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要撑满这5分钟，我在心里默默地吟唱一首短歌，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1，2，3，4，你是为谁而生；5，6，7，8，别把自己当回事；9，10，11，12，在架子上你可以找到它……我用这种方式苦苦支撑，减轻痛楚，盼望着时间赶快满5分钟，在时间未到之前，我不能趴下。
我想活，我不想死，我不想让日本人有一点不满意再打我一顿，但是我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
我一定要撑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回家。
保持着这种难受的姿势，我的思绪仿佛每分钟都会飞驰一英里，我好像回到了美国，回到芝加哥。
果然，这300秒结束之后，那个看守把我踢倒在地，我顺势丢下了那个轮子，静静地躺在了地上，等待着下一个惩罚的来临。
但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把我孤零零的扔在了黑暗的雨林中。
几分钟内，我的三个朋友来把我抬到了校舍的床铺上。
一个人前后弯曲着我的小腿，试图恢复我肢体的血液循环。
另一个人擦去我脸上的血污，用凉水清洗我的眼睛、鼻子和嘴。
第三个兄弟帮我清洗了脖子和后背，撕下自己的衬衫，帮我包扎那些步枪枪托和皮带锁扣留下的伤口。
是我的朋友们，把我的命捡了回来。
我的头一挨上床铺就很快的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的很早，我发誓再也不让日本人因为我不懂得他们的语言而打我。
因为还要点名，我小心翼翼的起了床，在叫到我的号码时回答哈依，然后爬回自己的床铺，再休息和祈祷几分钟。
在我感觉到好了点儿之后，我的朋友们来告诉了我受到惩罚的原因。
似乎是因为指挥官只想杀死两头水牛，所以他问是谁杀死了第三头，与我同去的日本兵人告诉他是64号，那是我的号码。
确实是我杀死了第三头水牛，但是日本兵命令我开枪的。
那些日本兵出卖了我，没有告诉指挥官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后来等我慢慢了解了日本人的文化传统，我才知道，日本人回答问题的时候，只回答问题本身，绝不会涉及问题之外的东西。
也就是说，当指挥官问日本兵：是谁杀死了第三头水牛的？日本兵只会回答：是64号。
就这样完了。
指挥官没有要求下属做进一步解释，他没有问，为什么要杀第三头，日本兵就不会做进一步解释。
换了美国人会说：报告长官，是64号，当时那头牛正向我们冲过来。
过了几天，我碰到了那个曾在我耳边低语只剩下五分钟的日本看守。
我向他鞠躬，并用英语说：谢谢你，救了我！你能帮我学日语吗？我想理解你们的语言，学会说你们的语言。
他很高兴，用英语微笑着对我说：你们都很勇敢，是好样的。
别担心，我教你。
于是我从工具棚里拿出一支镐，举给他看，然后说：这个日语里叫什么呢？他慢慢地发出了一个词的音：truabosh。
我的一个崭新的学习阶段开始了。
在几天的时间里，我已经学会了十件我们正在使用的设备的日语名字。
每次日本兵命令我去拿一把常用工具，像一把铲子，一把镐或是锤子的时候，我都可以直接对他们的日语命令作出反应。
日本兵感觉不错，因为他们再也不需要像往常那样，费劲地手舞足蹈，连比带划，大喊大叫，让我们去拿一件工具。
我的朋友们很奇怪：ten-spot，你真行啊！怎么能这么快学会这门语言呢？很简单，我说，被日本人狠揍十次，你也能学会。
我要学这门语言，是因为有不懂日语而在指挥官办公室遭到殴打的经历。
通过学日语，我帮助了自己和朋友摆脱了由于不能对看守的命令立刻做出反应而受到的暴虐殴打。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尽管我还是半调子日语，甚至犯了很多语法错误，但是我再也没有因为听不懂看守的话，而受到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