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休利特医生回到美国后,受到了嘉奖,获得了勋章。
他受之无愧,他是战俘的生命守护者,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千方百计地挽救了众多兄弟的生命。
他多次拒绝执行日军的蛮横无理的命令,即使在死亡威胁的面前也表现出非凡的勇气。
他是17号战俘营当中的另外一位英雄。
和马梅罗少校一样,他也一直生活在悲痛之中。
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挽救更多战俘的生命,哪怕是保住他们的一条腿或者一条胳膊也好,但是当时的条件不容许,他实在无能为力。
这个好人,在1990年7月,带着伤痛走完了坎坷而光荣的人生旅程。
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我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习惯了日军毫不手软的虐待。
每天单调的日程——起床,吃饭,步行到煤矿区,铲煤、装煤,稍有不慎便招致毒打,洗澡,上床休息——这就是我们每天悲哀的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生活方式。
感谢上帝我们偶尔还可以消遣一下,这多少给我们毫无意义的生活增添了一点乐趣。
我们一般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消遣机会,我们甚至期盼卫生间清洁员打扫我们便坑的那一刻。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对日军和矿工的虐待和殴打,早已习以为常。
我们的生物钟也适应了日本人的36小时工作制。
我的小剧团坚持演出,多多少少给兄弟们的精神带来一丝亮色。
我们的生活机械而可怜,感谢上帝,还能给我们的生活增加一些消遣。
我们营房前面是公共厕所,原始的粪坑每个月需要定期清理一次。
不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竟然安排了三个女孩来干这份工作。
她们是我们唯一可以近距离接触,并可以交谈的女性。
因此每次她们的到来,兄弟们都一窝蜂地跑过去观看。
清理粪坑,对男人来说,也是重活。
这些女孩应该是贫寒人家的吧,要不然父母怎么舍得让孩子干这种脏活。
她们吃力地推着大车,大车上放着一个巨大的鼓状大桶,大桶的口很大,盖子也很大。
干活时,她们用长柄粪勺伸进粪坑,把粪便一勺一勺地倒进大桶里。
她们一天要推着大车在营区走好几个来回。
汗水会打湿她们的粗布衣服,她们的小脸因为出力过多的关系,红扑扑的。
有一次,女孩们到我们营房前面清理粪坑,我们营房里有一个色胆包天的兄弟,向其中一个女孩提出了性暗示。
他展示了一个从矿场偷偷带回来的红苹果,这是超额完成任务,监工奖的。
他的意思是用这个苹果作为交换。
那个女孩咯咯一笑,忸怩地低下了头,屁股不好意思地摆动了一下,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她便被带入这个兄弟的卧室,脱下了衣服。
这位兄弟快活地享受了三四分钟,便和女孩一起出来了。
女孩边走边整理衣衫和发髻。
当着我们的面,向这位兄弟,礼貌地鞠了一躬,便加入了朋友的行列,和另外两个女孩有说有笑地推着大车离开了。
这次越轨的行为,被我们营房的兄弟津津有味地谈论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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