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到了奥唐奈集中营，一些高级军官又想方设法地试图让日本看守知道他们的身份，他们想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获得一些好处，比如说，不用参加劳动队干活，从日军那里弄到一些额外的食物。
很多军官卖力地为日本人工作，充当日本人在战俘里的密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军官都像这样做，但不管是在菲律宾，还是日本，在我的身边都不乏这种自私自利、丧失廉耻和道义的败类。
这种自私的做法，在战俘当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降低了战俘之间的信任感。
在回到奥唐奈的第三天，我开始感觉好点儿了，但我明白，要想活下来，就一定还要离开这儿。
在这个集中营里，我每时每刻都能闻到死亡的气息。
集中营仍然缺粮缺水，我每天排几小时的队，才能在营区角落的水龙头里一滴一滴的接到少量的水。
排队接水的队伍长得令人窒息。
有人在等待的时候轰然倒下，死亡有时候来得水滴下落的速度要快得多。
这个时候，军医手里本就少得可怜的药品已经用光了。
日本人根本不管战俘生了什么病，他们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更谈不上外科手术的医疗器械。
我们的医生们只能做一些简单地诊断、护理工作，这种工作更多的作用是心理安慰。
随着战俘们变得越来越虚弱，日本看守却变本加厉，越来越专横跋扈，越来越凶残，因为越来越多的猎物失去了保护自己的能力，看守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猎杀。
我去找了托马斯·休利特医生，想弄些药来医治我的两个拇指，它们是伸展架的主要受害者，伤得不轻。
另外，我还想找些药来缓解睾丸的疼痛，但休利特医生告诉我，他提供不了任何帮助，他对我的伤无能为力，因为没有药品。
休利特医生说：你这些伤会好的，不用担心。
你要尽量到一些通风的地方去，避免被痢疾、疟疾和肺炎患者传染。
现在兄弟们的情况很糟糕，如果日本人再不提供治疗这三种疾病的药品，我估计绝大多数兄弟活不到今年复活节。
再往后拖，情况只会更糟。
休利特医生是个大好人，是很多战俘的大恩人，包括我在内。
他大约5英尺7英寸高，大约135磅重。
他从小在肯塔基、伊利诺斯两州的交界地区生活，可能在肯塔基的时间更长一些，因为他说话时，肯塔基腔调很明显，慢吞吞的，一字一顿，显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
他是一个传统的南方绅士，发型很精神，装扮总是很整洁。
我很幸运，自此之后，一直与他朝夕相处，无论是在菲律宾、日本的战俘营里，还是在去往日本的地狱航船上。
他一直是我们的军医，拯救了无数战俘的生命。
在日本大牟田17号战俘营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是所有兄弟的生命守护者，为此，在回国后他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嘉奖。
我们战俘营的所有活着回国的兄弟，对他都很尊重。
单单在17号战俘营，就有数百号兄弟，也包括我，因为他的神奇的心理治疗能力而得救。
他在逆境当中，坚持救死扶伤，有些时候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
他对我们这些战俘的关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关怀。
他的所作所为集中体现了一个医疗工作者的崇高精神。
他不仅医术高超，而且胆识过人，他多次和集中营的日本指挥官和普通看守展开谈判，为战俘争取医药和休息时间。
这个伟大的人，在1991年逝世，几乎所有的17号战俘营当中还活着的战俘都前往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