉指挥官，我无能为力，我对密码一无所知。
我的回答显然不能让集中营长官满意，他立即把日本士兵叫进来，说了一句：巴苏鲁。
日本兵立即喝令我立正，然后便用步枪砸我。
几分钟后，他们也许嫌步枪太重了，开始用棒球棍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边打边问我密码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只能说自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