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他俩走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骑马从我身边经过。
他挥动着武士刀，好像随时准备把俘虏的头颅斩下。
我正好走到了队列的外面，他顺手给了我一刀。
刀锋离我的头部和颈部数英寸，我赶忙避开，刀尖还是将我的左肩划开一道大口子。
刀口很深，我大量失血，亟需缝合，我还得继续行军，如果我还想活命的话。
等那个日本军官远去之后，布隆格和奇戈伊从人群中给我找来了一个医护兵。
为了帮我缝合伤口，医护兵把身上所有的线都用完了。
在此之后的两英里路，两个好朋友一直扶着我走。
他们不让我掉队，因为大家都知道，掉队就别想活。
奇戈伊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我一直希望有机会报答他们。
军方的记录显示，他们在被俘期间先后罹难。
布隆格因痢疾在1942年7月31日，死于甲万那端战俘营。
奇戈伊因同样的疾病，在1942年11月3日，死于台湾的战俘营。
我回国后，见到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父母问起他们的儿子在军队里表现怎么样，是怎么死的。
我很难回答。
跟他们的父母的充满感情的会面，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我永远无法忘记。
我们每天像僵尸一样进行长途跋涉。
我们从早上6：30，走到晚上8点，有的时候甚至要到9点。
我们被命令一刻不停地行走，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获得几分钟的休息：日本看守换班或者被日军强迫我们观看他们施暴。
日本看守换班很勤，每隔三四英里他们就换班一次。
看守总是新面孔，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我们不知道这帮刚还上来的家伙脾性如何，他们想要我们做哪些事情，不想要我们做哪些事情，我们总是小心翼翼。
这帮新换上来得家伙总是想给他们的战友，特别是他们的军官留下好印象，总要抓住机会，惩罚战俘。
这帮家伙养精蓄锐，体力充沛，因此走路要比我们快多了。
因此我们害怕换班，换班之后就要加倍小心，千万不能走到队伍外面。
由于路况糟糕，身体疲乏，缺少食物和饮水，加上战败者的心态，我们每小时只能走1英里，最多2英里。
日本看守不断地呵斥我们，抽打我们，我们慢得像蜗牛在路上爬。
我在想，我们要到哪里？如果他们要我们死，把我们在路边就地枪决和押送到一个地方处死，有什么不同？如果他们告诉我们目的地在哪里，会让我们感觉轻松一些。
如果日本人告诉我们只要走完70英里，我们就可以到战俘营，就可以休息了，或者为他们工作。
这样要比漫无目的地走着，好得多。
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渴得快要失去意识。
如果再不给我们水喝，我们很快就会脱水而死。
就在这时，日本人告诉我们，他们计划在我们到达巴朗牙城区之后让我们吃饭，巴朗牙离我们被俘的地方大约35英里。
在正常条件下，一直休息充分、训练有素、给养充足的军队只要19小时就可走完这段距离。
可是我们这些战俘根本不具备行军的条件，我们疲惫不堪，体力透支，需要长时间的休息，需要接受治疗。
火辣辣的太阳一直悬在我们的头顶，似乎要榨干我们剩余的精力。
我们用了4天时间，总算进入了巴朗牙城区。
菲律宾平民们站在道路的两旁，扔给我们各种各样的食物：米糕、还有动物油脂的甜蛋糕、小块的炸鸡、小段的甘蔗。
甘蔗比其他食物要好，撕开表皮之后，咀嚼果肉，我们会获得必要的水分和糖分，既解渴，又增加了营养。
菲律宾平民雪中送炭，让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