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日本人明显加强了对我们的防范和管理。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来做其他的事。
每次我们开着卡车到马尼拉送金属废料，我们都会遇到大批亲美的菲律宾人。
我们经过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时候，他们热烈地向我们致意，打出V字手势。
日本人以为老百姓是在欢迎他们，也非常高兴，不停地微笑。
很多老百姓扔食物给我们，有普通的甜蛋糕，还有俗称巴宾卡的甜蛋糕，这是菲律宾人开晚会常用的精美蛋糕。
有一次，在运货的路上，押车的日本兵叫我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食品店旁边，他要买一些水果。
店主见我也下车了，故意从柜台下面拿出了5个新鲜的个头很大的红苹果。
日本兵花了2个比索（菲律宾货币单位）买了一个。
他绝不会想到，食品店老板背后的用意。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我们美国华盛顿特有的红苹果，绝不是菲律宾当地的苹果。
食品店应该是游击队的一个据点，苹果肯定是由美国潜艇运过来的。
游击队这么安排，只是想告诉菲律宾人和我们这些战俘，美国没有忘记我们，美国人民时刻关注着这里。
老板特地把红苹果放在货架上，就是为了给我看见，这对于我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鼓励。
返回营地之后，因为知道了祖国人民还没有忘记我们，我对自己的境遇的感觉好多了。
这一天日本人大发慈悲，允许我们在剩下的时间好好休息，这可是我们来到巴丹收集废铁的第一次长假。
我们赶紧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洗衣服，补充睡眠，还挤出一些时间和好朋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天很快就黑了，我又开始想念劳拉，可爱的小甜心在想我吗？她在干什么？等我回到芝加哥的时候，她还会怀着炽热的爱静静地等我吗？这些念头，在我脑中一闪而过。
我多么希望能给她写封信，哪怕只说一句话——亲爱的，我很好，请不要为我担心！至少我要让她知道，我还活着。
渐渐地，我知道我这是在做梦，纯粹异想天开。
不知不觉地，我哭了，为自己，为劳拉感到难过。
天色暗了下来。
我头痛欲裂，头顶滚烫，我想我是累了，好好休息一下就可以了。
我爬上床，闭上眼睛，沉沉睡去。
突然，我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了火焰山上，浑身火烧火燎的。
我醒了，发现自己疟疾发作了，一阵尿意袭来。
我挣扎着起身，到楼上的厕所去小便。
完事后，我从楼梯上滚了下来，我慢慢地爬，慢慢地爬，爬到床前，借助手臂的力量，躺到了床上。
我的上床伍迪（我不知道他姓什么，不过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要有一个代号就可以了，就好像大家都叫我ten-spot一样，没几个人知道我的真实姓名。
）感觉到床铺的剧烈晃动，被我惊醒了。
他赶紧下来，摸摸我的头，说：你快要着火了，ten-spot。
我要在你的头上洒一些冷水。
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撑不倒第二天早上了。
我只记得我向伍迪要过圣经，我希望在我死的时候，能与上帝同在。
疟疾对于我们这些缺医少药的战俘而言，是最致命的杀手。
第二天，伍迪告诉我，我整夜高烧不退，人都烧得说胡话了。
这是我一生当中经历的最严重的疟疾发作，伍迪一夜没合眼，守在我的床边。
我想起另一次严重的疟疾发作，那是在那次巴丹死亡行军途中。
当时我的朋友奇戈伊和布隆格，架着我往前走，他们不想丢下我，让我成为日本兵刺刀下的亡魂。
他们不让我停下来，架着我走，直到日本兵换班。
此时我们恰好停在路边，路的不远处，是一条相当宽阔的、流速很快的溪流。
我一路都在说着胡话，他们认为再不给我降温，就要把我的大脑烧坏了。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趁日本兵不注意，把我抬到溪边，毫不犹豫得扔了进去。
热身子被冷水一激，我立刻有了意识，几分钟之后，我已经能够自己站起来了，走上大路。
我感觉自己就像猫，有九条命，不管命运怎么摆布我，我都像被扔在空中的猫，最后总是脚着地。
我是幸运的，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守护神，事实上，是他们把我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