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饿了四天之后，我们第一次获得了食物，尽管食物的数量很小。
日本看守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幸运，因为他们给我们供应了如此多的食物和茶水。
我们刚领完自己的定量，日本人就把我们赶上离开巴朗牙的大路。
日本看守不停地嘲笑我们，他们咧开嘴大笑，频频点头，他们很满足，因为从我们身上获得了足够的优越感。
我们排好队向北进发，行军继续，但是终点在哪，我们仍然不知道。
很多个夜晚，日本兵让我们的队伍停下来，命令我们露宿在坚硬、肮脏、冰冷的石头路上，公路上丢满了战俘的个人物品。
很多战俘就地排便。
在巴朗牙领教了仓库之夜的痛苦，我宁愿睡在外面。
不过看守们似乎不想让我们获得片刻的安宁，他们时不时地在我的耳边咆哮，甚至会踢我，用刺刀戳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睡在空气流通的地方。
巴丹死亡行军的前四天，我们不仅要忍受看守们的虐待，还得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持续的精神紧张，让我心力交瘁。
缺少食物和饮水加重了这种精神压力。
我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寂寞带来的痛苦让我夜不能寐。
我记得十岁的时候，去参加夏令营。
离家的第一个夜晚，我在哭泣中入睡，因为我感到孤单，我没有在家的安全感。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长大，身处离家1万英里的异国他乡，儿时的孤独感卷土重来。
在巴丹死亡行军漫长的路途上，持续的孤独让我自然地想起了那些和劳拉在一起的快乐的日子。
四天宛如隔世，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这只是一个噩梦；不是真的。
当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想象劳拉在我的身边安慰我，告诉我一切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我的家人也给我希望，我的战友们彼此照顾，我所爱的人给我温暖和我需要的理解。
一路上，谣言纷起，不过很好。
这些谣言在我们嘴里传来传去，给我们生的希望。
要到巴朗牙的时候，有人说：等我们到了，日本人就会用船把我们送到马尼拉，与日本战俘进行交换。
我们很快就能回家了。
还有人说：等我们到了下一个集镇，日本人就会给我们吃的。
尽管事实往往于这些谣言相反，在巴丹死亡行军的12天里，我们还是愿意生活在这些美好的谣言当中。
第五天，我目睹了整个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最惨无人道的罪行，当然还有一些暴行也可与之相提并论。
日本兵让我们的队列暂时停下，等待后面的队伍赶上来。
等后面的队伍赶上我们的时候，日本人命令我们站起来继续前进，就在这时一个疟疾非常严重的兄弟，发着高烧，人都烧糊涂了，想站起来，但是站不起来。
日本兵走到他身边，用枪托砸他的头，把他打倒在地。
日本兵叫来身边的两个战俘，让他们在路边挖坑，他准备把这个生病的兄弟活埋。
这两个战俘开始挖坑，等坑挖到一英尺深的时候，日本兵命令他们停手，把生病的兄弟抬到坑里，把他活埋了。
这两个战俘摇着头，说他们不能那样做。
日本兵没有发出任何警告，举枪就把两个挖坑的战俘当中的大块头打死了。
他又从我们的队列里拉出两个战俘，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把大块头也埋了。
日本兵在路边划了一个十字，意思是把被他打死的那个战俘埋在那里。
这两个战俘又挖了第二个坑，他们把生病的战俘和死去的战俘分别放在坑里，然后往他们身上铲土。
生病的战俘还没有死，土扔到他身上的时候，他凄厉地叫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