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门，我就看见一个美国人四肢张开呈大字型，被五花大绑在一块大木板上。
一个日本兵捏着他的鼻子，让他的头昂起来，另一个日本兵端着一个茶壶，不断地往他的嘴里灌水。
那位兄弟不停地咳嗽，不断地呕出水来。
日本人想让他体会溺水的感觉，因为这么灌水，很多水会进入肺部。
每隔几秒钟，当他呕吐得厉害的时候，一个日本军官就会靠近他，问他问题。
如果他没有立即回答，这个军官就命令那两个士兵继续灌水。
这种中世纪的酷刑我只是在历史书上看过，想不到日本人竟用这种非人道的刑罚折磨战俘，现在已经是20世纪。
我的上帝！我的确被吓唬住了，这就是很快我要承受的吗？我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开始冒出冷汗，寒毛都竖了起来。
我感觉到我的内心在颤抖，身体里所有的器官都在本能地拒绝这种酷刑。
我的脸开始发烫，眼睛也越睁越大，我不断地问自己：我该怎么办？日本人没让我等太长时间，他们让我坐在地上，一开始两三个日本兵走到我身边，不断地在叽里呱啦地问我问题。
他们故意地，这些凶神的作用是震慑我的心理。
不久，那个翻译官走了过来，俯身在我耳边，用英语重复着那些问题：你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吗？其他美国人都藏在哪儿？是谁给你们提供枪支弹药？谁给你们提供食物？告诉我。
告诉我，你就能活下来。
我真的被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不知道他们给我准备了什么样的酷刑。
自从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见识了日本人的手段之后，我的想象力就开始像野草一样疯长。
日本人无所不用其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曾经见识过的那些酷刑不断地在我眼前重现。
我不断地在想，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像处决喝牛洗澡的水塘里的水的兄弟一样，枪毙我；或者像处决在路边排泄粪便的兄弟那样，用军刀砍掉我的脑袋；或者像他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干的那样，把他们绑在树桩上，当作练习刺杀的活靶子。
要是这样，反而好，落得个痛快，省得皮肉受苦。
我紧张万分，脱口而出：按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只有给你们提供姓名，军阶和入伍编号的义务，先生。
突然，那个翻译官大笑起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大笑起来。
翻译官告诉我，日本没有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因此，他们没有必要遵守公约上那些优待战俘的条例。
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回答救了我的命。
因为，奥唐奈集中营的日军指挥官也对我们宣称，日本没有必要遵守《日内瓦公约》关于优待俘虏的规定。
日本人听我如此回答，确定我没有被日军俘虏过，要不然也不会在巨大的精神压力下，说出如此让日本人感觉是小儿科的话。
我的回答出自本能，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看来日军上下普遍没有优待俘虏的观念，也根本不顾及国际战争法的约束力。
那些日本人因为我说的这些话，又笑了几分钟。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正在受着酷刑的美国人求饶了：求求你们，停下来吧。
我说，我说！停下来吧，停下来！那个翻译跪在他面前，记下了他说的话。
接着，他毫不犹疑地掏出左轮手枪对着那个美国人的头部就是一枪。
原来日本人在说谎，这就是坦白从宽的下场，——不管承认不承认自己是游击队员，都要死。
我的上帝！日本人为什么要逼着我看这可怕的一幕。
（这是怎样的一种死法啊！受尽摧残，却难逃一死，日本人丝毫不把战俘当人看。
）我立即做出决定，决定以命相搏，就是不说。
我觉得不说，还有一线生机，日本人刚才对我已经多少打消了一点疑虑。
我会坚定地维护自己作为军人的荣誉，坚决不出卖自己的弟兄。
我将再次提醒日军官兵，他们应该遵守《日内瓦公约》。
我会告诉他们，根据《日内瓦公约》，我只有提供我的姓名、军阶和编号的义务。
他们还要逼问，我就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是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
每一个优秀的士兵都应该绝对服从上级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