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俘当中的一个海军少校，建议我们在舱中做些运动，以保持身体健康，响应者寥寥无几。
我们每天只有两顿分量少得可怜的米饭，还有一碗稀汤，这些食物提供的能量维持我们的生存都成问题，也许除了那3个在厨房工作的幸运儿，其他的人都在挨饿，上哪有力气去锻炼。
这个人后来成了日本人的帮凶，在日本福冈大牟田17号战俘营中，他至少要对3名美国人的死负责，另外还有4个人因为他的原因受到了严刑拷打。
他在17号战俘营是日本人眼里的红人，日本人赋予了他极大的权力——让他负责管理战俘食堂，他有权在战俘中选择炊事员、炊事员的助手，还有在食堂打杂的人。
他能决定我们吃什么，什么时候吃，吃多少。
他的工作给他带来了比一般的高级军官更大的权力。
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狗腿子。
我们在木地板上和衣而眠。
每天晚上都有人疟疾发作，冷得直打哆嗦，哭着喊着想要毯子，几分钟之后，他们又开始尖叫，说他的身体着了火。
恶臭和疾病折磨着我们，使睡眠和在密闭空间之中的生存变得十分艰难。
时间成为最大的负担。
一些兄弟的呻吟，就像指甲划过黑板，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些兄弟的呜咽和嚎哭，像一把利刃要把我们的耳膜撕裂。
脚气病也是我们的另一个敌人，我们长时间营养不良，体内缺乏维生素B1。
湿脚气病会引起腿脚、生殖器、腹部，甚至是面部的水肿，脚部最严重，布满水泡。
我们轻轻拍打患者的身体，以便排出一些水分，减轻患者痛苦。
干脚气病，多侵袭腿脚，与湿脚气病相反，身体缺少水分，引起的剧烈疼痛，就像遭受电击一样。
后来我们才知道，脚气病不同于脚气，它的长期影响是，导致严重的心脏问题。
我很幸运，在巴丹回收废旧金属的时候，还多多少少吃到了一些日本人嘴里剩下的牛肉。
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可是我们又有谁当这种生活是生活啊！我现在的处境，是劳拉无法想象的。
我好想洗个热水澡，冲掉这一身的臭气。
我好希望这是一个噩梦，一觉醒来，一切都过去了。
可是这一切都是真实。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白天我们可以讲故事，可以说话，挪挪窝。
晚上的时间就难熬了。
为了挨过漫漫长夜，我不得不强迫自己回想过去，回想与劳拉在一起的幸福，回想在死亡行军以来的遭受的种种痛苦。
我要活着回家，我要活着等到有权利控诉的那一天！我通常都是这样想的：劳拉在做什么，她会怎样看待我的投降，会把我当作一个失败者吗？她会不会因为是我的妻子，而感到愧疚？最重要的是，她还在等我吗？我得给自己，给兄弟们找点事情干，至少可以让他们暂时地忘却肉体和心灵上的痛苦。
我们需要工具。
好在只要有美国军人聚集的地方，总会有一副纸牌或一对骰子。
没多久，我就知道睡在我旁边的伙计偷偷藏了一对骰子。
我把自己的意思简单地和他一说，一拍即合，赌场开张了，我俩做东，利润二一添作五，对半开。
这个新朋友是海岸炮兵部队的，名叫席瓦尔, 来自于新墨西哥州的埃尔帕索。
他也曾参加国民警卫队，恰巧和我是在同一兵种工作。
他可是一个乐天派，而且胆大。
开船以来，他是唯一的一直唱着或是用口哨吹着美国军歌的人。
他是天生的滑稽大师，善于制造喜剧效果，模仿日本人的动作惟妙惟肖。
他经常模仿日本看守说话:在日语中混杂着英语对着离他最近的人大喊大叫。
他很有趣，充满阳光，诚实正直，并以作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
我们相处得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