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日本人在菲律宾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
打开巴丹半岛的地图，很容易发现日军可以为他们省去很多麻烦。
只要他们在皮拉尔-巴加克一线摆上少许兵力，我们就不得不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
后来我们常说：他们不打我们，我们就会在军官的命令下，带着枪支弹药投降。
我们已经无路可逃，北面是敌人，其余三面是海。
只要日本人扼住北部防线，如果我们不想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饿死，就得投降。
日本人完全可以抽出大批地面部队提前两个月南侵澳大利亚，攫取整个东南亚的领土。
可是日本人一根筋，要么是胆小，非得把驻菲美军完全击溃才敢进行下一步侵略行动。
他们执著地执行全歼驻菲美军的计划，中途却不得不面对8万名放下武器、疾病缠身的军事人员，以及万名平民。
不把这批人移出巴丹半岛，他们对克雷几多要塞的总攻就会受到影响。
4月10日早晨，一队日本兵把我们赶上大路。
在这半英里的行程中，日本兵大声呵斥着我们，为了让我们走快点，用刺刀戳我们。
上了大路，我们等了3个小时，日本人禁止我们讲话，我们可以用任何姿势休息，站着、坐着都可以。
突然，大路上尘土飞扬，远处出现一大队美国和菲律宾俘虏。
他们杂乱无章地走着，经过我们的时候，日本兵命令我们加入他们的队列，开始步行。
我的巴丹死亡行军的起点在167公里的界碑处，在马里韦莱斯东面大约2英里处。
马里韦莱斯在巴丹半岛的最南端，聚集了大量美菲联军战俘，也是日军登陆巴丹半岛的主要地点。
我们忠实地执行了金将军的命令，没有留下任何交通工具用于转移，我们摧毁了所有的坦克，我们并不指望开着坦克去战俘营。
出于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少之又少的美军战俘得以坐上汽车，到达我们的第一个集中营，奥唐奈集中营。
而我们是走过去的。
行军的路面有20英尺宽，路基是石块，上面撒上碎石子，碎石子上面再撒上细沙。
撒上沙子的目的是为了使路面能够行驶小型汽车，水牛拉的大车，菲律宾人拉的大车有时也会出现在路面上。
路面早已使用过度，我们的重型汽车在上面开过，甚至我们的坦克、半履带车也从上面经过。
整个路面已经千疮百孔，大块的砾石随处可见，路基裸露，铺满了磕脚的细沙、碎石子。
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路都觉得痛苦，长时间、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排，十人一列开始行军。
还没走出去一英里，队伍已经松松垮垮，我们就像一群掉队的士兵。
开始还成队形的四十人的方队，散乱不堪，兄弟们往前挪动步子，有些兄弟的腿脚已经不太灵活，看起来像跛了一样。
我们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
很多人感觉我们是去送死。
就在此刻，我决定要制定活命的计划。
成为俘虏的前夜，我还坚信我能够活着回家。
为了活命，我得为自己设立一些可实现的目标，比如一定要坚持到下一个转弯口，一定要走到前面出现的水牛那里。
我必须有梦想，梦想会让我前行。
日军闯进我们的宿舍将我们的个人物品劫掠一空的时候，趁日本兵不注意，我把她的小照，塞到了袜子里面，藏在脚踝处。
劳拉是点燃我生命火花的火种，她给了我生存的激情。
没有梦想，就不会有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实现梦想的决心坚如磐石。
我不会让敌军夺走我的梦想，我必须活着，活着见到劳拉，让梦想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