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到离两头倒下的动物一百码的时候，突然从树丛后面冲出来一头巨牛，这家伙比华尔街上的纽约大飙牛还大，它瞪着铜铃大的血红眼睛，粗壮的锋利的牛角像两把尖刀。
它没有发出任何警告，转眼之间，就冲到了离我们50英尺的地方。
日本兵吓傻了，开始用日语大叫起来，另外两个美国人也开始大叫：打死它！打死它！日本兵随即学着美国人的腔调大喊：kill！kill！。
说来迟那时快，我把步枪抵在肩头，瞄准目标，开了两枪，也有可能是三四枪，这头野兽倒在了离我不到20英尺的地方。
此后，我再没有想过杀了第三头水牛这件事。
毕竟，当时它正冲向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而且，是那些日本看守命令我们将它杀死的。
所以，我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捕猎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剥下牛皮，把牛肉切成块，以便搬上卡车。
屠宰和切割完毕之后，来自肯塔基的瘦高个弗兰克说道：让我把脑子和舌头也弄出来吧，这在我们那儿可是美味。
（我看着他把水牛的脑子和舌头弄了出来，感觉相当恶心，直到今天，我再也没碰过任何动物的脑子和舌头了。
）由于没有合适的工具，加上我们三个人体力不支，花了好几个小时才完成了这些工作。
我感觉自己体力透支，可是一想到晚上能吃上牛肉，浑身都是干劲，装车的时候，似乎就有了无穷的力量。
我们决定带上猎杀的全部三只水牛。
把一头死了的动物留在野地里没有任何意义，特别是在这么多的人都十分饥饿的状态下。
装完这些动物，我们就驶回了营地。
我们卸下了牛肉，把它们全部交给日本人分配。
很显然，日本人会拿走大部分的牛肉，而且把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
我们根本不指望他们会给我们多少好肉，只要能让我们多少吃到一些，尝个鲜，开个荤就行了。
兄弟们把我们三个人当作英雄，热烈欢迎。
自从宰杀了第26骑兵连的最后一匹马后，兄弟们在这三个月里还没吃过一点儿肉（也许我除外）。
虽然大家都认为，马肉没有牛肉好吃，要粗糙多了，可是想到能吃上肉，大家还是很开心。
大约下午五点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们三个猎人安置在那校舍里休息，这时一个人跑进来说日本人命令我马上去指挥部。
我没有想到杀死第三头水牛，把肉带回来有什么不妥。
毕竟我是按照日本兵的命令做的，当时它正发了疯地向我们猛冲，如果不开枪把它们打死，难保我们当中会有谁被它捅上几个透明窟窿。
我没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我走进指挥官的办公室，紧张地站在那儿。
屋子里有五个人，其中一个是指挥官，另外几个都是日本兵。
这些家伙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突然，那个指挥官开始用日语冲着我吼，我听不懂他说什么，只能学着日本兵被长官训话时的样子，低着头，一口一个哈依（日语：是的）。
指挥官很愤怒，几分钟内又大叫了四五声，一次比一次声音大。
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着哈依。
我吓得冷汗直冒，我根本不知道我错在哪里，心想：他在说什么，为什么要刁难我，我做过什么错事吗？。
突然指挥官给了我一个大嘴巴，打得我眼冒金星，牙齿都松动了。
指挥官手一挥，四个看守一拥而上，用枪托猛击我的头部和颈部。
我越来越紧张，不知道哪里错了，我实在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又没人给翻译，我仍然垂手而立，不停地说着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