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几个星期实在难熬。
我的体重较之战前，至少减少了60磅。
我从小在芝加哥这个大城市长大，连煤矿长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矿井内部了。
我们绝大多数人还受着疟疾、阿米巴痢疾的折磨，身体非常虚弱，还不太适应这种高强度的危险工作，可是我们不得不在最不安全和最恶劣的矿井中工作。
我们每天要带着挖掘工具，步行3英里走到矿井，如果运气好的话，能坐人车下井。
这样的好运不常见，大多数时候我们必须步行下井，因为日本人占据了人车的所有位置。
我们戴着前面装有矿灯的矿工帽，拿着手提钻、铁铲、斧子、锯子、铁锤、饭盒，腰上缠着放电池的包。
刚下井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衣服还是全的，越往深处走，我们的衣服越少，到工作的巷道的时候，就脱得只剩下兜裆布了。
巷道里又闷又热，我们离开主井口越远，空气就越糟糕，采煤工作区域只有很少的新鲜风供给。
三池煤矿的主隧道倾斜度是15%，这意味着我们每走100英尺，下降15英尺。
（美国最陡峭的煤矿隧道所允许的倾斜度，只不过是6%。
）三池煤矿最深的巷道，深入地下半英里。
我们每天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巷道和隧道中行走，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倒退着爬，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之后，走出矿井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我们要用10个小时挖煤，把煤运到运煤槽上，搭建支撑顶板的柱子。
在采空区内作业，经常会有冒顶（顶板塌方）和支撑柱倒塌的事情发生，很多兄弟失去了生命，缺胳膊断腿的很多。
落石砸伤了后背，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冒顶和支撑柱倒塌往往是致命的，我们的兄弟会被埋葬，与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日本监工也难逃一死。
不管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故，只要矿井能正常运转，我们的工作都必须继续。
在所有的工作当中，对战俘最困难的是建支撑柱，尤其是把大石头抬到柱子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有多虚弱。
碰到一些又大又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两三个人合力才能搬上去。
在这个时候，日本监工总要嘲笑我们。
他们会说：美国高大而软弱，日本人矮小而强壮。
接着是哈哈大笑。
有一次，我们想把一块大石头搬上去，没那么大的力气。
同伴们就想办法，想把它滚到柱子脚下，还是弄不动。
一个日本监工嘲笑我们：瞧瞧你们这些美国人，两个美国人搬不动的石头，一个日本人就可以搞定。
我听到这样的话，觉得很愤怒，但是转念一想，觉得这是我们的机会。
我决定因势利导，让他帮我们把这个活干了。
如果一个日本人真的能干两个美国人干的活，那么我们不是能早一点休息了么？好在那个时候我的日语已经能让他们理解我的意思。
于是，我乘机向日本监工打着手势说，请让我们看看阁下是怎么做到的！日本监工听到我称呼他为阁下很开心，立马站起来，往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两手一搓，抓起一块大石头，举到了柱子上。
我开始鼓掌，其他人也跟着鼓起掌来。
这还没有结束。
另一个日本监工走向了另一块更大的石头，大哼一声，把它举到柱子上，而且使用蛮力改变石头的方向，让它妥帖地搭在周围的石头上。
我再次带头鼓掌。
两位露了一手的阁下竟然朝我们鞠了一躬。
我们也向他们鞠躬，和他们握手，轻抚他们的后背，给他们更多的掌声。
他们竟然开始帮助我们建柱子了。
我只是用了很简单的心理战术——但是很有用。
他们喜欢美国人的掌声，想要多少，我们给多少。