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意识到，我必须尽快融入集体，彼此相互关照，好过一个人孤军奋战。
没过多久，我就找到了7个比较谈得来的人。
每天晚上，我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谈故乡，谈谈自己的妻子和恋人，讨论着我们的前景以及当天发生的疯狂的事情，我们总想获得更多的食物。
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精神很放松，日本看守也并不怎么干涉，我们说话尽量低沉、缓慢，注意控制情绪，我们不能让日本看守生疑，以为我们在密谋反抗，或者议论他们。
我们谨慎地选择每一个词，日本兵非常敏感，如果让他觉得我们在取笑他，他会毫不犹豫地给我们一枪托。
每次话题转到家庭或是爱人，我似乎都会说到劳拉。
我不止一次地对他们说，我们在一起有多快乐，我们喜欢做什么，喜欢谈些什么，彼此之间是如何的心心相印。
每次，在这种对家乡的回忆持续了数个小时后，我都会躺在床铺上，想象我的未来，日本人会让我活着回家吗？每天一早，日本人就把我们从教室里赶了出来，让我们拆毁所有废弃的美国坦克、卡车和别的重型车辆、大型设备。
第一次看到一些我们自己在被俘前破坏了的卡车和坦克时，大家的心都很沉重。
想想看，我说，我们把它们炸掉，真是白费力气。
日本人根本没打算用这些设备当交通工具，日本人只想要能用来造炸弹的金属。
日本人挑了我，把我训练成了一个喷枪操作员，切割在巴丹找到的所有钢材。
这些钢材会被运回日本，重新回炉，变成枪炮子弹、飞机大炮。
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休息时间被剥夺殆尽，早上和下午各有五分钟的休息时间。
废旧金属回收是重体力活。
我们大多数人都身患疟疾，还在忍受着痢疾后遗症的折磨，实在吃不消日复一日的巨大消耗。
我们既虚弱又营养不良，所有人都没有达到标准体重。
第五天，我们请求看守允许我们去猎捕一些游荡在这个地区的野生水牛，它们的肉能让我们更强壮，也能应付更多的工作。
日本指挥官很高兴，立即同意了。
他挑了我和另外两个人去猎捕水牛。
他命令我们杀掉两头水牛带回来，会分给我们一些。
只要我们狩猎成功，就会得到熟牛肉作为回报。
这会是怎样的一种待遇啊！有两个看守和我们一起参与这次狩猎。
他们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告诉我们，只要发现可以猎杀的动物，就可以得到子弹。
我们离开奥唐奈集中营之前，日本人给我们编了号，如果我们有人逃跑，上数和下数5个号码的人，都要被处死。
下午2点，我们坐上卡车出发了。
与我同行的伙伴，还有日本兵都很兴奋，两个日本兵和我们并排坐在后车厢里，没有对我们吹胡子瞪眼。
巴尔扎克说得没错，魔鬼开心时也很善良。
我没有想到逃跑，我想其他两个人也没有想要逃跑吧。
卡车穿过了几个小村庄，不紧不慢地行驶在巴丹的乡间，我们睁大了眼睛，搜索了道路两旁的林地，密切注意着时刻可能出现的野生水牛。
我们在离营区五英里远的地方发现了三四头水牛。
大家迅速下车，日本兵发给我们子弹，指着两头大的，命令我们开火。
我们向前走了大约100码，走到了一片开阔地，水牛并不怕人。
它们不知道大祸临头，仍然在悠闲地吃着草，心满意足地昂着头咀嚼嫩草。
我给把子弹压进弹仓，小心翼翼地瞄准了一头水牛，连开三枪，它应声倒下，另外两个兄弟也击倒了另一头大的。
另外两头小水牛给吓跑了。
我们小心翼翼地往前挪动脚步，四下张望，谁都知道这种巨大的动物死前反击的力量。
小心驶得万年船，没有必要冒不必要的风险。
日本兵示意我们向前，显然他们不想触这个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