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兵一边大叫着哈依库！哈依库！（快点！快点！），一边大力推搡我们，想让我们快些上车。
在汹涌的人潮中，我根本无法行走，双脚被挤得离开了地面。
就在这时，离我最近的日本兵，抡起枪托，朝我脑袋砸过来。
我伸出右手，捂住流血的额头，本能地回头，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我的这个表情，没有逃过旁边的一个日本兵的眼睛。
他掉转枪身，枪托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弧，重重地砸在我的鼻子上。
我的鼻子有老伤，当游击队员被捕时，就被日本侦缉队打破了鼻子。
鲜血一下子从鼻子里面涌了出来，我连忙用左手捂住，没敢回头，拼命挤进塞得像沙丁鱼罐头的车厢。
我们全部上车后，火车开动了，对于去往哪里，我们一无所知，刚才军官没说。
我们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如果我们还在菲律宾，盟军反攻的时候，我们还可望获救。
现在我们是在日本，盟军什么时候，才能打到日本来啊？说不定他们还没打到日本，我们就已经被日本人折磨死了。
就算我们还活着，也要等到战争结束，才能自由。
我清楚地记得，在巴丹收集废金属的时候，在路边小店看到鲜红的美国大苹果，我感觉祖国离我很近；我还记得，当我开着卡车进入马尼拉市区时，菲律宾老百姓热情地打着V字手势。
原来我们还有梦可做，而今梦想已经被残忍地粉碎了。
在敌人的土地上，我们奴隶的身份还要保持多久？我一点概念也没有，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让我抓狂。
火车在日本的大地上穿行，无情的现实再一次提醒我：无论如何，我生存下来，哪怕要和那些讨厌的家伙相处，不管多久，不管他们如何殴打我、折磨我，剥夺我的尊严，甚至杀害我的朋友。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活着，回家，以后做任何事情都要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就像我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走一段路，就确立一个能看见的标志物。
我以后的每一天将这样度过。
首先，我必须要每天保持忙碌，即使很疲劳，也要做一些事情来刺激自己，使我可以面对明天。
第二，我不能只是坐以待毙，让日本人对我为所欲为，相反地，我发誓要拥有发言权，哪怕只是微弱的发言权。
第三，为了生存，我要用我在巴丹学会的蹩脚的日语去与日本人交流。
6小时之后，火车拉响了汽笛，到站了。
火车缓缓地滑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日本城镇。
我感觉以前在杂志上看过它，因为它颇具代表性。
我的朋友们非常震惊，因为这与他们想象的工业化的日本差别太大，——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是用竹子盖的，茅草做的屋顶。
我走下火车，仔细搜索，只发现一座砖头砌的房子，它应该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吧。
街面上机动车辆，为数不多，而且相当破旧，走的时候发出嘎嘎的声音。
好些当地居民聚集在火车站，伸长了脖子，想看看我们美国人长什么样子。
他们都是典型的日本人打扮，饶有兴致地对我们指指点点，好像我们是囚禁在笼子里供人参观的动物。
人群当中有不少穿着和服的日本妇女，没几个让我看得上眼的，我感觉她们一点也不优雅。
她们和日本男人一起，发出嘈杂的笑声，做着夸张的表情，满脸的不屑。
这些平民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刺痛了我们，剥夺了我们做人的尊严。
日本人的战争文化当中，视投降为耻辱。
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战争，只能投降。
我们被打败了，就被看成懦夫。
而他们对待投降的懦夫，就像对待陷阱里的动物一样，可以任意挑逗，任意摧残。
我们在他们眼里，只是劳动的工具，而不是与他们一样的有尊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