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这样开始了我的日语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的确干得不赖。
我下定了决心要学会日语，而且我也确实做到了，我要在梦魇般的地狱中生存下来，我也做到了。
我那时相信，现在也仍然确信——只要能尽我所能，我可以做成任何事情，如果我真的想要做成的话。
我已经靠着这种积极态度走了这么远，也一定会凭着它走完剩下的旅程。
我们的工作程序并不复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小块的废铁收集起来，大块的废铁切割下来，再装车运到马尼拉。
小队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开卡车，只有少数人懂得焊接和切割的技术。
因此，日本人就选了一部分人，其中也包括我，跟着那些会使喷枪的人学习切割技术。
其余的人成为了卡车司机和装卸工。
日本人没有一个懂得切割技术，所以我们就是把工作效率放得很低，日本人也看不出来。
我们会故意破坏一些整块的金属，让它不能被日本人直接利用。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既缓慢，又缺乏准确性。
除了把工作速度放慢些，作为战俘的我们已经不可能为美国的战争出什么力。
不过有些兄弟还是想出了办法：推着独轮车往码头上卸货时，故意装作体力不支，故意弄歪车子，把车子上所有废金属倒入大海，一天当中，偶尔倒上那么几次。
日本看守很光火，他们冲着我们大叫，用巴掌、拳头，还有枪托教训犯错的兄弟。
每当这时，推独轮车的人就会轻轻地哼唱起星条旗永不落（美国国歌）。
我们只要听到这个调子，都会加入进来一起哼。
这也是对日本人的一种抗议和报复。
就这样，我们每天挽救回来的金属都会有一些注定要归于大海，不会流到日本人手里。
看押我们的日本小队的官兵，仅仅在几个月前，还如狼似虎，现在却成伤病缠身。
疟疾和痢疾等传染病摧毁他们的战斗力，我敢保证他们已经打不了仗。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在巴丹半岛的战斗中受的伤。
所以有一部分人极端仇视美国人，他们将这种怨恨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出来，丧心病狂地虐待我们，寻机报复。
另一部分人则与之相反，这些士兵对我们怀有敬意，很钦佩我们的战斗精神，同样是在火线搏命，他们对我们多少有一些同情。
上一次救我的那个日本士兵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这个小队在巴丹工作了三个月，发生了很多不寻常的事情。
首先，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复的机械劳动，让我们成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专家。
第二，我们中间的一个美国中士，迈克·沙利文（化名），竟然和日本人搞到一起去了，他经常充当日本人的打手。
日本人赋予他惩罚我们的权力。
战前他是圣路易斯的一个职业拳击手，他很强壮，宽肩细腰，有强壮的二头肌，整个人锻炼得就像一头年轻的公牛。
前几个星期，他对看守表现得十分友好，长时间地和他们呆在一起，巧妙地施展手腕，当了我们的头。
他告诉日本指挥官，他可以确保我们的工作干得又快又好。
我们的军官和更高阶的军士，不想惹祸上身，默认了沙利文的领导地位。
后来他们多少有些后悔，因为沙利文得志便猖狂，逐渐骑到大家的头上。
有时为了表示对主子的忠心，他竟然用重拳把我们打得魂不附体。
沙利文从不放过任何表现的机会，他很乐意惩罚我们，似乎这会让他在心理上获得与主人相近的地位。
有次我临时代替一个兄弟做卡车司机，要将车倒到一堆要装车的金属废料旁边，不小心倒过头，卡车的保险杠撞在了金属堆上，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几秒钟之内，沙利文凶神恶煞地冲了上来，拽着我的衬衫，把我从驾驶员座位上拖下来，扔在地上。
他左手揪住我的衬衫领子，把我提起来，右手狠掴我的脸，咒骂道：你这个笨蛋，耳朵聋啦！。
我准备还手，但是身边的朋友使眼色制止了我，因为他们看到日本看守哈哈大笑，拍着手，大声说着：吆西（非常好）。
还有一些日本看守走上来拍拍沙利文的肩膀，表扬他做得好。
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我攻击他们的走狗，日本人饶不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