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施展出多次应付毒打的伎俩，模仿出遭到重击的痛苦。
但我知道，我不能倒下，巴丹死亡行军过程中，日本兵杀害了太多倒下的人，他们就是喜欢欺负虚弱的人。
我知道我处于一场毫无还手之力的搏斗中，我所能做的就是在地上打滚，趁势卸去日本兵的一些劲道。
在我又说了几声哈依之后，一个看守扯下了他制服上的皮带。
这种皮带有大约35英寸长，上面还带着4英寸长，2英寸宽，至少八分之一英寸厚的金属锁扣。
我回答一次哈依，就感觉到它击打在我的脸上、脖子上和鼻子上的剧烈疼痛。
这种痛楚难以形容，反正他们往死里打我。
毒打使我快要失禁，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不能拉在指挥官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抱着肚子，竭力控制自己排便的需要。
我的思维在快速的运转，试图弄明白，究竟是因为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但我根本弄不明白，同去的战俘一共有三个人，我做的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可为什么只有我受到惩罚呢？在脸上挨了第二次重击之后，我的鼻子破了，血也从鼻子和颧骨中流出来，这种击打持续了似乎一个小时或更多的时间。
我试图理顺思绪，可是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指挥官想问我什么？我应该怎样回答才能让他满意!我真糊涂了。
然后，只是一瞬间，我开始醒悟了：我不能再说哈依了。
他可能问的这样的问题：那么你认为自己比我们更优秀吗？而我的回答却是：是的，先生。
他们也可能是在问：你认为我们是愚蠢的人吗？而我的回答还是：是的，先生。
当然只能招致更多的毒打。
如果继续受到这种待遇，我的脸部、颈部和背部，受到枪托的持续重击，我肯定活不了。
因此，在又一轮拳打脚踢开始时，我决定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不去试图回答他们的讯问，或许这样那些看守会停止这种惩罚吧。
毒打又持续了15分钟，暂时停止了，我挣扎着站了起来。
他们总算停手了，指挥官也不冲我大喊大叫了，办公室忽然变得非常安静。
我坚持站着，慢慢地调整呼吸，稍微放松了一点，我想，把我打到现在也该满意了吧。
我唯一要做的事情，是让自己站着，千万不能倒下去，因为倒下可能是致命的，日本人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以及在奥唐奈集中营里虐杀倒下去的战俘的场面，我已经见过多次。
我在巴丹死亡行军当中获得的这一经验是宝贵的，假如一个人能坚持走下去，他还有机会生存下来，但如果他倒下了，日本人就会打他，踢他，把他杀掉。
因为有这些记忆萦绕在脑海中，我不得不尽人类所能尽的最大努力挺直的站在那儿。
就在我以为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的时候，更多的看守走进了办公室。
他们把我推到了外面，命令我跪在一节竹竿上，然后把另一节竹竿放在我的膝盖弯里。
我很快明白，他们要对我上夹棍。
果然，两个看守站在了竹竿的两端。
我的小腿传来剧痛，下面的细竹竿，顿时裂开了，锋利的竹刃，划开了我的皮肉。
他们还嫌不够，一个看守拿来了一个从美军6 x 6卡车上拆下来的轮子，命令我把它举过头顶并一直保持这个姿势。
过了几分钟，我的胳膊越来越疲劳，轮子的高度不断下降，看守一看到这种情景就又开始打我。
突然有一个看守，蹲下来，用英语对我轻声说：再坚持五分钟，你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床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