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
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
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
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
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
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
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
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
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
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
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
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
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
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
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
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
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
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
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
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
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
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
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
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
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
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
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
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
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