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海上漂了28天，到达日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平均体重要比离开菲律宾的时候，瘦了15磅。
如果码头上有磅秤的话，我估计自己只有105磅，失去了战前体重的43%。
尽管我们身在日本，已经踏上了敌国的土地，可是我们还是非常愿意离开泥丸号。
长时间地蜗居在活动空间狭小、人满为患的货舱里，使得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不能正常行走。
普通人老躺着或坐着，一下子站起来的时候，也难免眼前发黑。
我们更严重，大多数的人腿抽筋。
于是我们相互搀扶着走下了泥丸号。
上岸之后，日本人便把我们驱赶到码头右边的一个大仓库里，命令我们脱掉所有的衣服，扔到靠着墙根放成一排的垃圾桶里。
我们一丝不挂地站在仓库里，看着瘦骨嶙峋的身体，感觉很难受。
不一会，6个戴着防毒面具日本人进来了，各个戴着长手套，背着喷雾器的。
他们穿着专门的消毒服，这种衣服是帆布做的，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
他们绕着我们来回走，往我们身上喷药水，头发上也喷。
喷到我身上时，我闭着眼睛，摒住呼吸，闭紧嘴巴。
战后我知道，德国人用这种方法杀死了很多犹太人。
日本人现在做的是给我们消毒，——除去我们身上的诸如虱子之类的寄生虫，杀死一些传染病的病菌。
消毒员只有6个人，我们战俘接近500个人，等他们一个个消毒完毕，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
日本的气温比菲律宾低很多，此时已经是10月，我冻得不行。
随后日本人，给我们发了日式的工作服，还有橡胶底、帆布帮子的工作鞋。
这鞋很奇怪，鞋尖是裂开的，有专门放大拇指的地方；它不用鞋带，用纽扣。
所有的衬衣和裤子都是同一个尺寸的，穿在我们身上，胸围和腰围刚刚好，因为我们已经皮包骨头了，不过袖子和裤管的长度太短了。
日本人还给我们发了一条30英寸长、12英寸宽的白布条，一头有细绳子可以扎在腰间。
这玩意是日本特有的，叫兜裆布，是日本传统的内裤替代品。
我们很多人不会使这玩意，很长一段时间把它当作腰带用。
等我们把衣服穿好，日本人就把我们赶到了仓库外面。
大家都在等待着日本人的出现，等他们告诉我们下一站的目的地。
大家都很想知道，我们将去哪里，干什么。
我想起了劳拉，下定决心一定要挨过接下来的艰苦岁月。
等了一个小时之后，一个年轻的海军军官过来了。
我们一见到他，就立正站好，停止讲话。
这个军官说着一口原汁原味的美式英语。
如果当时我背对着他，绝对不会想到，这样标准的英语出自一个日本人之口。
他说：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长滩，在斯坦福大学读的书。
但是我一直牢记着我是一个日本人，我要为天皇陛下尽忠。
我们将会赢得这场战争，打破美国的封锁，夺取属于我们的生存空间。
他喊道：不要忘记，你们现在是我们的囚犯。
你们来这里，是为了工作，为天皇陛下努力地工作。
然后他又说，火车将把你们送到‘新家’，希望你们尽快适应工作环境，你们要按我们的习惯工作。
日本兵押着我们，走到了离码头不远的火车站。
一辆很破旧的老式蒸汽机车已经在那等着我们。
火车头突突地低吼着，主烟囱里不断冒出黑烟，放气阀不时发出长长的呲声，伴随着大量的蒸汽。
这辆超期服役的火车，让我很怀疑，能不能拖得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