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睹了这场对手无寸铁的无辜者的屠杀。
我悄悄转过头去，用手捂住脸，避免让日本兵看到我呕吐。
这样的暴行让我永生难忘，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
我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活着就是等着被屠杀吗？今天轮不到我，那么明天，后天，大后天呢？对于这样的暴行，我还能忍受多久？我的决心再次受到了挑战。
我偷偷地抹去泪水和呕吐的污物，正视路的前方，我在寻找下一个路标。
我必须有一个目标；我必须向前走。
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只有两种，要么让生活顺应信仰，要么改变信仰来适应生活。
选择了正确的行为方式，我们就能获得满足。
不过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我发现如果我要活下去，我必须两者兼顾。
因此我不断修改自己的信仰，以顺应日本看守的命令，同时我又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坚持我的信仰。
举个例子，如果日本看守强迫我去活埋一个战俘，我会很快地意识到，这与我的信仰不符，但为了活命我不得不照做。
如果我坚持我的信仰，拒绝活埋依旧在呼吸的战俘，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有更多的战俘要来埋我了，如果还有人拒绝，就会有更多的战俘被埋葬。
在我调整信仰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要活下来以后帮助别人。
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一个人不能及时地调整他的生活宗旨，很可能活不下去。
我很难理解日本士兵的行为。
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很好，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
我想这些军官们肯定知道日本的军事法规当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文。
1904年2月日本颁布的第22条军规的第1节第2条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
侵占菲律宾的日军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执行天皇亲手颁布的敕令。
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告诫我们：你们比狗都低贱！我们想什么时候喂你们，就什么时候喂你们；我们让你们休息，你们才可以休息；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
天皇颁布的善待战俘的军规从来没有执行过，在巴丹死亡行军的时候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战俘营里也没有执行，在任何一个工作队里也没有执行。
显然，这只是一条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没有必要认真对待——日本人制定这条规定，只是为了让世界各国觉得日本军队是人道的军队。
日本士兵的行为方式恰恰与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定相反，他们更乐意看到战俘被折磨，这让他们觉得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满足他们的民族优越感。
目击了处决式的葬礼之后，我的求生意识更加强烈。
目睹屠杀暴行时，我处于绝望的顶峰，可是我发现我可以克服这种绝望。
我在想，如果日本兵逼迫我执行诸如此类的暴行，为了活下去，我该如何应对。
首先，我要意志坚强，做该做的事情。
其次，我要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这样我才能做日本人命令我去做的任何事情。
第三，我要变得机灵起来，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比如说，什么时候该走得快一点，什么时候该成为另一队的成员。
我发誓今后走路要昂首挺胸。
这个姿势会让我觉得精神一些，日本看守很少欺负看起来健康的战俘以及具有自我控制能力的战俘。
我们走了好些天，有的时候夜间也赶路。
日本兵只给我们提供过两次食物和水，每次都很少。
从卢保出发的4到5英里的行军极其残酷。
日本看守时不时地命令我们奔跑，他们的咆哮次数更多，声音更大。
几分钟之内，有不同的看守，殴打、推搡，甚至用刺刀戳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