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脑子快速运转，我必须迅速计划好该怎样应付马上就要面对的讯问。
我希望卡车不要那么快地停下来，路上的时间对于我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极其宝贵。
我开始回想过去这几个月的一些经历。
我凝望着路边的稻田，突然灵光一现。
我们在林加延湾作战的时候，莫林中尉的车组在战斗中失踪。
他们车组有4个人，我有绝对地把握让日本人相信，我是坦克的4个乘员之一。
据兄弟部队说，他的那辆坦克后来在当地的小山脚下找到，经过激烈战斗的坦克已经报废了，不过车上只有两个人的尸体，另外两个人不见了。
因为林加延很快陷落，所以我们也没有见到逃离的两个人，他们很可能被俘了，也可能进入了丛林。
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日本人的战果统计绝对不会细到确认坦克上的两名美国士兵的身份。
我就说自己是两个没有被俘的坦克乘员之一，与队伍失散后，回不了部队，只得不断躲避在菲律宾的村庄和村庄附近的丛林里。
不过我得编出一大长串辗转躲避的菲律宾地名。
这难不倒我，我清楚地记得很多战前观光过的村庄名称；我们坦克部队一路打一路撤，加上经常充当战场救火队，我能清楚地记得在哪些地方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哪些地方我们遭遇重大损失，尤其是在哪些地方，我们的战友离开了我们。
我相信只要我不说哈依，日本人绝对不会发现我是游击队员。
我们沿着那条被大雨严重损坏的公路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
路况相当差，路上布满了弹坑和碎石，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估计时速只有15英里/小时。
有一次卡车停了下来，原来大风将路边的一颗大树的一个大枝吹断，拦在路上。
日本兵不得不下车，把这个大枝杈移走。
到了上午10点钟，卡车在一个乡村学校前面停了下来。
我意识到，这肯定是这一个地区的日本人的侦缉部队的据点。
审问即将到来。
卡车停了下来，日本人把我赶进主楼，来到了一个很长的大厅里，很显然日军指挥官的办公室就在大厅附近。
刚一进来，他们就要求我立正。
接着，一个日本兵对我进行怒斥，那个时候我还听不懂日语，估计是要我乖乖地听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除了感觉到他的粗暴蛮横，我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只是低头思考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不一会，一个年轻的日本军官走了进来。
他的制服干净的出奇；鞋也擦的锃亮。
身上带着一把装饰华丽的武士刀，一看就知道这只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是实战用的。
我猜他很可能是日本皇族成员，只见他趾高气昂地向我走来，右手紧紧地握着刀把，他似乎很为这把刀感到自豪。
他在我面前立住，用流利的英语对我说：我负责为指挥官翻译。
我警告你，最好诚实一点，如实回答指挥官问你的问题，如果你胆敢耍半点花招，有你好果子吃！他一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很可能出生高贵。
他说话的语气不像一般的日本军官那样声嘶力竭，声音不是很大，但是语调中分明透着一股威严。
我非常清楚这些话的分量，在死亡行军路途当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我多次领教了日本人对付战俘的手段。
不管我说不说，日本人都不会对我客气。
不一会，日本兵把我推进了指挥官的办公室。
与我想象的指挥官的形象差不多，我的面前站着一个矮冬瓜，这个满脸横肉的家伙至多只有5英尺10英寸那么高，却至少有250磅重。
他微笑着看着我，精心修剪过的仁丹胡子一动一动的。
他尽量表现得和蔼可亲，和声细语地对着翻译官，叽叽咕咕说了一通。
翻译官告诉我：长官问你，那些和你呆在一起的家伙，现在躲在哪里？他问得很平实，没有尖叫，也没有手舞足蹈。
我假装着迷惑不解的样子摇摇头。
翻译官又问我：我们从飞机上投下来很多劝降书，你见到过没有？只要你把它交出来，就可以获得自由？我明白他说的是什么东西，这玩意就是那些印着放荡的女人的小纸片，在奥唐奈集中营有很多兄弟就因为身上带着这些小纸片，被日本人枪毙了。
原因很简单，日本人认为，他们没有珍惜投降的机会。
我当时身上也有一张，好在自己反应快，偷偷放在嘴里，嚼烂了吞下去，要不然我也不会活到现在。
我告诉他们：报告长官，我没有见过劝降书。
我在林加延作战期间，与部队走散了。
如果我见到了劝降书，我一定会慎重考虑，认真使用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