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自愿参加送水小分队的人都是经过日本看守挑选的最健康强壮的战俘。
在小分队离开集中营区前往池塘提水的整个过程中，只有一个日本看守押解。
我知道只有在这个小分队工作，才有机会逃跑。
我从没想过要去哪里，也没有考虑过一个人身陷密林中是多么可怕；我不懂当地的语言，对集中营附近的地形也不熟悉，但是，我已经看够了严刑拷打，看够了死亡和那些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继续待在奥唐奈集中营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
由于缺少食物、水和医疗照顾，我患上了疟疾，而由于疟疾引发的高烧使我每天的体温都达到华氏102度，我觉得痢疾把我的肠壁绞透了。
我觉得自己能活着走出集中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了。
如果我打算逃跑的话，就得尽快行动了。
从几个俘虏军官口中，我打听到了一个消息，日本人正计划，为所有的战俘分配编号。
这个制度是这样的：无论是在营地里还是工作小分队里，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编号，在早上或晚上的点名中如果有人没有应答，看守们将会处死他编号前面的五个人和编号后面的五个人。
最终我们不得不像看门狗一样互相监视着。
一天夜晚，我像往常一样，正要躺在厕所旁的那个污垢不堪的地方睡觉，猛然感觉自己身上疟疾的症状似乎消失了，这是个好的预兆。
尽管在行军中我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被布隆格和奇戈伊传染了疟疾，另一次是被日本陆军军官的武士刀刺伤了肩膀，缝了几针。
此时，我感觉到血液中那股重生的力量在蠢蠢欲动。
当我发觉我将要重新获得生命的时候，这种感觉真的棒极了。
我下定决心不能像其他伙伴那样凄凉地死去，也不愿意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继续忍受着精神上永无止境的折磨。
既然我已经迈出了这一步，就不会再放弃，不允许自己再为死亡的种种预兆而惶惶不安，我要顽强不屈地活下去。
我告诉自己一定会成功。
天还没亮，我就被踢醒了，一把刺刀在我的胸口戳来戳去。
日本看守们在用日语对我喊了几声之后，开始狂笑不止。
我起来后，看见一些同伴们蹒跚地走出棚屋去上厕所。
也许这就是刚才那些看守想要对我说的话——像这样滚出去。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或许早已结束了在厕所旁边过着呼吸污秽气息的日子了。
我起床后四处张望了一下，我很害怕看到在棚屋的角落里堆积得像柴火一样的尸体——这些战友都是在昨天夜里死去的。
这些尸体被放在很显眼的位置，这样负责埋葬的人就可以尽快将他们埋葬。
我别过脸去，不去看那些被拖出去准备埋葬的尸体，——他们灰暗的脸色和凹陷的双眼似乎在祈求帮助。
不知道是哪一个同伴没能熬过昨夜，只要想到这些，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
他们都是我的伙伴，他们的家人都在等着他们回家。
为什么是他们？为什么我不能拯救自己，逃离这悲惨的命运？！刚到集中营的那几天是十分混乱的，我发现我的几个好朋友布隆格、奇戈伊和卢·布里坦不见了。
到了第四天，集中营里只剩下4000名战俘，不过每个小时还会有300个战俘进来。
我慢慢地把自己拉回现实，边走边扫视周围所有的人，希望能发现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在搜寻了集中营的每一个角落之后，我停在一个伙伴面前，问他有没有看见布隆格和奇戈伊，他说没有看见，不过看到布里坦在普通病房里。
我很快走到普通病房，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布里坦，他无精打采地抓着衣服，目光茫然，他的思想似乎已经飞到九霄云外。
当我看见他的刹那，我就立刻意识到只有把他带出病房，他才能活下去。
在日本看守进来的时候，我看见那些憔悴的只剩下半条命的人们互相搀扶着站立起来向他们行军礼，虽然布里坦只是一个能够自己起来立正的躯壳，但我能感觉到他可以继续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