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地劳动的第一天，就挨了看守好几顿狠揍。
我步行到农场们，早上六点就下地了，当时气温估计有华氏96度，预计中午飚升至华氏100度。
刚下地，腰上就挨了看守重重的一铁铲，我没注意踩到了一株刚放发芽的秧苗上。
不到两小时，我又挨了第二顿打，看守嫌我干活太慢，用装满沙子的竹棍狠狠地敲在我的头上。
不久，我正跪在地上除草，刚才打我的两个把我拖到营区的一个角落，一个用铁铲柄猛敲我的脖子，另一个的巨型手杖不断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膀上。
回地里后，旁边一个行子的兄弟对我说，我不应该跪在地上除草，日本人怪我压坏了庄稼。
我只能弯下腰除草。
我吸取教训之后，总算没再挨打。
等哨声响起，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看守离开后，我一头栽倒在地，几个工友把我扶回宿舍。
我回到宿舍，发现头上、肩膀上、腰上，千疮百孔，血迹斑斑，都已经凝固了。
我想请休利特医生给我看看伤，哪怕清洗一下伤口也好，最好请他开一张明天不能参加工作的证明。
工友们阻止了我，他们说，那几个看守离开后，就到医务室外面守着，看见在农场劳动的人，去治伤，就毒打一顿，刚有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这个想法就此作罢，我知道，让他们碰到，我是死路一条。
第二天，看守会报上去，列斯特·坦尼伯格，因为中暑死亡。
大量证据表明，甲万那端战俘营的看守是日本军队当中最缺乏教养、素质最低劣的。
如果不是被征调来当看守，他们在国内只能看澡堂子。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愚蠢，以至于他们的上司经常当着美国和菲律宾战俘的面惩罚和羞辱他们。
倒霉的还是我们，他们常把气撒在我们身上，经常寻衅殴打我们。
他们订了很多奇怪的规矩，比如不给大个子美国人提供食物。
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在凶残程度存在差异。
我们给这些看守起了绰号。
这些绰号非常形象生动，是与这些家伙的长相、说话方式、行为动作或者其他个性特征相对应的。
无论大家干活有多卖力，有一个看守总是喜欢大喊大叫，大家就叫他大喇叭。
还有一个家伙说话语速很快，音调怪得像唐老鸭，他的外号就是鸭子唐纳德。
这个家伙动不动就朝我们咆哮，有些时候是抱怨。
这些绰号在战俘中流传得很快，几乎每一个战俘都能准确地把绰号和人对上号。
有一天点名的时候，有5个人没有应声。
看守们发疯似的尖叫，叫大家在操场上席地而坐。
他们没办法确认这些人是越狱了，还是生病了。
这些蠢蛋立马就认为，集中营里发生了严重的越狱事件。
当时我们觉得情况很糟，因为一个人逃跑就会有10个人跟着遭殃。
他们的大喊大嚷，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指挥官。
鬼子军官严厉地斥责他们，命令他们赶快去找。
2个小时之后，看守们汗流浃背地回来了。
他们宣布抓到了这5个人。
看守们对自己高效率的工作很满意，大笑着并互相拍打着肩膀。
不一会，指挥官带着翻译来了。
他命令我们立正站好，表扬了这些士兵，说他们搜捕工作做得很好，因此他不打算按照连坐法来处决被牵连的战俘，不过那些逃跑的人不可饶恕，将在明天一早处决。
实际上这5个人当中有4个是企图逃跑的，而第5个人是藏在一间兵舍的地板下面被看守发现的，他病得很厉害，仅是想找个地方安静地离去，他已经被疟疾折磨的精疲力竭，还在不断地为自己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